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它不是我们的，那么其中当然不会有智慧。
如果劳动引力理论（它不是某一位朋友的创作）确实被人发现的话，那么，由于预算、自由主义和选举而使人感到厌烦的一切东西，以及在宪章运动名义下所进行的一切钩心斗角，就立刻会灰飞烟灭；这些政治的斗牛士们的竞赛将象一场噩梦一样，一下子被人忘却了。他们向政府所隐瞒的那些本来可以使它从中得到许多好处的发现，必然会给政府带来重大的损失。根据这种损失就可以判断出政治斗牛士的活动是多么有害。巴黎的这些诽谤家们有自己的禁书目录和灭火器：当他们想要扼杀某一本著作时，他们就把作者形容成为一个蠢不可言的大傻瓜，以致使任何一位稍有头脑的读者都会认为这是一种骗局，并且会说，让我们检查一下这种所谓愚蠢的东西。要知道人们就是这样地谈论哥伦布整整谈论了七年。在这里，哥伦布的事件难道不会重演吗？
为了弄清骗局，让我们考察一下政府与哲学家之间的论战的实质。需要新的捐税——这就是一切争论的隐蔽的意图。哲学家回答说，必须励行节约。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提供新的资金。仅仅就法国一国而论，它就需要为国库提供两亿的收入，以便来补偿各种苛捐杂税——间接税、盐税和关卡税。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求助于两个存心想欺骗它的集团——议员和经济学家。议员一般说来是一群机灵而善辩的人。四十年的经验已证明，他们善于高谈阔论邪恶，却发明不出克服邪恶的手段。要是让反对党进入内阁，那么，它从第二天起就会支持它头天晚上所揭发出来的舞弊行为和苛捐杂税。任何一个国王只要向他们说：“你们希望入阁，那太好了！我现在把你们安排在这个职位上，不过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要为国库的收入开辟一条新的生财之道——两亿的收入，而且要这样来分配：促进农业的生产，使农业免除它深感苦恼的捐税的负担，同时以很低的利息向农业提供它感到不足的资本”，这就会使他们陷于极端狼狈的窘境。对于这一号召，反对派会报之以沉默，因为它没有发明的本领，不晓得社会力学领域中的新设施和真正前进的途径。如果您向它要求两亿的新收入，它便会向您提供两百篇空洞无物的演说词，并且竭力提供一点点被人丢掉的麦穗——从那些不受各政党庇护的阶级中搜括来的一些微不足道的金钱（征收豪华的私邸税，以及征收与实际价值相称而与雇佣工资不相称的捐税的草案，就是如此。这种极其公正的捐税实际上是捡拾被人丢掉的麦穗，它是已经制定的规章的结果，而不是财源方面的新途径）。为了摆脱困境，就必须有所发明。政府只向一些大智大慧的思想家们征求意见，却长久地忽略这种发明。政府本来是应该用悬赏竞赛和颁发奖金等办法来鼓励人们从事发明的。
如果说，形形色色的演说家们对政府服务得很不好的话，那么，其他有才华的人对政府就更加有危险了。这些人就是具有四种欺骗本领——说教、政治学、经济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政府在接受和考验发明家方面，是过分信任他们。它相信他们伪装出来的对发展教育的热心。它不晓得，哲学家会议的首脑们绝不希望发现。甚至其中那些挤入物理学家之林的人，在这方面也是嫉妒心很重的。任何发现都使他们感到惊慌不安。难道他们不是把帕宾[10]、富尔敦、勒蓬和其他许多人逐出巴黎吗？因而，有两类人即正直的人和虚伪的人结成了反对发明者的联盟。他们的推论的进程是这样的：“我们把持着以这种科学和这种幻想为基础的事业，并且拥有四十万法郎的预算，因此，我们不希望任何新事物，因为任何新事物都会破坏我们的事业，而使我们的荣誉扫地以尽。”
这个计划是在指挥一小撮阴谋家的反动分子的授意下制定出来的，他们就根据这一计划向某些报纸发出指示，并借口向完善境界飞跃来压制那些使智慧的垄断者感到惊慌不安的任何发现。固然，有一个发明委员会存在。但是它依照指示只许为欢喜各种发式的人发明发油，只许给爱美的人发明假发，以及进行一些诸如此类的发明。任何一个理发师和任何一个裁缝，都领到裤钩的挂环或鬈发的种种专利许可证。它还授予工厂机器的某些发明者以专利许可证，因为工业主义已成了党派精神的杠杆。但是，如果把这种能够向政府提供它所需要的两亿收入、并且与哲学体系大相径庭的理论提到委员会去，这个委员会第二天就会迫令半打完全受它控制的报纸对这种理论大加指责，其他报纸也不敢对这件事说个不字。政府要是依然让哲学界作为自己利益的鉴定人和当事人的话，便是把鞭子交出去，让他们对自己进行毒打——难道哲学界对那些将以源源不断的知识来破坏它的虚伪体系和它的商业活动的任何一件新事物，会放过任何一个反对的机会吗？
