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无政府状态的标志

在认识具有最高意义的发现以前，应该先来证明对这种发现的需要，说明它应该加以拖延的原因。如果不先使人深信在科学中、因而在经济中有二十五个世纪的漫长期间存在着阻挠发现和能够导致这种发现的研究的无政府状态，便很难使人相信，一个非学术集团的人竟能够完成具有最高价值的发现。

人类精神在看到自己臆造的教化只是产生了欺诈和暴力统治，只是使肩负着工业重担的工人阶级陷于贫困的时候，应该由于自己的庸碌无能而感到惭愧。

为了要在社会发展的途径上进行领导，就必须在两类科学，即不精确的或欺骗的科学与精确的科学之间进行选择：

不精确的科学精确的科学

道德的本位主义——文明制度的分析和尚未来临的各阶级的综合；

政治学——连带责任的保障理论；

经济主义——接近协作的理论；

形而上学——情欲引力和全面协作的理论。

在初期的学术时代也不曾想到要说明这些应该加以研究的社会理论部门。许多卓越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梭伦等等都赞同有利于学术争论、体系和立法专断的四种不精确的科学；他们就是这样地把古代世界拖上了虚伪的道路。

近代人奴颜婢膝地摹仿古人，坚持了同样的错误。一向告诉人持怀疑态度的笛卡儿，既不曾对四种不精确的科学采取怀疑的态度，也不曾试图用四种精确的科学来取代它们。伏尔泰、卢梭和十八世纪的一切诡辩家们并不曾更多地想到这件事，虽然他们曾对这四种科学表示很多的怀疑，甚至进行公开的谴责。他们曾说道：“这些图书馆即最高认识的臆想的宝库——只是矛盾和错误的不体面的收藏所。这种思想的丰富只不过是思想的真正贫乏而已”（巴特尔米）。

但是，这些理性的微光很快就熄灭了。习惯势力和对古代学究式的崇拜占了上风，大家都在赞美高度飞跃和理性的完美化。人们还依然不知道，人民的极度贫困和普遍的虚伪究竟在向我们大声疾呼一些什么。呼喊的是，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和蒙昧制度是对社会命运的歪曲和把世界颠倒过来——人民极精辟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是对上帝在创造我们以前曾为我们的情欲安排的结构的破坏；最后，这是人们曾在这里多受了二千五百年的活罪的社会地狱。现在，依靠情欲引力的理论的发现，依靠决定上帝为我们的经济关系、日常生活关系，以及情欲的和谐所安排的协作社结构的一切措施的计算学，人类行将跳出这个社会地狱了。

将被未来的各代人叫作光荣的盲人的牛顿，曾经极其肤浅地接触到了这个有价值的理论。但是，他又忽略了这一理论。他在快要掌握住自然界的这一极其伟大的秘密时，又让它悄悄地溜走了，只抓住了它的一点影子。

我们在被称作哲学科学的四种假科学的指导下，还未能在社会幸福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文明制度的各族人民看到，他们的贫困在随着生产发展的程度而增长。因此，再没有别的劳动阶级比英国和爱尔兰这种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国家内的劳动阶级更穷困的了。

看来，生产对人类来说，已经成了一种阴险的礼物和对本性的嘲弄，甚至是一种惩罚。因为它使生产所依靠的雇佣工人和奴隶阶级陷于绝望的境地。他们远比那在自然状态下享受可能得到的幸福的蒙昧人，实在要可怜得多，而蒙昧人当渔猎得手时，常常也会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况且，野蛮人并不像我们的平民那样，常常会受到奢侈品的刺激。要知道，这种奢侈品是为了刺激起他们的欲望和嘲弄他们的穷困而制造出来的。

我们要把经济中无政府状态的这些详细情节放在第二章中去叙述，而在第一章中先来叙述科学中的无政府状态的一般情况。

我要从作为我们最新的教化的可耻结果的无神论谈起。古代不曾有过这种污点，也不曾创造过无神论者的词汇。

在诡辩家们由于不理解自然体系、社会命运或上帝为情欲和为社会所指定的目的的理论而引起的烦恼中，就包藏着无神论的萌芽。他们把自己愚昧无知和自己方法错误的过失都推在上帝身上。他们否认上帝的存在，为的是宽恕自己没有本领发现社会命运方面的计划。如果人们对于天意的普遍性具有充分信仰和希望的话，本来就很容易确定这种计划的。

