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哲学和哲学家

“我们的轻信创造了他们的全部科学”。^[15]

他们的信条中没有一条是经得起检验的——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一点加以判断。我要从被称作政治学和经济主义的两种经济科学开始，因为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然后，我再转而谈到被称作道德本位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那两种关于精神世界的科学。

我们首先来谈一谈自由主义或代议制的宪法，因为这些宪法是哲学界的战马，是一切完善境界体系的枢纽。从那部应该使一切民族复兴的著名的1789年塔尔日宪法起，直到最近所颁布的宪法（例如象彼得罗^[16]和玻利瓦尔^[17]的作品）止，它们都是同样荒谬可笑的。彼得罗和玻利瓦尔曾用关于四足鼎立或四种权力的宪法来推进新设施，可是，他们并未因此而进展得更好一些。我们来分析分析所有这些党派的缺点吧。

本能使哲学家们感觉到，在社会结构内应该建立三种权力，以便象支持天秤的秤盘一样使它们保持平衡。可是，哲学界却不能够想出任何一种权力。作为这三种权力之一的政府，不要靠哲人的帮助，自己也足够有力量建立起来。

一心想混进管理机关作事的哲学家们，都只看到这种唯一的动力，并提出两个管理部门——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来作为首要的权力。因此，他们虚构的平衡的表现，只不过是政府各部分之间的内部战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战争而已。我们的众议院议员只从事反对内阁及其公职人员的小战争，企图垂涎他们的位置。任务在于建立这样的两种权力：这两种权力是管理权的同盟者和合作者，而不是对它进行战争。我在下表中用第二和第三号来标志它们：

1.现存的中央政权——政府。

2.应该建立的最高权力——人民的保护者。

3.应该建立的最低权力——直接分配者。

人民的保护者应该扮演保护每个人的那种角色——人民之父的角色。可是，什么是父亲的天职呢？那就是要在自己儿女能够自行谋生以前，养育他们，教育他们，把自己的收入分一点给他们。集体的父亲或人民的保护者，应该与此相似，应该让那既不能够维持经济、又不能维持生活的一无所有的阶级，在乡村中进入收容农场，在城市中进入家务收容所。这种一无所有的阶级至少包括居民中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的人口，即二千人中约有八百人。因而，按照每一部类，必须在二千人中设立一所收容所——或者是乡村的农场，或者是城市的家务单位。在这里，人民和无能力的人将会保证得到必需的东西，而不只是黑面包和简陋的住所。在这里，他们将找到各种各样的和有优厚收人的工作，并且在这里，由于依靠与富足相结合的劳动引力，会生活得十分幸福的。因此，仍保持家庭式家务的中产阶级中最不富裕的人，都将希望加入协调制度的家务，并会认为没有联系的家务生活对自己来说是愚蠢的。这种收容所必须由乡村中最富有的人来管理，而且它必须是一种股份企业。一无所有的阶级都可以按照论文中所叙述过的程序从中获得股息。

有人会反驳说：这样说来，一无所有的阶级会比中产阶级更幸福吗？诚然如此！中产阶级永远会愿意摆脱哲学的状态或无联系的家务，而宁愿组织协调制度的家务。为什么后者是这样幸福呢？这里有各种原因：第一、收入增加两倍；第二、分配公正没有失窃的危险；第三、有适合本性要求、适于每个人的本能的生活和劳动方式（参看第二篇论文开头所指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在这里我无法说明这些联合的组织，而仅限于考察它们的收入。

占人口三分之一的一无所有阶级是肩负全部劳动重荷的阶级。它作了整整的一半劳动，因为富人差不多只做些领导工作和监督工作——这并不是生产。由此可见，在协调制度的家务中结合起来的这三分之一的居民将耕种租来的或作为股份财产的土地的整整一半。在把工业生产工作与农业结合起来时（如在圣太田山区和其他地区），他们将担任一大半工业生产工作。在完成使法国有六十亿收入的一大半劳动的情况下，它的增加两倍的产品将会产生九十亿的收入，而不是三十亿——不过，不是第一年，而是在经过四、五年之后，在实现了地区性的协调工作的时候。象河谷上游的水库、灌溉水渠的建设，牲畜的品种的恢复，果园的扩充这些工作，在第一、第二年中，都是不能够获得结果的。

