再没有比我们的所谓理论的预言家更鲁莽的人了。他们只会计算平衡和超额，就象任何商人在自己设想的业务方面所做的那样。如果这种业务一方面要损失一个埃奇，而另一方面则可以收入二万个埃奇，那么，这里明摆着将赚得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埃奇，于是这笔生意就值得成交。这就是他们准备交易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固然，他们将丧失从自己的四种行将破产的虚伪科学方面所得到的收入，但是，他们将得到下列的收入作为补偿：
第一、由精确科学所获得的收入。这些精确科学将取代哲学，而创立这种科学又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且除了使它的缔造者获得巨大的收益外，还会使他获得崇高的荣誉。
第二、由对哲学著作增补了所应补充的批判性阐释而获得的收入。因为这些哲学著作将来连同这种阐释加以重印时，将出售百万册，全地球五十万个乡中，每个乡至少要销售六册。
第三、由监督学习所获得的收入。在协调制度建立的初期，必要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活动家的人数很少，连千分之一都不到，需要在正规学校中培养这种人材。而且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担任监督一个区的某一个学习部门的工作，他简直就能大发其财：在所有各乡的收入中都有他的一份，他将过着教育大师的生活。
第四、由统一奖金中获得的收入。这种奖金将使作者获得几百万的收入，并且会即刻给他们戴上桂冠，而不管他们的人数有多少。一个法郎的报酬，对作者来说，就是意味着五十万法郎的收入。如果大多数的乡投票决定给某一首短歌或一首四行诗一个苏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得到二万五千法郎。
第五、由阐述类比学所获得的收入。因为这个部门能够使每个获得者得到的收入，至少等于指定给巴黎的学者们，以及等于被少数得到垂青的兼职者所吞没的四十万法郎的可怜预算。
我对这些好处已作过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哲学家们只考虑到他们的体系或编写的著作的垮台（因为现在没有统一的学派首领）。这种计算乃是这样一种人的计算：他认为去担任一个有二万埃奇的收入的、比较稳固、比较受尊敬和比较易于执行的职位，而放弃具有一万埃奇收入的职位，是自取灭亡。
被触伤的自尊心使他们迷惑，他们只看到转瞬即逝的耻辱，而他们却可以把这种耻辱变得对自己有利。的确，如果向他们说：“我们过去上了你们的科学的相当大的当。人类所需要的只是计算命运；有三十二条途径可以达到这种命运，而你们在三千年中间并未能发现其中任何一条途径！”那么，他们便会提出异议，就会讥笑文明制度的听众，并且会向他们说：“我们是真正的学者，因为我们能够在三千年漫长期间靠你们过活，向你们出售我们关于卑视变化正常的财富的哲学的花言巧语，我们不致蠢得拿寻求发现来替自己制造麻烦。因为这种发现要作者花费三十年的时间，对于事情斤斤计较的我们，把三十年时间投在还能冒遭受失败风险的研究工作上，会是何等的愚蠢啊！由于你们不曾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是应该嘲笑你们的，因为你们作为一个不是学者的作者，是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的。我们还会大笑一阵，因为除了优越地位外，我们同时将获得巨大的利益，我们将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旧哲学的负担。最后，将在征得当局的同意下，在新的、反哲学的舞台上出现。”
我可以依据这些前景证明，出售关于某种名著（如《特列马克历险记》或《田野上的人》）的批判性的讨论文集，即使仅以每册得到一个法郎的好处计算，那也至少使作者可以得到五百万法郎的收入。如果该著作享有崇高的声誉，按每乡购买十册计算，那么全球五十万个乡至少要购买五百万册。这种事情只有从建立协调制度时起才会出现，而且写这种解释性的补充读物将成为一种轻而易举的工作。一个有经验的作家在三个月内就可以写成一本与《特列马克历险记》篇幅相当的解释性补充读物。难道他们现在干哪一种职业能够在几个月内保证不使用任何欺骗的手法而能给他们带来几百万的收入吗？如果他们愿意出一点力气好好想一想这一发财致富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因为我给他们发现这些金矿而大大地感谢我了。