依照这种信仰，人们本来会主张探求情欲结构和生产活动方面的神圣法典，并且会主张通过对情欲引力，即上帝意志的经常传播者的研究来探求这种法典。这种研究本来会导致确定社会运动的顺序的阶段，并且依照下表来组织第八个时期：

世界最初一个世纪的社会时期

由于我们的哲学家们怀疑天意及其普遍性，他们便认为，上帝只是偶然地、凑巧地创造了情欲和生产，而不曾为人们安排下无愧于他的明智的结构。因此，他们不去探讨和确定上帝的规律，而是自己去创造社会的规律。因而，他们始终不能越出第五时期，即成为虚伪和非正义的深渊的文明制度。

第三、第四和第五时期是虚伪的生产活动或颠倒的世界，以及贫困和社会恐怖的状态。第六、第七和第八时期则通过各个阶段上升到正确生产活动及和谐制度的关系。

这就是被古人和近代人所忽略了的关于命运的科学的大概情况。他们创造了几千种完全与引力相反的社会体系，而结果只会使自己陷入虚伪的和分散的经营的迷途中。这种经营只能使我们得到合理的、协作社经营所能取得的四分之一的东西而已，而它的分配却永远使生产者陷于赤贫和绝望的境地。

我经常谈到这点：文明制度是一种恶性循环，始终重复着同样的舞弊行为，虽然是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近代人由于被这种文明制度的苦难弄得惊慌失措，因而把过错都推到上帝身上，他们不愿意通过对情欲引力加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来研究上帝的命令。他们的无神论的愚妄行为与下面这样的旅行家的愚妄行为相似：这种旅行家不愿听从自己向导的任何的劝告，以致在密林里迷失了路，但却把这一点归咎于向导。

反对无神论者的政党的读神的罪过也未必轻一些，因为它陷入虚伪的信仰中，对上帝半信半疑，对天意的普遍性也发生怀疑，并且产生了这种见解：仿佛上帝是为了不合理的结构或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和蒙昧制度的状态而创造了我们的情欲；他们认为必须让人类的理性在无须上帝的干预下来制定社会法典。那些人的意见就是如此。这些人自命为具有宗教信仰，却和他们的敌人——哲学家——一样，只不过是一些希望取得上帝的最高职能——立法权——的泰斗。上帝甚至为昆虫——蜜蜂、黄蜂、蚂蚁都创造了社会法典，他怎么会把为更值得他大大关怀的人类创造社会法典的事业置诸脑后或加以忽视呢？这些所谓虔诚的人们是多么愚妄啊！他们把上帝放在第二位，而把人类的理性摆在第一位，竟主张让理性从上帝手里夺取立法的职能或对社会运动的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却是上帝主管的事业中最高尚的事业。

这种主管的事业甚至比造物主的事业还更高尚，如果造物主不能够在创造物中间、特别是在具有理性而能批判其创造行为的人们中间建立秩序或和谐，那么，这种创造者的事业对上帝来说只是一种耻辱。而现在被四种罪恶的社会结构弄得四分五裂的人类状态，乃是一种只配称为地狱的创造物，而不配称为上帝的创造物。

这就是智力的无政府状态，这就是精神在双重意义上即被哲学和半信神行为所歪曲的情况。这种混乱的首先牺牲者，就是造成这种混乱的哲学家本身。他们使人类理性避免通过计算学来研究上帝的面貌：

教导第八时期结构——和谐制度——的引力，

教导第七时期结构——社团制度——的协作社，

教导第六时期结构——保障制度——的保障，

以致使社会停滞在文明制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起着最坏的作用，处处碰壁，他们的活动只是有利于证券投机者和吸血鬼而已；他们到处受到当局的不信任和箝制的约束，而堕落到卖身求荣和招摇撞骗的地步；他们由于自己的有害行为而失去舆论的尊敬，遭到冷淡的对待。如果他们胆敢独立思考和写作，就会像小学生一样受到惩罚，像威尔门、米舒、拉克莱捷尔、列让德、伏克伦、莱弗甫一瑞诺等人的命运便是这种情形的证明。