所增加的六十亿收入将作这些规定，并这样加以分配：一部分交给政府，一部分交给股东，另一部分分给劳动者。每个阶级所得到的报酬都会是令人惊讶的——我们来考察这一点吧。国库会直接或间接丧失从小人物那里征收来的三亿税收，而它却会有八亿的税收，并且在征税工作上有一亿的节约。向协调制度的家务单位征税，国库不需要任何的花费。况且，它会免掉弥补无联系的家庭纳款方面的种种开支。每个收容农场都将负担起这个很轻松的任务。这样一来，在法国，国库会得到十八亿的收人。它再不会被迫拒付最迫切的工作和修筑大路的二十亿经费了。它会以极低的价格来铺筑这些大路，因为收容农场会同它订立筑路和养路的合同的。

富有阶级和中产阶级将通过他们在收容农场的股份的红利的形式多获得二十亿的收入，而人民在实际工资之外又多得三十亿的收入时，便会过富裕而愉快的生活了。对富人来说，最切身的利益是防止人民偷盗，防止人民坏习气的爆发和大多数罪行的发生，因为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没有其他的收入。我称作人民保护者的机构的尚不存在的权力之一，其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

这就是人民的虚假的朋友们和他们的被称作祖国之父的代表们本应该给予人民的第一种支持。而这些父辈们在语言上是很慷慨的，可就是缺乏创造精神。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本应该考虑这样来改善人民的命运的——在这里他们也会得到自己的好处的。已成为极富有而不甚吝啬的国家，很容易会把它的某些宠儿每月所领的几千法郎全部指定给他们。在这种场合下，他们的地位将与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的有口才的、领干薪的神甫的地位旗鼓相当。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显示自己的口才，而不必担心有人会禁止讨论，也不必担心没有人来听这种痛快淋漓的演说。由于人民生活幸福而使管理事务变得轻而易举的时候，便不需要多少法律了，也很少有事情提到双重元老院里去讨论了。在这里，会在业余的时候就流利而头头是道的说话能力进行比赛。

我要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均衡拥护者们所无法想到的另一种权力——即直接的或从属的分配者集团。这一集团不同于那被称作商人的专横的分配者集团，因为后者成为商品所有者，可是它却既不是商品生产者也不是商品的消费者。这种现在被哲学家在自由的口实下加以颂扬的商业的专横行为，将马上被认为是比拦路抢劫的盗匪和伪造货币者的谋害行为更加罪大恶极。如同在任何方面一样，在商业领域内，哲学家也只会称赞滥用自由的行为，只会称赞无政府状态，却不会想出有利于真正自由的任何行为方式，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建筑在当事人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的。可是，受商人欺骗的顾客怎么会感到满意呢？由于粮食囤积居奇者的捣乱而备受饥饿的人民，由于引起原料价格飞涨的投机倒把行为而遭受排挤的上百家工厂，怎么能够热爱这种为某个人的自私自利目的而牺牲群众利益的虚伪的自由呢？

在文明制度下，乡村彼此之间是不进行日常的贸易的。由于商业在协调制度下将比在文明制度下扩大二十倍，因此，如果在这样的大量的交换行为中还必须通过商业中间人的魔手，那么，一切交往便会由于商业的欺诈行为而陷入瘫痪状态。至于商人的欺诈行为，我现在不想多谈。酒商们用清水掺合各种不同的物质充当葡萄酒（红葡萄酒是苏芳木汁，白葡萄酒是甘草汁）来出售，仅仅这一项买卖，每年就从法国人民手里劫夺五千万法郎。我们且听听酒商们诙谐地说：“我家院子里，有一部每年向我提供一万法郎收入的抽水机。”再没有比这句话更真实的了。

在这类商业中，依靠假造葡萄酒（即使没有渗水也是假货）的方法，存在着多少别的形形色色的掠夺行为啊！我说它从法国人手里掠夺一亿的超额利润，并不夸大。何况，由于欺骗所造成的障碍，由于这种恶劣的欺骗勾当产生不信任和反感，它又阻挠了一亿法郎的消费。于是仅在一个商业部门中，就以掠夺或萧条的形式使法国受到二亿法郎的损失，还要加上由于投机倒把的收购，特别是证券投机所受到的种种损失，例如在1812年，吸血鬼们曾以每袋六十法郎的价格购进各种面粉，而在人为制造恐慌的空气之后，却以一百二十法郎的价格转售出去。