例如，如果所指的只是不越出文明制度范围的措施、即与引力结构不相干的改革的措施，那么，便有两种对政府的服务将超过政府所希望的新措施——这就是改造农业和改造商业，或是确立一种诚实的行为方式以代替欺骗的竞争。对国库来说，从这种制度中每年可获得两亿的收入。农业的改造工作或有纪律的农场的制度将会成为更加光辉的事业。如果把这些农场提高到进行竞赛的阶段（如果只有我们反人民的济贫院那样的纪律性的话，它们便只会是一些苦牢），它们便会为法国国库带来四亿的收入。
但是这些与我们的习惯和偏见非常接近的工作，不能够象协调制度那样，经过六个星期的活动之后就能实现。商业的改造要用六、七年的时间，农业的改造也要用三、四年的时间。第一种改造只有由政府来完成。可是在象法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内阁由于不断更迭未必能够指望存在六个月之久，难道能指望它在六年中执行自己的职务吗？企图改造商业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会替某一个将打倒自己的新敌手增加声誉而工作。
我本应该向法国人推荐一种事业。这种事业能够迅速完成，而且即使象诽谤者们所武断地说引力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话，也还会有很好的坏结局——使资本和收入增加两倍的优点。因为在物质方面是可靠的两个理论部门将始终存在，这就是按谢利叶来生产和消费的协调制度的节约性，其次是本能的较早的发现及其有益的应用。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指责我的理论，说是里面稀奇古怪的远景太多了。不过我可以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对它们加以压缩。凡是能够攀登到蒙布兰[11]最高峰的人，一定能够登到半山腰或山的四分之一的高度。为了使叙述尽可能加以压缩，我需要写五、六卷书。我只从协调制度结构的最高阶段来考察问题。凡是能够作长篇大论的人，也一定容易做到言简意赅。
在这个问题上，当局赋与哲学家以双重角色（鉴定人和当事人）时，便使自己陷于非常荒谬的地位。在法国，可以自由写文章来反对一切当局，用诗和散文来侮辱每个大臣，攻击教会、官吏和机关——所有这一切都是许可的，因为这是为哲学的派系服务的：哲学派系实际上拥有对舆论的领导权和一张真正的禁书目录。它支持按照它的精神写成的一切东西，而排斥那为当局服务的东西。在政府未能创立哲学的反对派以前，这种精神和智慧的垄断现象将一直存在。
人们已经感觉到需要这样做，却不曾发现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们为了抵制哲学著作而成立具有善良意图的文艺创作协会已经有了六年。这是一件软弱无力的武器。人们对斗争事业的看法是很不高明的。为什么让哲学去驾驭舆论呢？这是因为它答应给一切人以幸福——给人民以自由，给全民族以富庶、幸福、教化、完善境界和高度飞跃等等；这是一位包治百病的医生，他的狗皮膏药能够祛除一切疾病；这是向你许诺在赌博中能赢得十万埃奇的幸运的一种转变。
哲学家们将沉溺在这种幻想之中，直到群众陷入不幸的境况为止。如果您希望清除他们对于这件事的错误看法，您就要向他们提供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要从一百五十个家庭最小的试验开始，而向他们提供哲学家们用来欺骗我们的一切幸福。一旦小规模的试验取得成果，骗局将会被揭穿。人们便会懂得，为了达到幸福、正义和真理的王国，为了获致真正的自由和按等级分配的财富，就必须完成与哲学家们所贡献的意见完全相反的一切东西。哲学家拥护分散、欺诈自由和道德，而人们必须采取协作、诚实保障和引力。一旦这种情况得到具体的证明，一且四种虚伪科学彻底遭到破产，我们便会看到，他们的泰斗将会怎么样来否定他们自己。