这就是他们一味固执地拒绝发现和不愿意研究任何一种未触动过的科学、甚至不愿意研究关于保障的科学所得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每一页书中都在呼吁保障，其实也不过是发发关于保障、均衡、均等、平衡的议论而已。

为了同这种悲惨命运作一对照，我只向他们指出第八社会制度——和谐制度——为他们开辟的一条成功的途径。这种和谐制度本来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可以组织起来，并且立刻可以普及于全球的。这种社会制度将卓有成效地探讨被称作类比学的科学，或探讨表现在每一个创造物中的情欲活动的情景。这种新的科学将会给作者带来巨大的好处……。在这里我仅举出第八社会制度保证给予各类学者的无限好处中的一个部门。由此便可以判断，醉心于文明制度而反对发现和研究能够导致最高阶段的社会结构，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愚蠢！

事实十分清楚，他们拒绝研究关于社会力学的四种精确科学，实在是自己欺骗了自己。同样，事实也很清楚，一个能引导他们来进行良好的研究的反对派，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救星。虽然他们一致同意在行政事务中有反对派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在科学事业中却不希望有反对派。在这方面，一切都具有秘密集团的精神，具有由少数处于特殊地位的人士来垄断创作的精神。这些人由于下列的原则而反对发现。这个原则是：

既然它不是我们的，那么，其中当然就没有智慧……。

我现在来分析学术界各类人士在学说方面的警惕性或竞争性上的双重愚蠢。政府既没有本领给学术界成立反对派，也没有本领来培养它企图影响行政权的那种平衡力量。僧侣阶级没有本领号召它来研究上帝在其三个阶段——保障、协作和引力——上的社会规律。因此，如果说哲学家在科学中建立了无政府状态，那么便应该说，是他们的敌人在这件事上给了他们慷慨的帮忙。

同时，整个世界都成了这种科学谬误的牺牲品：人民苦于贫困，国王苦于革命，地主苦于收入微薄。而这种收入一旦过渡到第八时期的社会结构，便马上可以增加三倍。

四种不精确的科学制造了汗牛充栋的体系，计有五十万卷之多，可是其中没有一种体系来研究一个迫切的任务——保证人民得到工作和面包，保证人民得到富有成果的工作（不像我们现在的雇佣工人的那种徒劳无功的工作），特别是保证待遇菲薄的妇女有工作可做。而现在的妇女除了卖淫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来源。

我曾说过，第四种精确科学即关于情欲引力的科学，已直接导致发现情欲的幸福归宿和全面而完整的协作社结构，也就是适合一切劳动作业的结构。劳动作业计有五类：家务类、农业类、工业类、商业类、教学类。这种科学是本世纪所迫切需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纪虽然模糊地想到了协作社，并在这方面进行了拙劣的试验，可是无论在英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没有在这件事上取得了什么成就。

牛顿在物质引力计算上的成就，乃是其他部门获得成就的预兆，进而成了把研究工作扩及于情欲引力的强大的动力。如果形而上学者们遵循自己关于类比的学说，事情原不会有片刻的耽搁。请看谢林的学说：

“宇宙是依照人类心灵的榜样建立起来的，而且宇宙的每一部分与其整个总和的类比是这样的：同一思想肯定不移地从总体影响到每一部分，从每一部分影响到总体。”

其他的形而上学者也像他一样说，宇宙体系内存在着统一，人是宇宙的镜子，宇宙则是人本身的镜子……。从这些基本论点中的每一个基本论点都得出这一个结论：世界和昆虫的物质和谐的动力——引力——应该也是人的社会和谐的动力。如果研究物质引力会向我们展示出造物主在天空和天体力学方面的法则，那么，情欲引力计算学便会向我们展示出情欲力学，也即上帝在创造我们以前为情欲和生产所安排的社会制度上的神圣法典。

这种关于宇宙统一和普遍法则等等的基本原理同样会产生一种思想：如果在物质运动领域内具有双重性或两种秩序，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

在行星中间存在着合理的与和谐的秩序，

在彗星中间存在着不合理的和无联系的秩序——

那么，在社会运动领域内便应该同样有两种基本结构存在。而且，我们显然处在不合理的结构中，处在颠倒的世界中，应该寻求一条逃脱这个颠倒世界的出路。合理的结构就是协作社制度或具有最大可能协调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与不合理的状态或文明状态相对立的。因为文明状态是最不协调的制度，它的协调只存在于一夫一妻的家庭，而在农业方面和家务方面却是极其分散和极其复杂的。