经济学家们却赞美这种掠夺行为，他们用自己的名义来美化它。在间接税、盐税和关税上难于找到两亿法郎补贴的议员们，想必已经明白这两亿法郎正是应该向商业方面去索取；他们也会看到，发现一种诚实的经商方式将给国家提供这两亿法郎的收入，同时却使人民摆脱商人的掠夺。因为仅仅商业欺骗这一部门（如在葡萄酒的招牌下出售大约五十亿升清水，在面粉中渗进沙土，以及在所有食品方面弄虚作假），至少已掠夺了两亿法郎之多。如果再加上五十万个应该加以取缔的中间人的无益的劳动，即使只是按两个法郎一天来计算，那么这又是三亿法郎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加上欺骗之外的利润，如从投机倒把的收购中所获得的利益（这种收购不是欺骗，而是公开的敲诈）；其次，是从生产阶级（农业家和工业家）和资本家的破产中所获得的收入；再其次，是从重利盘剥中所获得的利润（这种利润虽然是隐秘的，然而却为数甚巨），以及其他许多在协调制度的经营管理下不会发生的种种损失，你们便会看到，哲学界为其苦难和创伤而悲泣的这种商业本身，对法国来说，是一个每年流血八亿法郎的痈疽。这种流血的损失在诚实制度的管理下会缩减到三亿法郎。它将从在买卖时向货栈交纳的手续费中提取两亿法郎交给国库；它将提出一亿法郎作为少数公职人员的薪资和设备上的开支，总共是三亿法郎。这对人民来说会是双重的利益：第一、签订保障诚实的众多的协议；第二、使五十万人回到农业中去；第三、归还被欺骗性商业所侵吞的五亿法郎的资本；第四、由于废除欺骗性眼务或无政府状态的竞争而获得五亿法郎的节约。

诚实的结构是与在巴黎博得信任的圣西门学说完全相反的。依照圣西门的学说，应该把这一大群由于虚伪的自由而在人数上有了剧增的商人提到最高的地位上。

诚实商业的管理处是必须想到的第三种权力。管理处是由更换过的职员所构成，他们只有通过货栈机构发生作用，既不能迟迟不出售货物，也不能在不出示消费证明时便把任何商品和任何物品攫为己有。这些职员对购买者企图玩弄的任何欺骗行为都负有监督的责任。收容农场一旦发挥作用，它们便与商人斩断任何联系，并在场长的领导下设立自己的代办处，来处理彼此间的往来业务，从而避免任何中间人的掠夺。收益除上交国库那一部分外，其余的全归生产者所有；家庭式的家务经济将同样不需要依靠商人，而直接通过竞争性的三位一体的货栈机关来办理业务（为了竞赛，为了保证交出商品的人和购买者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它应该是三位一体的）。

我不能够对这样广泛的结构作任何详细的说明。我已在论文（第七编）中稍微谈到这一个问题了。现在我只是说明，货栈机关的首长或直接分配者，和人民的保护者一样，乃是一种绝非与政府对立的而是替政府作各种服务的集团。这个集团将按准确规定的质量，并且按最低的价格向政府供应一切商品，从来不欺骗顾客，并且把货栈所收入的佣金，在扣除开支后全数都上交国库。这个吞没经济的商业毒瘤，这一大群被哲学家们捧到九霄云外、被吹嘘为最诚实的社会栋梁的商人，都应该落得这样的下场。

仅仅上述两种权力的作用就能够保证人民获得幸福。而哲学界能够给予人民的幸福，只是虚无缥缈的主权、黑面包和破衣褴衫。而它的自由主义宪法却把五万法郎的参议员的薪俸白白给予已有十万埃奇收入的银行家。当人们认识到实际保障结构（第六时期）虽说还不是协调制度，但已经履行了上述两种权力的时候，我们从梭伦起直到塔尔日止的大名鼎鼎的宪法制造者们，便会被人们看作是可怜的蛊惑家，而他们的科学便会成为儿童们的笑柄了。这些利己主义者不能不知道，首先应该保证人民有必需品，不能不知道只有通过大规模节约的和生产的联合（这种联合的符合自然的结构应该加以说明）才能够达到这一点。