但是，傲慢的心理使人们作了另外的一种决定。而在哲学家集团中曾经决定要扼杀这种使收入增加三倍和即刻解除国库一切困难的发现。野蛮无知之徒说：“我们绝不让这种新科学出现：舆论界和政府会觉察到，我们蔑视任何发明的工作，我们永远重复同样一些已经解决了的和毫无结果的旧的学术争论，而把一切有用的科学置诸脑后。必须预防打击。让我们当中的一位来讥笑和侮辱发现吧！基佐，您去创办一种为读者信任的杂志，请您把这种书加以糟蹋吧，并迫使小报都来支持这种嘲笑吧！您为我们服务得很好，有人会介绍您担任我们的预算中空着的第一等清闲而收入优厚的美差。”
谈判就这样达成协议了。基佐先生便把事情担当起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他生了一个有趣味的小宝贝：1829年5月份创刊的《法兰西杂志》。
他发表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捏造和谰言，把他自己的误解和荒诞无稽的意见硬加在我头上，并使人相信，仿佛我希望挤进哲学家之林。他甚至挖苦我的理论说：“总的思想大致就是如此。如果我们转到详细情节，我们就会供给不止一位读者嘲笑的论据。我们碰碰运气来选择一些例子。”他就是带着这种善意的态度从完成捏造开始的——他想像出一些滑稽可笑的词句，而硬把这种词句加在我的头上。这种滑稽可笑的词句是：情欲是各有不同的；秘密在于好好把它们分类。我敢打赌，在我的书中就找不出这一类无聊的字句。它是从基佐先生的脑子里想出来的，如果他把它提出来作为讥笑的论据，那么，应该被讥笑的正是他自己。捏造终归是捏造，而他还能会捏造得出什么更好的东西呢？
既然这部书中有这样多滑稽可笑的思想，为什么不把它们都公开地抄录出来呢？又为什么杜撰些我完全没有写过的滑稽可笑的词句呢？基佐先生一开始就是使用这种伪造者的狡猾的手法的；我们还要继续谈一谈他的诽谤的策略，以及他作为科特多尔省和都伯省选民委员会提出的自由主义候选人的本领。
据他自己说，他是信手摘引的。但是，即使是摘引很准确的话，这也已经是一种伪善的行为。也许运用信手摘引的方法，就可以把考涅尔说成是市侩式的诗人，只要信手从他所写的《阿蒂拉》一诗中摘引前面两句诗就行了。而只要信手摘引这一行：X等于Q平方减这两个Q中的根，那便会把最高超的科学——代数学称为丑恶的科学了。基于这种理由，凡是不懂代数的人都会说：“这是科学中的丑恶的行为：在这里，只谈到平方屁股和屁股的根。”由此可见，借助于狡猾的断章取义的引证是很容易对新科学加以嘲笑的——德·拉波伯爵用下面的话揭露了这种手法。他说：“把任何一篇演说的词句都拆开来，不把上下文连贯起来，而使它们都成为独立的句子，那便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奇谈怪论。”基佐先生的策略就是如此。他庸俗地和狡猾地把我用了四章来加以阐述的东西，压缩成了四行，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幼龄儿童——乳儿和幼儿要分为听话的孩子、暴躁的孩子和淘气的孩子；到三岁时他们便转入幼年特利巴，在这里将由辅导员加以管教。”在这种简略的叙述中所包含的思想是多么荒诞无稽呵！仿佛在听大傻瓜若克里斯或纨袴子弟卢塞尔胡说八道。这是基佐这位酷评家的狡猾手法之一。他曾补充道：“傅立叶先生的分类和语言（这是基佐的语言）的这些样板，当然，并不是从最特殊的例子中挑出来的，还可以摘引出几百处比这些文字更滑稽可笑的文字。”你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要是你们已经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们也是那种恶毒的下流作家即舆论的制造者（正如大臣维莱尔[6]精辟地所说的那样）。这就是被你们阴险地牵强附会和曲解的那些词句的意义。
既然在协调制度下幼龄儿童要按性格和气质分在一个大厅里加以管教，以便有可能来认识和发展他们的本能，那么，就必须给予这些幼龄儿童，以及义务担任发展儿童的本能、气质和性格的工作的特定职员一些名称。
我为这些年龄的类别选择了一些全法国所通用的名称——乳儿、幼儿、少儿、幼童。如果基佐先生喜欢别的名称，那就请他象造谣中伤和伪造引文一样来任意杜撰几个。我从通用的名称中选用了一些指小意义的名称：例如，我从专门培养四岁儿童性格和本能的教员（MeHToP）这个名词组成男教员（MeHTopeH）和女教员（MeHToPиHa）两个词；我拿保姆（EoHHa）一词组成了男保姆（EoHHeH）和女保姆（EoHHиHa）两词（我们的任务是按等级和考验来分配三岁儿童的气质）。基佐先生认为这件事是很可笑的。诚然，在他的笔下，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凡是知道协调制度的家庭将在两岁到四岁的儿童中进行劳动教育和卫生教育的人，对这件事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知道在文明制度下，是不能够从交给名为保姆的无知少女来教养的这样年龄的儿童身上得到任何好处的。既然必须在这种幼年时期就教给他从事二十种手艺的有益知识，那么，为了使他熟悉这样多的工作，就必须把他交给各种不同的教师去管教。而这些教师应该按照自己的专业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虽然这件事不为基佐先生所喜欢。