在本导言开头提到的持观望态度的哲学家们，不是想着怎样去发现协作的途径，而是充满了怯懦和冷漠的心情。那些承认理性误入虚伪知识的迷途的人，同样在鼓励理性停滞在这种迷途中，并散布悲观情绪。例如《青年阿那哈尔西斯漫游希腊记》的作者（我曾引述他的一些对我们的图书馆毫无用处的话），曾大声疾呼地说：“记住，我的孩子们，自然界被一层穿不透的天幕覆盖着，人们尽管用了几世纪的努力仍不能够穿破这层天幕。”

西塞罗说：“我们的视线仍旧不能看穿这一切。周围笼罩着这样浓厚的黑暗，以致不管人类的智力怎样敏锐，都不能够上穿天幕，下入地心。”这一番话同样也是错误的。

这种偏见是很合这些大智大慧之士的心意的。因为他们甘愿制造这种体系，而不愿冒牺牲几年时间去进行发现。不过，这些人通常是缺乏发明的精神的，他们一遇到情欲引力和协作力学的一点点小问题，就会束手无策。

我们了解他们的不彻底性：仅仅关于天幕是不能穿透的这种思想，就足以使他们的四种科学灰飞烟灭。因为如果有不能穿透的天幕存在的话，那么，他们永远都不会穿破这堵墙；他们不能够

从命运那里取得它的最高秘密，

不能够揭示上帝在创造情欲以前已为它们安排的这种符合本性的社会结构的理论。因此，人们用不着期待从他们那里取.得什么知识。

但是，如果没有天幕存在，或者这种天幕如果只是由气体所形成，那么，这四种科学在三千年期间竟不能揭开这一种极易于穿透的气体（如揭示了运动秘密的某一领域的牛顿计算学所证明那样），它们是多么无能啊！

总之，天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它是由青铜形成的还是由气体形成的，无论在那种场合，哲学在涉及关于这一仍然是它津津乐道的天幕时，便是自己谴责自己。由此可见，机智是远远地离开了健全的理性。而关于不可穿透的天幕的夸大其词是极其无聊的，正如显然只会产生贫困、欺诈和分散现象的经济和政治的教化巨流一样。

在指出理性所误入的这一迷宫时，要把它的两类相反的向导加以区别：

其中一类包括一些好心肠的人，如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以及其他我称之为观望派的人——照苏格拉底的说法，这些人都是期待知识的光辉有朝一日会普降人间。

另一类人则是吹牛家，即关于最高度飞跃的吹牛家，教化巨流的分配者和贩卖趋于完善境界的能力的商人。体系方面的这些投机分子与观望派哲学家一类人正好相反，因而要给他们戴上黑暗势力派的帽子，因为观望派哲学家们抱怨科学不够明确，哀悼社会政治的无能，并宣告了某种更可靠的知识，以及某种适于指导社会走向幸福境界的理论的发现。

把他们所有的人都骗了一场的谬误，就是以庸俗精神来观察运动的那种古老习惯。这种习惯认为运动只限于现有的结构，而不求助于那教导我们看到运动体服从双重原则的类比学。必须反复地提到，在社会力学领域中，如同在物质力学领域中一样，运动是具有双重性的，即：

在合理的、和谐的和协作的秩序（由行星代表）中。而这种秩序我们既未能发现，也不曾在理论上进行过探讨；

在合理的秩序（由彗星所代表）中，在工作的不协调性中在分，为许 多家庭的分散制度中，在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状态中。而这种状态则是社会世界笨拙的童年时代和真正的迷宫，必须找到一条摆脱这个迷宫的出路，并遵照《福音书》的指示：Quaerite et invenietis（请寻觅和发现吧），去探索这条出路。

在一切行星中居统治地位的不合理秩序下，在它们生命道路的起点，生产只是使从事生产的群众贫穷，使科学含垢受辱。由此便产生我们在哲学集团中所看到的那种分裂的现象。在这里，观望派承认虚弱无力，而黑暗势力派则歌颂向日臻完善的文明制度的完善境界的最高度飞跃。这种吹嘘现在已成了任何作品的公式。哪怕是一篇报纸的论文，从第一句起就必须赞扬向智慧完善的能力和工业主义的成就方面的飞跃，而这种成就只使生产者陷入饥饿和贫困。