立法者的利己主义是代议制议会所传授的。他们只希望从死者和罪人手里去取得东西。对于这点能够列举出二十种证明；例如，在巴黎有一个本应该交纳六千万法郎押金的集团，却连十分之一的押金也未交纳——这就是证券经纪人的集团。这个集团每年可赚一千二百万法郎，它本应该每年缴纳三百万押金，以便让六十个职位每个负担一百万法郎，直到二十年后停止缴纳押金的时候为止。在其他需要押金的部门，我们会发现可以从各方面得到抵补的几百万法郎，用来购买比原价高十倍的职位。而且，凡是有一点点收入的集团，在代表们的心目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会奇怪地看到在为数众多的议会中，有绝大多数人指责某个部长的一些小毛病，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指出批发商和零售商所犯的多得不可胜数的掠夺行为。批发商的掠夺是通过某种诈骗的方式来实现的，如以矿泉水当葡萄酒出售来掠夺五千万法郎；在零售上进行掠夺或玩弄某种诈骗行为，如证券经纪人和其他一些已结成一伙或应该结成一伙的人在押金上经常进行掠夺一样。我们还可以指出这样一些公司，如果愿意许可它们存在的话，甚至不需要给予它们专利权，它们也愿意缴纳几百万法郎的。

有些人把政治的幻想从英国搬到了我们这里，推荐给人民。他们嘲笑人民的种种灾难，其秘密的意图在下面两句话中已暴露无遗：其中一句是大臣约波尔说的，他声称：“在我的公文包内有对议会中一切无可非议的正直人士的评价”，另一句是一位英国议员说的，他向自己的委托人说：“我高价收买了你们，我也必须把你们高价出售。”毫无疑义，在这种反常现象中也有例外的事：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无可指摘的议员，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法律要求拼凑多数，并且大家都知道，正如莫里哀所说，法律是骗人钱财的艺术，是揉选举和议会的面团的艺术。一个大臣，不管他的经验多么缺乏，但是只要利用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方法就可以很快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迫令国民出价收买他们的议员”。虽然如此，但是代议制是一种可以收到很多捐税的好工具，并且还可以向反对它的国王说：您并不懂得您所拒绝的事情。

总之，代议制是幻想中一种最可以捉摸得到的幻想。由于它歪曲了关于实际保障方面的智慧，因而是特别有害的。因此，它也被法国贪婪地加以接受，因为法国只晓得模仿一切海外的蠢事。英国人曾使引力计算学半途而废，而法国由于担心会破坏英国的权利，因而不敢把这些工作继续进行下去。我可以举出法国由于有模仿癖而遇到的二十种政治暗礁。然而，它还希望在这种奴性十足的精神下冒充是一个文明的策源地呢！它只是文明的丑角，是一头到处用自己的士兵和自己的财富来报恩的驮驴。它并未恢复半寸领土，却宽宏大度地把它来之不易的东西拱手送人——它实在是一头别人家里的乳牛，是政治的讽刺画。

自由主义者们说，这就是我们希望使法国跳出的深渊。可是你们却把它越往下面拖！从1793年起就领教过你们的本领的宫廷，已吓得胆颤心惊。他们投入第十世纪的怀抱中去，以便回避他们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希望看到的自由主义。应该想出用另外一种能够迎合宫廷心意的方法（如劳动引力，税收增加一倍和收入增加三倍的结果）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要放弃那只会在政治上以及在经济上造成混乱的科学，因为它不是建立三种同类的权力，而是建立一打互相抢夺猎获物的权力。我现在只举出其中的七种方法，当中有四种是迎合宫廷的心意的，有三种是与宫廷的观点背道而驰的：

A.国务会议、司法权和立法权。

B.教会和主教会议、事务权。

C.教师行会——这个行会由于耶稣会教徒的干预而很快地形成凌驾于最高政权之上的政权。

D.警察——可以不受法律限制赦免和利用罪犯，收买仆役、儿童和官吏，以便进行更有利于有权有势者的告密和犯罪行为的事务权。

X.哲理主义即支配舆论并指导这种舆论来反对各种国家政权的权力。

Y.商业——从它依靠被称作工业主义的派别并且能够在自由的假面具下干种种掠夺千百万人民的勾当的时候起，就变得横行霸道的一种权力。

Z.引诱对自由主义感到恐惧的国家政权的外国党派。

由此可见，除三种已经建立的政权外，还有另外七种政权，其中四种是与宫廷同类的政权——A、B、C、D，三种是与宫廷异类的政权——X、Y、Z。在这种文明制度下，你会看到有多少象雅各宾派的政权，这种政权比四种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还更加有势力！还有一些隐秘的政权，它们表现为别的形式或行会的形式，如同巴黎的证券经纪人的集团一样。