至于谈到现在，那么我们能够用什么学说来抵制这四个雪丽娜[12]（过分繁重的义务；合法的剥夺和苦难；关于克制自己和甘心当奴隶的庸俗道德；盲目服从、爱护贪心的主人和高高兴兴地向收税人纳税的坚决命令）呢？在应用如此拙劣的武器来反对哲学家时，哲学家们便用不着花费多大力气就会取得胜利，并且控制住舆论。假如成立一个协会来讨论相反的学说，并促使人们在实践中来检验这一学说，那么，各个哲学派别马上就会被人抛弃。但是，政府看来是与自己的敌人意气相投的。它认为诡辩家们乃是舆论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因此，便继续让它们充当审查那些与他们对抗的理论的鉴定人，还让他们随意堵塞发现的道路。
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令人奇怪的疏忽大意的错误：它多么害怕新事物！！！恰恰相反，这却正是它应该希望的东西。一切哲学体系从来不曾向当局提供过任何新事物，而它们本身又老是在同一个轴心上（在家务和农业的缺乏联系上和在商业领域的欺诈竞争上）打转转的、蒙了灰尘的古董。由此可见，正是新事物才是政府的救命圈。不过我所理解的是真正的新事物，而不是学院派那种水彩画。因为这种水彩画只是以新的色彩来复制被近代人的商业幻想大大扩展了的雅典和罗马的陈腐空想。
对古代和近代的这些偶像的攻击会使记者们大吃一惊。他们不敢公开地宣传这种理论，因为担心遭到散布恐怖空气的野蛮人委员会的谴责，或者不再受到他们信任。据说，仍然存在按行数付广告费的办法[13]——这个代价太高了：仅仅是在一些大型的日报上公开发表言论（两篇论文在每张报纸占三栏地位的话），在六家报纸上就至少需要花费六千法郎的广告费，因为要谈论这样不寻常的论题，是不能够象谈论人所共知的科学那样直截了当的。简单的报导只会引起人们的怀疑。我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我曾在5月2日的《辩论日报》上刊登过这种文章）。
有些人说：本应该成立一个团体，来讨论新的学说；第一批信徒会培养出其他一批拥护者。毫无疑义，这种办法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在巴黎成立攻击当局和宗教的任何理论团体是很容易的，而成立攻击哲学的学术团体却很困难。一方面是舆论受了这个雪丽娜的欺骗，另一方面是作家们被恐惧所吓倒。他们害怕自己会被按照野蛮人委员会的黑名单遭到放逐。
虽然如此，但是政府会在鼓励这种团体上使自己得到好处。它所得到的保证是：议会的最近一次例会将会开得很平静，而本来却预计会有一场激烈的争吵的。人们一旦看到新的学说得到传播，就会相信一切政治的阴谋诡计将会被人所唾弃。既然内阁可以从一打的改进措施中进行自由选择，而且将从这些改进中逐渐获得二亿、三亿、四亿的新收入，如果它希望的话，还可以得到十亿的收入，那末为现在已经山穷水尽的捐税担忧，将是毫无益处的。人们会认识到：自由主义是一种骗局，是人民和政府的陷阱；工业主义是反对劳动人民的一个真正阴谋；哲学是教化的扼杀者——这一切将很快地为依靠报纸的经济改造协会所证明。在短短的时期内，人们就会擦亮眼睛，舆论就会完全改变面貌，并且会怀着怜悯的心情来看待政治的纠纷。
对于希望出人头地、希望摆脱哲学的监护、希望立刻恢复财源和争取舆论的那个大臣来说，这是一个美妙的活动天地。他给予这些诡辩家二十万法郎的预算，至少是科学预算的半数，结果却被他们所出卖，并且失去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假如他通过成立新的学术团体的方法来消灭他们的话，只要提供预算的百分之一——二千法郎——就行了。这个新的学术团体将不断指出哲学的谬误，使哲学彻底破产。