这类幻想家现在居于统治地位。连观望派和借助那歌唱穿不透的天幕、深奥的秘密，以及不可能和不可理解的事物的词藻华丽的哀歌来散布恐怖情绪的软弱者都不起来同他们斗争——我们要对这种疏忽加以宽恕，因为还存在五种未触动过的科学（其中四种已在第一页中指出过）。第五种科学的类比学是从其余四种科学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只有紧跟着其余四种科学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研究。现在毕竟可以对它的某一小部分进行研究了，例如，可以研究一下运动的双重性或双重表现的原则。

由此可见，对这些不战而退的观望派哲学家们来说，还有进行探求的无限辽阔的天地。当小孩子在王日馅饼^[1]中寻找豆子时，他们是比较明智的。在他们还有一个可以翻寻的馅饼时，他们是不会放弃希望的，一直翻寻到最后可能找到豆子的那个馅饼为止。

我们的世纪应该使哲学家们想起儿童的这种健全的思想和《福音书》关于去寻觅的训诫。他们应该使自己服从整个地研究科学领域这一规律，而不认为自然界是受种种已知的手段的限制的。因此，不应该认为，自然界仅受虚伪和压迫的制度，仅受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宗法制度和蒙昧制度的结构所局限。

人民曾很正确地把这四个社会阶段称为颠倒世界。对社会世界来说，它们乃是童年时代和不可避免的破坏行为的年龄。社会世界，在其他行星上正如在我们的行星上一样，在未实现两个条件以前，至少要在破坏性结构下经历过一百代。这两个条件是：

第一、创造为建立协作结构所必需的大规模生产、精确的科学和优美的艺术。

第二、通过情欲引力计算学直接地或者通过对人们所不愿意研究的其他三种精确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间接地来发明或发现它。

我们再把这四种被忽视了的科学约略地重复一遍。

形而上学者曾认为引力是一种不值得研究的恶习。

道德家欺骗了人类，使人类相信，在文明制度下人类能够成为有德行的和幸福的。相反地，我们必须向人类说明这种社会结构，它的假仁假义和它的叛逆行为的真情实况，描述出它的一切卑鄙龌龊，以便激发人们去寻找优良的社会结构。总共有三十二种社会结构，而我们只经历了其中的五种，这五种中有四种在目前仍旧存在，只有一种很早就已经消灭了。这一社会结构仅在人类的幼年时代持续了三百年（参看第四章中的社会阶梯的上升序列）。

政治学负有建立保障制度和人们所完全不知道的科学的任务。但它没有发明出任何一种保障，何况它还犯了双重的过错：既不曾在探求保障、特别是劳动和生活的保障上发现竞赛的方法，而且又对应用和传播偶然已经建立起来的保障制度（如货币制度，以及诚实和统一的保障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统一关系），采取轻蔑的态度。

经济主义规避了构成它的任务的两种研究工作——探求根除经济中两种根本缺陷的手段。这两种根本缺陷是：

农业工作和家务工作的分散性，

商业的欺诈性。

他们没有想到从研究工作中去找寻根除这两种缺陷的方法，反而去赞美这两种掠夺行为的根源，鼓励商人的迅速增加和他们所享受的欺诈自由；还鼓励那些像小野蛮人一样的小生产者。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看到。

经济主义负有使命探讨：

第一、尽可能更大规模的协作的方式；

第二、行为诚实的商业方式。

它绝不来从事这种研究，却肯定任何商业的掠夺行为，并在实际上鼓励协作社的骗子手，不向他们提出许多应该履行的条件，也不去干预这种对人类来说是最关重要的事情。

由此可见，无政府状态在社会世界视为向导的四种科学领域中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余的科学——精确的和占卜式的科学则在以犯罪性的忍耐促进无政府状态的加深。它们本应该与不精确的科学实行决裂，警告它们，并号召它们遵守自己的命令，特别是遵守关于整个地研究自然界一切领域的命令，因为在自然界领域中还有许多未经触动过的科学。

应该建立起精确科学来作为科学反对派集团，迫使不精确的科学去研究如保障工作和生活资料这类主要问题，毫不含糊地指责它们的任何一种体系都达不到目的，它们都是建筑在虚伪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只能带来与诺言相反的结果，只是有利于恶的连绵不断的继续。