路易十六和聂克尔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弄到五千万收入，并在法国作有利可图的应用。而现在证券经纪人却每年弄到一亿收入，并用来在国外兑换纸币，虽说必然会遇到破产的命运。国王及其内阁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这笔收入，而不求助于证券经纪人的阴谋，他们甚至弄不到一千万法郎来作这种荒唐的应用——因而，证券经纪人乃是在各个方面都比最高国家政权更有势力的政权。在整打争夺文明制度一小块尸体的政权中能够看到什么平衡？哲学家们很精确地感觉到这种结构的可笑方面，但他们固执地不愿对这一结构进行象我在第六编中所说的那种研究。为了回避任务，他们象基佐先生那样说，文明是难于叙述的事。而这就是说，不愉快的真理是文墨骗子手们难于承认的，因为这些人是靠他们用来欺骗社会的关于高度飞跃的虚幻的观念吃饭的。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乃是在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的指导下停滞的和向后倒退的世界。社会知道，科学强迫它倒退的时候，它对科学会有什么想法？读了这两篇文章时，人们也会相信这一点。

我还要谈一谈从道德和形而上学方面所得到的种种帮助。因篇幅有限，我差不多要完全略去这两篇论文。当谈到道德时，首先必须要问，谈的是哪一种道德，因为有种种色彩的道德。依据文献统计资料，把丰年和歉年计算在内，人们平均每年要制造出五十种道德体系。这样一来，凡是希望按照道德行事的人，必须每个星期要改变原则和习尚，以便尊重每一种新体系。如果断言，其中某一个体系是特别可取的，那么就等于说其余上千种的体系似乎都必须抛到垃圾堆里。这对于道德买卖业将是一种极大的不幸，因为道德买卖业，不算旧有的道德在内，每年就需要推销五十种相互矛盾的新体系。

它们彼此间只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愚蠢地把家庭生活当作自己建筑物的基础。他们不晓得，家庭小集团本质上是虚伪的。它竟然虚伪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是法律对父亲们的行为加以反对的话，我们将在所有地方都会看到，一无所有阶级中的父亲们将会遗弃自己的儿女，或把他们出卖给商人作妻子或奴隶，或是为了进教堂唱诗班和服侍闺阁小姐而阉割自己儿子的生殖器。富有的阶级用另一种方式，如长辈权、寺院的监禁和强迫儿童在工作和习惯方面模仿成人等等，来拿自己的儿子作牺牲品。虽然可以拿二百对一打赌，有六个儿女的父亲在这些儿女中间不会找到一个在性格上象他一样的人。父亲完全不会去注意这种性格的差异。如果他是商业的朋友并爱好萝卜的话，他就强迫自己的儿女吃萝卜，并在小铺里用欺骗的手法零零星星地来推销萝卜。父亲们都在抱怨儿女们给予他们的依恋的分量不相等，而且不够，人们只要读一读我那篇关于在这方面达到平衡的符合本性的方式的文章，便会相信家庭生活本质上是和父亲的幸福以及儿女的幸福对立的。

道德主要表现在教育上。为了判断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无能，列举出我们的一切教育体系都遇到的九种暗礁就行了。

1.方法的众多性——对同一个对象却采用十六种完全互相矛盾的方法。

2.在儿童进入三岁到五岁的年龄时，即在他们专门表现本能和气质的时期中，对他们缺乏教育。

3.埋没本能，因而，除罕见的例外，人经常总是变得平平庸庸。

4.体力和智力的衰退。

5.鼓励懒惰和破坏。

6.大多数人对学术工作抱反感。

7.理论被摆在诱人的实践之前。

8.教学的单调性、学校中采用千篇一律的方法。

9.在儿童到了十六岁时必然会推翻教育家的全部建树的世俗教育。

只有一位导师曾局部地发现对抗第二种缺点并接近目的的手段。这个人就是阿莫罗斯先生^[18]，他教导人们在三岁到五岁时只发展体力。他的体育锻炼方法，由于利用在现时制度下不从事工作和不受人重视的年龄，的确是一种进步的方法。针对阿莫罗斯的倡议，议员们削减了他依法应该得到的薪俸。这些想入非非的节约措施，在1828年节约了三十万法郎却增加了三亿法郎的支出，它们总是使最弱的人遭殃。