关于他的乱七八糟的序论，我还要说几句话。
社会在目前已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是不正确的：它已空忙了四十年，象驯马场上的马匹一样，又回到了它的起点。这就是文明制度始终只是处在它的第三阶段而不能升到第四阶段的原因。它在罗伯斯比尔时期经历了向野蛮制度倒退的运动；在五执政内阁时期经历了民主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或第二阶段；在波拿巴时期更经历了军事独裁；现在它在渴望神权政治——所有这些都是倒退运动的陈旧表现，而不是新鲜事物和进步的表现。哲学家们把借助于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所发动的政治战争，说成是一种进步。其实这是循着混乱途径前进的运动。他们也同样赞美自己的曾被种种后果所破坏了的关于工业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就是海上垄断和其他奴隶附属的可耻形式。这种罪恶的经营制度不外乎是恶性的政治肿瘤，而不是完善的境界，因为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前面曾经列举过的二十四种灾难。而这些灾难的行列每天都在扩大。
我们还要继续谈一谈基佐先生的夸大其词的序论。他说，“导致社会前进的运动，将会为有洞察力的眼光所发现”，这只是吹牛而已。孟德斯鸠则比较坦率，比较明智，因为当时他曾说：“人类社会存在着虚弱的病症的内在缺陷，并中了神秘和隐秘的毒害。”难道孟德斯鸠的权威还不如基佐先生的权威来得高吗？
他向我们说：“这些伟大新鲜事物（民主主义古董的巨大表现）的情景，在使慎重的智慧摆脱了幻想的体系的同时，还激励了果敢的智慧去超越已经是如此惊人的现实了。”多么豪迈而又夸大的言词啊！多么狡猾的作风啊！他在目前的现实中会发现什么奇迹？是不是间接税？是不是用鞭答来管理的英国式的工厂？光荣的奇迹就是这些由工业主义幻想所产生的蚂蚁般的贫民，而他却硬要向我们说工业主义就是使智慧摆脱了幻想体系的伟大新鲜事物！可以回答基佐先生及其附和者们：如果你们不喜欢幻想的体系，那么为什么要扼杀象马尔萨斯一样打算指出你们的政治失策的人的呼声呢？你们的政治失策就是人口过剩、贬低工资的竞争、欺诈的商业斗争、农业的分散性，以及人们无法享受得到的间接消费。难道把这些有害的手段当作指南针的哲学，不是比任何时候更沉溺于幻想的体系吗？
基佐先生说：“看来，特别是两种东西打破了改革家们的想像，即一方面是协作社的威力。”他们并不晓得什么叫协作社，他们在选举的种种勾心斗角中侮辱了协作社的名义。他们由于理论贫乏，在英国和美国所进行的农业协作的一切试验中都遭到了失败。因此，他们被自己手中的软弱无力的方法的威力所吓倒（非常精确的词句）。接着基佐又补充说：“而另一方面，他们被不平等的痛苦所吓倒。”原来他们的恐惧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不平等绝不是社会苦难的原因。社会苦难起源于产量不足，起源于不良的分配方法和其他原因。我曾通过把这两种分配序列加以比较的方法精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两种序列一个是文明制度下的唯一的、简单的和不合理的序列A；另一个是将成为协调制度下分配序列，并使一切阶级都获得满足的合理的和真正的序列B——这是一种极不平等的但对低等阶级是适合的序列。
“他们（改革家们）曾想着求助于协作社，以便寻求摆脱不平等的手段——从而产生了罗伯特·欧文、莱特小姐[7]和《生产者》[8]派的学说和试验。傅立叶先生的书即属于这一类型的思想，也作着这一种探索。”这是完全不对的。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们的方法和他们的基本论点毫无相同之处。我支持不平等的优越性，而他们却加以反对。我绝不是象他们那样靠着章程来办事，而只是靠着引力来办事，他们是在哲学的烂摊子中找寻什么旧货，而我则创造了一种新的和不曾被人研究过的科学；他们只是力图激怒国王和教皇，而我则是要从事改造农业和商业。因此，我和这些思想家们恰好相反，而不是属于他们那一种类型的人。
他补充道：“在我与这三个伟大人物之间，在智慧、情感和才能上，毫无疑义是有差别的。”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同意基佐先生的说法；除了我之外，大家都具有智慧。可是在需要有发明天才（这种天才无论在罗伯特·欧文先生那里也好，在莱特小姐那里也好，在《生产者》派那里也好都找不出来）的地方，智慧有什么用呢？智慧是我们的世纪的政治病之一。我们的世纪感染有两种疾病——由于智慧太多而产生的病，以及由于工业过分发展所产生的病。我们看到，它在实际的保障和农业协作社的问题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无论智慧也好，才干也好，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这一点要靠发现才能做到。至于基佐先生认为我是没有理智的，那么，我们以后在翻阅他的著作的任何一页时，就会看到他的理智是怎么样的。