精确科学绝不曾占据这种崇高的地位，所以便被虚伪科学所诱惑，同意加入它们行列中去，同意成为哲学的一个部门，而它们本来是应该揭发哲学的矛盾的。哲学一边在道德领域中宣传轻视财富和热爱真理，一边又在经济主义领域中宣传热爱财富和热爱在欺诈的行业中经常采用的个人商业。

人们没有创造这种反对派集团，却到处服从学院派的形式，服从那仅仅有利于诡辩主义的互相吹捧的风气。实际上，却是需要有一个实事求是地表示意见的独立集团。这个集团敢于向诡辩家们说：你们既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我们。人们在立法会议上甚至对大臣们都敢于采取这种率直的态度；任何报纸都敢于非常尖锐地向大臣们谈论最无情的真理。在教会的讲坛上和在法庭的辩护席上人们也采取这种态度。为什么人们对于更不值得客气对待的冒牌学者们却不敢使用同样的自由呢？

如果发现者都具有人们要求他们的那种平庸的性格，那么，一切发现早在摇篮中就都被扼杀了；发现者早会向酷评家的讥笑让步，并且与占统治地位的偏见相勾结。如果哥伦布是一个软弱的随波逐流的思想家，他就会向哲学和教会的咆哮让步而放弃探寻新大陆的工作。相反地，自然界却赋与了发明家以一个正直而坚强的人的性格。贺拉斯曾向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人，认为他们在动机方面是很难被人动摇的：

坚持自己信念的正直的男子汉，既不会在公民的强烈的意志面前动摇，又不会在暴君的淫威下屈膝。

伽利略在迫害者的屠刀下面仍然坚持“地球还在转动”这一个真理。因此，如果你们要求发现者对人恭顺、谄媚、曲意逢迎，那就无异于剥夺他的发言权，而你们自己也就会失去他们能给你们带来的发现。

发现者从来都像现在这样备受折磨，只差像以前那样把发现者烧死和把发现加以扼杀的那种做法了。居心险恶的小人采取狡猾的手段，拿形式、体裁和其他次要的东西作为理由来反对发现者。旨在阻挠发现者的阴谋家们，尤其是这样。他们根本不去考察事情的本质和理论部分。他们力图把发现加以垄断，直到可以占有这种发现和歪曲这种发现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才把它公诸于世。在没有科学反对派的时候，发现者是要遭受酷评家们和寻求暴利的剽窃家们的迫害的。

仔细研究社会世界由于这种无政府状态所沉溺的欺骗表现，是很有趣味的。我特地从中举出三件事。这三件事不久前是属于下列三种对象，即宇宙体系、社会保障和协作社的。

第一，宇宙体系。自然界在社会中如同在个人那里一样，随着它们逐渐变老而产生新的需要。从牛顿掀起了宇宙体系帷幕的一角时起，人们便希望整个地认识这个体系了。

针对着人们这种希望，从来都小心翼翼地期待着日益增长的趣味，以便用它们来为诡辩主义制造食粮的聪明人，便开始在世间粗制滥造着包罗万象的体系，以致有一天一家叫作《护宪报》（Le Constitutionnel）的法国报纸上一下子就刊载了三个这样的体系。人们开始把它们看作是文字的游戏。

我曾读了其中最受赞扬的一个体系的前言。这篇前言从第一页起就含有蒙昧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例如关于应该尊敬上帝而不要力求认识上帝的这类箴言。可是，如果不认识上帝，也就不能认识人了，因为人的灵魂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要积极地讲授宗教学说，而在理性上要积极地讲授普遍类比方面的哲学学说（上面曾举过谢林的事）。

我们本来应该努力认识上帝，这是最容易获得的认识，是必须作为基础的认识。这种研究要依照代数学方法或按合理地确定未知数的方法来进行。关于这个题目我写了一章，并在前言中已经预先谈到这个问题了。

由此可见，我们所谓包罗万象的体系从第一页起就对作为宇宙体系的关键的研究部门避而不谈。如果有向学者们指出必须遵循的路线的科学反对派集团存在的话，那么，它会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呢？