同贼喊捉贼的骗子手们一样，这些伪君子们也在大声疾呼地反对摧残者：他们一方面束缚着思想，一方面竟高谈阔论地反对黑暗势力——正是他们依靠毁谤性的禁书目录在束缚着思想。现在他们也在犯罪的现场被逮住了。正是这类人的一个首领在高举着黑暗势力的旗帜，这就是那位在历史学方面有哲学头脑的领三万法郎高薪的教授。如果他在学校中的固定薪俸是六千法郎的话，那么，他的额外收入比出售讲义还要多出四倍。关于他的讲义，三十家报纸把它捧得令人肉麻，可是鼓励人们去读什么呢？——不过是读些奇谈怪论和令人讨厌的邪说罢了。基佐先生情愿抛开历史学家的角色而插手社会政治时所写的那几页，都是些自相矛盾的废话，那里面有多少行文字，就有多少行胡说八道。关于这一点，请读者自己依据下面的注释加以判断吧[14]！在这个注释中，我只是从基佐先生的一页中选择了十二处荒谬的论点。一些粗枝大叶的人却赞美这一切蠢话，说道：这是哲理（de fide est）。他们懂得东西愈少，便把这个愚昧的教授捧得愈高。这种哲理竟成了法国为数众多的智慧的探求者的迷信。
这个历史教授在恢复与财政、消灭奴隶制度和贫困有关的发现方面应该保持什么论调呢？国家如此慷慨地给他薪俸，难道是为了让他把舆论引入迷途吗？他应该在历史研究方面提出什么意见呢？有益的方面就是使我们这一世纪避免重犯以前各个世纪的错误。难道历史不是咒骂过哥伦布和伽利略的诽谤者吗？这个历史教授也正是鼓励巴黎人效法黑暗时代的这些酷评家的榜样！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他的必修的科目是建议人们怀疑、小心谨慎和依照下列考虑来进行检查。
这样的理论便着手来考察使本世纪感到惊讶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在家务和农业上把为数众多的农业家庭结合为协调制度的种生所做的那样（参看第三篇论文），就尤其是如此了。甚至他的朋友们都在说，他超出了文艺野心的界限，并且说我是应该教训那些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这样危险教训的人的。
报载政府已委派了一个委员会来辞退所有在这种历史课程上有缺点的人。如果这个委员会想要铲除一切狡猾的学说，想要铲除一切使智慧退化的古怪的论点，它会有不少事情可做。关于这一点，根据被辩护士们称为杰作的那一页中的十二点谬论就可判断出来。——这一页尚且如此，而其余各页更不如这一页，它们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使听众习惯于这样轻信奇谈怪论和许多没有意义的词句的教学，只能毒化判断力，为叛乱分子制造条件。最后，必须用强有力的竞争，用精确的、有益的、诱人的科学来对抗这种欺骗的科学，而不是用虚幻的障碍，用那种只能增加对它的信任的权宜之计来与它对抗，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科学（更正确点说是迷信）使人盲目地相信它依靠这就是哲理这句神圣的格言所散布的一切蠢话。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危险的呢？种问题。这种制度把称之为情欲谢利叶的方式提出来作为一种手段。这种方式从来不是通过强制或穷困来发生作用的，而永远是通过引力或愉快来发生作用的，永远是通过引力或偷快来发生作用的。这是一种崭新的而不是幻想的动力，因为它是牛顿理论的继续和应用。
依据那些特点可以承认，作者是否解决了欧文派遭到失败的这个任务，是否满足了两个可以要求的条件（如防止失窃的保障和令人满意的分配）呢？他是否确立了适用于各类游手好闲的人（蒙昧人、儿童、养尊处优的富人）的符合本性的经营制度呢？作者把情欲谢利叶结构（由小组谢利叶来进行生产、分配、保管和消费的结构）看作是不靠任何强制办法就会使所提出的或者应该提出的种种条件得到满足的手段。
他依靠非常有利可图的坏结局的可能性，提出他的理论是由下述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物质方面的好处或群众的统一行动；
第二、本能方面的好处或本能的提前发现和有效的运用；
第三、由这种经济分配所产生的双重兴奋的引力所得到的好处——前两个部门的收入是不会受怀疑的。纵然第三部门受到怀疑和遭受挫折，其余两部门的收入也足以比在我们的农业和家务中占统治地位的分散方式所能得到的收入高出两倍。
引起怀疑的原因是：
第一、作者与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发生矛盾。他对于这点的答复是，一切有名的发明家——哥白尼、牛顿、林奈、哥伦布、伽利略和哈维都曾同他们的时代有矛盾。而凡是与占统治地位的体系一致的人，不能够在一切都有缺陷的社会力学领域内成为一个发现者。