他希望把我与上面提到的几个诡辩家混为一谈。关于我，他是这样说的：“他是同样设想，可以按照僧院的榜样来改造社会。”恰恰相反，我所以谴责诡辩家们正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形成这样的一种经济寺院。他们阻挠本性或引力的发展，阻挠分成不同阶段的和有重大差别的不平等表现的倾向。
就这个问题来说，基佐先生是自相矛盾的。他接着承认，“我主张要有与多种多样的智慧、体质和嗜好相符合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可见，我并不主张那压制嗜好、癖性和使大家趋于清一色的那种寺院式的活动方式。他补充说：“我反对欧文派强迫自己的没有头脑的信徒接受的那种强制性的清一色。”可见，我并不象欧文派那样，主张把寺院的秩序硬塞进经济活动中去。从常识的观点来看，这个预言家所说的两段话中具有何等荒唐的矛盾。
他指责我，说“在我的著作中，文明和道德永远是两个不好的名词”。毫无疑义，因为文明是欺骗的王国，而道德则是它的工具。但是，他所说的是哪一种道德呢？要知道有几千种道德，仅仅由于这一点，道德就是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理应受到卑视的科学，就是所有伪君子的一顶假面具，最后，它并且成了商业和欺骗的伴侣。
没有几千种几何学，而只有一种几何学。真正的和值得尊敬的科学的特点，正是在这里。可是，从鼓励杀害易希洛人[9]、鼓励盗窃和鸡奸的莱喀古士的道德起，直到要求人们高高兴兴地缴纳间接税的圣兰伯尔的道德止，存在着几千种道德！反正这都是一条绝路，而且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种危险的圈套。因此，道德家都是些老奸巨猾的骗子手，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力求不去遵守自己的学说。请看一看塞涅卡在这方面的行为吧！他一方面宣传卑视财富，自己却一方面积累了价值两亿法郎的财产。
我们拿基佐先生的善意的声明来作为本文的结束。他为了装出一副对我宽容和庇护的姿态，在文章结尾中写了下面一段充满伪善的话：
“我们本来在原文中还可以举出几百处更加滑稽可笑的地方，但由于尊重他在自己的整本书中所表示出来的严肃性和诚恳的态度，因而没有这样做。让读者自己去决定是不是应该更广泛地熟悉这位作者的理论，因为他拿这一理论同象发现新世界和咖啡……这些极其伟大的发现相提并论……”当然，基佐先生，象在文章开头时那样，在文章结尾时也需要伪造引文。在最正确的意见上投上一层滑稽可笑的暗影——这是一种犹太人的狡猾手法我不曾议论过发现咖啡是大发现还是小发现的问题，我只是在咖啡和引力之间作过关于它们被人迟迟发现的比较。我曾说：“它具有咖啡的命运，咖啡在供人类享用以前，已经在摩卡的田野上被人轻视和践踏了几千年。也是如此长期地受哲学家们卑视的引力，现在却成了人类取之不尽的泉源和快乐的海洋。”我在咖啡和引力之间所做的关于它们迟迟被人发现的比较，实际上就是如此。请把这种思想与基佐先生在关于咖啡问题上硬加在我头上的愚蠢的想法作一番比较，你们就会得到一个衡量他的假仁假义的尺度。利用这种伪善的天真态度，这种把词句倒置和把含义篡改的手法，很容易把发现加以践踏，并使人们相信（就象基佐先生所做的那样）：“不可能再有更离奇古怪的风格了”。须知正是您，象我在咖啡问题上所证明的那样，在伪造词句和曲解某些恶意挑选的字句的意义时，创造了这种离奇古怪的风格。然而，我的风格乃是一个没有染指讲坛的野心的人的风格，他不需要通过学院派曲意奉承的方法而直接去达到目的。这种风格既简洁又流利，任何读者都完全可以理解它，而不象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基佐的空洞思想那样叫人难懂。至于这种空洞思想的范例我将在下文的结尾中提供出来，以便让读者有机会进行判断，我们两人之中究竟是谁的风格更加离奇古怪。
关于他的策略，说了这些就已经够了。这一策略将会由科特多尔和都伯这两个选民委员会作出评价的。他是被这两个委员会提出来作为自由主义（他对玩弄诡计和造谣中伤是很自由的）的候选人的。如果能忠实地把关于一切的发现（包括我的发现）告诉他的文集的读者的话，那么，他们便完全可能在一个法国人评论的标题上安上一个野蛮人评论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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