这些包罗万象的体系只字不曾提到关于情欲，关于上帝替情欲安排的和谐结构，关于为破坏性运动，或无政府状态即文明制度、野蛮制度、蒙昧制度所规定的时间，以及关于为了过渡到幸福的命运而摆脱这个时期的手段。其中每一个体系对于这种唯一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大问题，都保持最大的沉默。可见，他们在自己的虚伪的对宇宙的揭示工作中，偏偏忘却了人及其社会命运。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一谈被遗忘了的第三件事。

既然上帝的情欲和依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的情欲，乃是物质创造物的原型（狗——是友谊，猫——是利己主义），在未了解两种情欲结构或情欲的虚伪表现和合理表现的理论以前，认识创造宇宙时占支配地位的原因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情欲的表现的详细情节是以各方面的创造物为代表的，如友谊和利己主义是以狗和猫为代表的，卖弄风情是以绣球花为代表的，结婚是以鸢尾花为代表的，社交界的人是以雄鸡为代表的，驯良的丈夫是以公鸭为代表的，等等。凡是不善于借助于合理的和数学的方法来阐明这种类比的人，便绝不会理解作为情欲世界形象表现的物质世界的体系。因为宇宙就是它本身的反映，正如一切诡辩家所预料的那样，不过未能用类比计算学方法来证明这一点而已。而类比计算学的发现者乃是我本人。

总之，我们具有许多包罗万象的体系，这些体系既不曾向我们揭示上帝，不曾向我们揭示人，也不曾向我们揭示宇宙。它们究竟教导了我们一些什么呢？教导人人都已经知道的东西。它们把原先已获得的认识加以改编，换成另一种说法，只不过给它们增添一层学院派的色彩而已。可是，它们却自高自大起来，使人类智慧相信，仿佛它们已经得到了知识的泉源。其实它们甚至对于上帝、人和宇宙，甚至对于这些宇宙结构的次要现象，如我们经常所接触的动物和植物中所包含的、并且至少向我们千百次提出需要说明的象征物，没有一点起码的知识。我们的宇宙揭示者们如同对于别的许多问题一样，对于这一点也根本没有研究过。

第二，现代社会已感觉到社会保障的需要；这是一种应该发现而且在货币制度中已具有萌芽的理论。那些才智之士不来研究这种萌芽和把它加以运用，却把宪法、代议制政府和其他希腊的古董改头换面地搬上舞台。他们把这种古代的废物冒称为保障的途径，而经过四十年狂热的试验之后，人们都公认这些幻想甚至不能保障人民有工作和面包，它们只是散布纠纷，挑起各派残忍的角斗，促使捐税和浪费风气的增长，并且强迫人们偿付收买他们的代表的花费而已。虽然有时也消灭了一批吸血鬼，可是，他们的位置马上被其他更加恶劣的吸血鬼所取代。

第三，不久前才出现的第三种要求是经济协作社，这是一种已被诡辩家们所曲解、并且由于不合理的应用而失去意义的事业。人们对于这一事业差不多只懂得它的名称罢了。

协作社制度就在善于把三百到四百个财产悬殊的农业家庭按照情欲联合起来。以“协作社”一词来装饰自己著作的作家们并不曾去研究这个重大问题。相反的，我们看到象欧文派的投机分子们那样，正在吹嘘自己组织协作社的本领，其实他们只善于建立劳动的修道院生活，只善于创立以章程为基础而却与情欲要求距离十万八千里的团体，以致无论是蒙昧人也好，或是与他们比邻而居的文明制度的人也好，都不愿意仿效他们的榜样。他们不曾实现下列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劳动引力和最低的生活条件

不同意见的和谐运用。

依据三种资料：资本、劳动和才能所进行的令人满意的分配。

公正和诚实地谋利。

诱人的教育。

才能的突然表现。

情欲的自发的平衡。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吻合。

三个阶级衷心的融合。

这仅仅是向协作制度创办人提出的九个条件（在许多别的条件中间的九个条件）。此外应该再加上增加三倍的产量，因为没有这一点便不可能供给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种增加三倍的产量是劳动引力的结果。

从这个简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欧文派距离实现协作联系的条件是何等遥远。它只是为自身的利益而提出了一些慈善家的自我吹嘘的主张和党派性的见解，如废除宗教仪式和所有制精神而已。其实，所有制精神不但不应该废除，反而应该在协作社中额外获得四种发展的方向，即：