人们每天都在赞美新的教学法，如兰开斯特法、扎考托法、克莱尔克法、卡尔斯特法，但是却提供不出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同时在一个学校中把这些教学法介绍给一个学生，以便使他能够自由选择适合他的本能的方法。只有在形成协调一致的和按级调整的情欲谢利叶法郎吉的学校中，才能对这些教学法兼收并蓄。要知道这种学校把约四百个家庭和各种各样的本能结合在一起。

如果人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读读第三编中的详细情节，以及关于在情欲谢利叶法郎吉教育方面所提出的新办法，那么他们就会承认，再没有比家庭生活更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了，而且道德和艺术由于缺乏加以利用的本领，则在延缓（m orari）和阻挠着情欲、本能和嗜好的发扬。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科学，这种科学只是把期望寄托在压制“恶”上，可是却不具备反对“恶”的任何有效的手段，也未具备创造善的任何有效的手段。它在与商业精神和欺骗进行投降谈判时，便可耻地葬送了自己的生命的道路——对于企图寻求最高真理的科学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结局！宗教并不曾沾染这些污点，它不曾对恶习作过丝毫的让步，也从来不曾向商业屈服过。不但不去接近这种欺骗制度，而且一点也不愿意谈论这种制度。分析欺骗制度的种种卑劣行径，是道德应负的任务之一，而道德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任何其他研究工作方面一样，却背信弃义地给文明制度的一切罪恶打掩护。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谈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中途变节是最不幸的。因为它本应该直接奔向目的，奔向情欲引力的计算学。按内在的意义来说，它本身应担负这个责任——这一点可以根据库辛先生的一句被巴黎人作了种种解释的话来判断。他们肯定说，应该像翻译他的整个哲学教程一样，把这句话也译成法文；他们很快就会把这种谴责的锋芒指向基佐先生的卑鄙的政策。库辛先生这句带有批判性的话，是十分正确的，但只有一个缺点，即把布雅洛的谴责变成了对别尔西的谴责——文体过于简炼，用词精炼而所含的意思却很丰富。我们且来看看这句话：

“上帝无论在什么事物上，无论在哪里总是以某种方式使人想起他来。他用反映自身运动和本质三重性的方法，间接地确定人的意识现象的结构和三重性，而人的意识是某种完全相同之物。”让我把这句话解释一下。

如果上帝，就他的全部愿望来说，是文明制度（它只是伪善和藏垢纳污之所）的人的意识的构成部分，那便是对他的莫大的羞辱。雄辩家们做得很好，补充了间接地一词：这个词的含义是，上帝绝不是歪曲情欲的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这些社会结构的人的意识表现的自愿的合作者。在这四个时期中，上帝同意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的人的意识的可鄙表现，只是通过反映一般运动的方法和通过小心谨慎地与罪恶世纪结合的方法表现出来，因为这些罪恶的世纪对于准备协作的和谐的世纪或协调制度经营的世纪是必需的。

因为这两个安排在每个行星生命途程的一头一尾的罪恶世纪，为时是短暂的。两个世纪总共只包括生命途程的八分之一，上帝就像出于爱护病人的外科医生要把他的病人包扎几个星期，以便使他永久恢复健康那样，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不幸的世纪上。于是，就这种意义来说，上帝是间接地同意迫害，同意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的欺诈的。在他的心目中所以允许社会的丑事存在，是因为把它看作向幸福、向情欲谢利叶制度前进的艰苦的过渡。如果丑恶的文明制度所创造的科学、艺术和穷侈极奢不发展到了顶点，情欲谢利叶制度是不可能组成的。文明制度好比是一条毒蛇，虽然它有毒，却可以从它身上取出具有奇效的药剂。

为了结束对这一名句的分析，我要转而谈谈上帝的三位一体性中的两种——表现本质的三位一体性和作为表现的三位一体性。它们只能与自然界三种重要原素是一致的；这三种重要原素在社会现象中变成行动并促进和谐。这些原素是：

第一、上帝和灵魂，积极的和能动的原素。

第二、物质，消极和被动的原素。

第三、数学，中性的和调节的原素。

上帝所以能与其他两种原素——物质原素和数学原素等同起来或结合起来，是因为他将用数学方式来指导世界的精神部分——心灵、情欲和社会。但是，在文明制度下从哪里去寻找这种数学的公正性呢？不管是库辛先生也好，或是别的人也好，都不能够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在我们的被歪曲的社会中发现合理的运动和情欲的数学结构。在文明制度下当然不存在公正性。由于缺乏这种公正性，他仿佛置身于被称作数学或被称作准确的公正的第三种原素的统一之外。因而，如果说文明制度是我们的命运，那么，在宇宙的结构内便存在着行为的两面性，因为上帝会