第二、家务联合和事务方面的协同管理。如果只有三、四个家庭的少数群众，那是要遭到失败的。在这里很快会发生纠纷，在妇女中间尤其是这样；在三十个家庭的条件下，它还会更快地遭到失败，而在三百个家庭条件下，它会在更大程度上遭到失败。作者的答复是，少数群众的失败乃是有利于多数群众的推测。因为上帝晓得只有在大的联合中才会有节约，应该使自己的计划适合人数众多的群众——因此，情欲谢利叶的习惯是不适合少数人的。
第三、如果上帝为我们安排了这种结构，他就会从最新的几个世纪起设法使我们熟悉这种结构。作者已说明过延迟的必要性。
法国对于这种奇怪的新事物应该采取什么决定呢？它要避免自己经常容易犯的下列的错误，这就是：它拒绝一切发明者，却接纳发明小玩艺、爱虚荣的人的假发，以及爱梳各样发式的人的发油这一类发明者；它要求一切都是本末倒置的，甚至要求发明象鲁姆福德式菜汤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这是用有系统的研究方法来改正这种老错误的良机。法国轻信了根本没有理论的欧文先生。对于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崭新理论的人，它难道不应该保证给他一条出路吗？即使这种新的理论只是不完备的、不成形的萌芽，别的人也会把它继续加以发展的。既然劳动引力结构在形成以前就会在全球废除奴隶制度，并且预防产生懒惰和厌恶劳动的一切恶习，那么，不加检查就拒绝这种结构，便是一种耻辱。
这位历史教授所持的论调实质上就是这样。我正要把这点向他重复一遍：他应该使自己的同时代人避免犯那些被历史所羞辱的种种错误，而他原来也给过酷评家们这一暗示的！如果有文艺警察，有一个文艺调解法官，或者有一个巴黎所缺少的这种公务员，人们就会把基佐先生从他的第一段引文起就加以伪造的造谣诽谤的作品带给他看的；他会被传到法庭上，去对质他写的引文是否跟原文相符，同时会因为这种理由或其他诽谤的意图和举动而被判罪。
但是在出版自由的口下，人们在一切方面都在鼓励野蛮行为和诽谤。如果政府还不相信自己对学术界的态度的虚妄的话，那么，只要把它的虚妄的禁书目录拿给它看就行了。假如它要禁止某种著作，那便是使这种著作的销路增加十倍。而野蛮人委员会的禁书目录虽然是秘密的和不好的，却是有效的。因为这个委员会掌握了舆论、报纸、讲坛等等，它拥有维持自己的垄断的无限权力；它是披着自由主义伪装的黑暗势力，是挂着自由之友的名义的暴君和压制言论者；它硬把自己所沾染到的一切恶习都加在自己的竞争者头上。而人们却盲目地相信它，因为，当它显然希望保存奴隶制度而使任何实际进步趋于瘫痪时，由于它要扼杀发现，扼杀那唯一能够用协议的形式来废除奴隶制度的劳动引力的理论，它就会用自由的诺言、高度的飞跃和完善能力等等的口实来操纵舆论的。
对政府来说，除了决定使这些爱国美德的中伤者失去舆论支持外，再没有别的抉择。现在，当人们拥有立即就能实现那假仁假义的哲学所许诺的一切幸福的手段的时候，必须使误入迷途和被革命所吓倒的当局放弃自己倒退的政策；当局不应该向第十世纪求救，而是应该先想到第三十世纪，使它通过拥有一百五十个一无所有的家庭和半平方法里的小规模企业的实验来证明，各种哲学科学产生了与它们用来欺骗我们的种种幸福恰好相反的一切灾难，以及证明这些幸福只有在协调制度的经济下才能够获得。而哲学家禁书目录为了拯救贩卖自己体系的勾当和自己对智慧的垄断，却希望剽窃人们对于这种制度的经营的知识。
这种科学的魔影只要一碰就倒。你们要揭穿哲学，只要付出你们使它发财致富的努力的百分之一就行了；在四十万法郎的预算中，至少有二十万法郎被哲学家们所侵吞。如果你们拿出百分之一（四千）用来创办改造经济的团体和报纸——这家报纸很快就会拥有比最畅销的报纸更多的订户；三个月后，你们将有创办一个小型试验乡所必需的捐款，而且甚至在完成决定性的行动之前，只要做出想要奠定基础的姿态，你们就会看到，一切插科打诨的丑角就要放弃慈善事业而纷纷倒戈。因为他们看到自己被一些最光荣的阶级所抛弃，而这些阶级认识到了建筑在分散和欺诈自由的基础上的农业体系和商业体系是谬误和虚伪的。我们在最后的一篇论文中将来研究，这种学派是何等经不起最轻微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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