第一，借助于股份制度而实行的资本流动性的保障；

第二，不受任何阴谋诡计侵害的所有权和转让权的保障；

第三，由于连带责任和普遍保证而得到的收入的保障；

第四，依靠零星股票所得到最低限度的所有权的保障。

上面所举的三个例子证明，如果盲目地听任诡辩家为所欲为，不给他们指出界限，不向他们提出条件的话，社会便将失去发明的天才能力，因为发明的天才同任何讨人欢喜的形式或虚伪的著作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害了诡辩家本身，因为在诡辩家完全失去题材时，便会要求思想丰富的发明家们向他们提供写作的要点。最后，它将把读者带入迷途，因为，当大名鼎鼎的思想家们在像协作社或保障一词上建立成百种虚伪的体系时，读者势必相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谈到的一切，而实际上他们对这个问题甚至连表面上都没有接触到。

这就是我们的世纪所堕入的骗局。我们的世纪由于自己不健康的倾向而不能识别天才和智慧，它对某一个人把一切都给了他，对另一个人则什么也不给；他没有让天才摆脱它不能服从的书面形式。如同布亚罗所说那样，它希望到处听到恭维的话，到处看到香葡萄酒，而没有想到发现一旦被确定，第二天就会有几百个善于用他学院派的体裁来大事渲染的饶舌家。但是，既然发明家必须与自己的时代处于矛盾之中，如果他一开始就抱着诡辩家的曲意奉承的态度和阿谀谄媚的姿态出现，那么人们就会怀疑他不会带来什么新东西。科学反对派团体早就把所有这些反复无常的言论（它冒充是理性的完善化，其实只不过是无政府状态的可耻表现而已）告诉过舆论界了。

我曾经指出过，精确的科学由于对非精确的科学抱着宽容的态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和社会黑暗现象得以延长。但是，新科学的发现，对于所有仔细研究四种非精确科学的人是一种幸运。我已经把新科学世界向他们提供无穷的财富和荣誉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向他们描述了一番。

精确的和占卜式的科学本身有为自己发现活动天地和从新的泉源中吸取养料的需要。它们在一切问题上遭受失败后，曾陷于停滞不前和几乎瘫痪的状态。医学不知道许多特殊的解毒剂：医除痛风、癫癇和恐水症的药剂还有待发现。这种科学甚至缺乏阐明人们所不晓得的药剂的方法；它只是期待一个侥幸的机会来得到这些东西，如同得到奎宁和水银那样。我们绝不应该把认识它们的医疗价值这件事归功于科学，而应归功于意外的幸运的机缘。作为新科学之一的类比学，将发现人们所不晓得的一切药剂。

植物学家和医学家一样，缺乏研究的方法。人们有三千年时间不知道咖啡是可以吃的。在吃了咖啡树枝的山羊用自己的兴奋和跳跃泄露出这些咖啡的属性以前，人们都在蔑视它，并且在摩卡的田野上随意践踏它。数学没有办法，因为在代数方面不能进到四次方程式以上。可是，类比学将引导数学轻而易举地解决三十二次方程式。

在研究运动方面，我们的科学未必经历其生命行程的十分之一。它们只善于考察某些显而易见的结果，却指不出它们的任何原因。假如问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为什么上帝给了土星七个卫星，而只给体积比它大一倍的木星四个卫星？为什么土星有光圈，而木星却没有呢？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只推说是秘密太深和天幕太厚了。这是爱斯考巴尔的解释^[2]！幼儿借助因果论和类比学很快就会阐明上帝在创造宇宙这个问题上所遵循的规律。我们的科学关于这个问题并未提供过任何别的知识，只除了说些不可能和玄妙莫测的夸夸其谈。对于这些夸夸其谈，《福音书》回答说道：“请去发现和发明吧”！

我们的科学关于情欲曾给了我们什么知识呢？为什么必须压制它们呢？如果上帝在我们心灵中安排了一种必须加以抑制的动力，他便是一个极其笨拙的机械机。正是在这个情欲和谐结构的伟大哑谜上，才感觉到了有新科学的必要。我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之后，已对它大大作了一番简化工作。但是，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我必须首先使读者摆脱对四种科学哲学有利的偏见，启发读者认识到它们在学术界和经济界所建立起来的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