为了物质的运动而采用数学的分配，

为了心灵和情欲的发扬而采用不合理的分配。

上帝会遇到另一个矛盾是：如果他不借助于作为使天体与动物相结合的引力来准备好指导人类心灵和社会的手段，他便会置身于物质的统一之外。由此可见，如果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是人类的命运，上帝便会与自然界的其他两种原素分道扬镳。因为，就所有意义来说，这两个制度是脱离两种方法——支配整个物质宇宙和一切劳动动物的数学方法和引力方法——而孤立的。

这样，库辛先生就在自己的讲演中担负起一个双重任务——使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与数学和引力联系起来的任务。既然他在这两种任务方面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他关于各种形式的三位一体（上帝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共同体）的论断便依然属于奇谈怪论。不过他的论断毕竟还是公正的，但是，作者只有靠他还未掌握的科学才能论证它。这种科学就是情欲引力和诱人的劳动的数学理论，也就是形而上学者们背离自己整个研究科学领域的训诫而加以拒绝的研究工作的理论。

从分析这句我已证明其正确的句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哲学需要吐露某种真理时，可以深信在这里，你便会发现对这种叫做不确切科学的科学的谴责。

由于这个原故，我在为库辛先生的这句最受巴黎人非议的句子辩解时，并未引用他们鼓掌赞成的那些文句，如：“存在五种人性的原则——有益的、公正的、美丽的、神圣的和真理性的原则。换言之，这就是经济、法律、艺术、宗教和哲学，而哲学则是人性的最高峰，社会的最高尚表现和最后的一言。不错，以欺骗为基础的社会，它只不过是暗中用来阻挠能够导致真正社会进步的任何研究工作的阴谋诡计的最高表现而已。虽然如此，但是每个教授却把自己的科学捧到顶峰。莫里哀曾充分利用了这个滑稽可笑的特点。我们在他的喜剧《贵族阶级中的市侩》中看到，舞蹈教授和道德教授如何捶桌敲椅地来力争自己科学的优越性。

但是，如果有益和公正是人性的原则，那么，文明制度就应该处在社会原则之外，因为它对于自己曾以双倍的冷酷加以蹂躏的不幸者和弱者，对于被它剥夺了必需品的人民来说，是不公正的。由于它反对协调制度的经营理论（这一理论将产生多三倍的收入和正义的王国），所以它也是有益原则的敌人。至于谈到真理性原则，难道库辛先生能从商人、法官和农民那里找得到它们吗？他能找到的东西决不会超过在哲学家和高官显贵们那里所找到的东西。在旷野里和将在协调制度的宽敞的经济建筑物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美好事物，在我们那些构成乡村的拥挤不堪的茅屋中，特别是在美丽的法兰西的肮脏而丑陋的城市如卢昂、特鲁瓦、翁热、普瓦提埃，以及其他许多布满狭窄街道的城市中，是决不会存在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即使在中午也看不到阳光的。

至于第五种原则，即神圣原则或宗教精神，是不会存在于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中的。因为哲学不愿意在立法事业上把首位让给上帝的。它剥夺了上帝创造社会法典的权利，它把上帝放在梭伦和塔尔日等人之下，它拒不承认上帝的五种基本属性，也不承认引力向上帝和人所提供的十二种保障。必须读一读对这一专为形而上学写的宗教部分的简要叙述，以便评定它们的科学的狡猾性。因为这种科学使我们不去对关于情欲引力，即由人所推动的力量作任何的研究，却夸夸其谈地说什么必须整个地研究自然领域。

不过，在看到这种拿对自由的美妙热情装扮起来的哲学如何扼杀诱人的劳动的理论，如何扼杀这种在全球突然实现废除奴隶制度的事业的唯一手段时，你便会很容易认识到，它是狡猾和蒙昧的顶峰。在它的四个部分上，它只不过是各种体系的磨坊，这一磨坊成了聪明人有利可图的事业。当你向他们谈到应该用新的和精确的科学来代替虚伪的科学时，他们会像马尔他岛历史学家维尔托那样回答道：我的讲座已经开设了，在这里，我不能够作任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