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傅立叶传略〔苏联〕伊·齐贝尔法尔

1772年4月7日，法朗斯瓦·马利·沙利·傅立叶出生于富庶的农业省法兰斯孔太（法国东部）的首府——商业大中心贝臧松的一个商人家庭。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这是十八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发生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年代。

身体衰弱、沉默寡言但爱好深思的沙利·傅立叶，对周围事物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商业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生活实践与它给予傅立叶的道德训诫背道而驰，这种生活方式曾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开始觉察到商人的种种欺诈行为，这种行为引起了他的愤慨。他七岁时有一次曾流露出自己的这种愤慨的情绪。为此，他还受到了父母的惩罚。正如傅立叶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他便立下了永远憎恨商业的终身不渝的誓言。少年时代的傅立叶对贫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常常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偷偷帮助贫民，因此引起了父母的强烈不满。

如同城里的许多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一样，傅立叶被送进当地一所耶稣会的会士所把持的学校去求学。这所学校的形式主义的、狭隘的古典式教育，不能满足这位生气勃勃的、富有求知欲的青年的要求——于是，傅立叶便开始努力自修。

富有天赋的傅立叶很快就掌握了各方面的知识，他对于钻研几何学、物理学和数学特别有兴趣。同时，对于艺术也表现出极大的爱好：他醉心于音乐，在没有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地研究音乐，甚至还编了不少的乐曲，写了一些诗，主要的都是讽刺诗。他喜爱花卉和鲜艳的色彩。在这些年代中就孕育了他后期创作的特点：力求把科学的、数学的精确性与艺术的表现力和诗意结合起来，把讽刺的、批判的尖锐性与对于未来的鲜艳的描画结合起来。

在少年时代，傅立叶就已经力求充分发展自己的全部才能，力求从事多种多样的业务和多方面的活动，他后来在自己的社会学说中也是这样严格地要求一切人的。可是，他这些努力与带有阶级性的一定社会环境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正摆在这位青年的面前：家庭坚决要求傅立叶在商业上大展鸿图，因为依照商人的传统，独子必须继承父业。傅立叶的父亲甚至还强迫自己的儿子在他死后（那时他才九岁）接受自己的意志：依照真正商人的狡猾精神所拟定的遗嘱，如果傅立叶从事商业，到了二十岁时便可继承三分之一的财产；如果他继续从事商业并且结了婚的话，那么到二十五岁时便可以继承第二个三分之一的财产；到三十岁时便可继承最后的三分之一的财产。这就是后来被傅立叶大加伐挞的那种“继承教育”的表现。

中学毕业后，沙利·傅立叶曾希望继续深造，以期成为一个军事工程师。但是，入工程学校的道路对他来说是走不通的。在革命前的法国，这种学校只收贵族的子弟。固然，贵族的称号是可以购买的，但是傅立叶的家庭不肯出钱来购买这种称号，而是坚持要傅立叶在他所憎恨的商业上飞黄腾达。

年轻的傅立叶被送到商人那里学生意，他曾逃跑过两次，但是最后终于屈服了。1790年，母亲把他送到里昂的一家殷实可靠的商店去做事。此后两年他曾在里昂、巴黎和卢昂受过了商业的实际训练，有时由于职务关系他还常到法国的其他城市，以及德国和尼德兰去跑一跑。

里昂在当时就其规模和地位的重要性来说，是法国仅次于巴黎的一个城市，是大工商业的中心。里昂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早已在市内及其周围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在这里，大权独揽的资本主义寡头分子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而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则达到了水深火热的程度。服苦役般的劳动、贫困、愚昧、卖淫、失业、饥饿和因精力耗尽而天折的现象，乃是里昂男女工人的命运。走投无路的里昂男女工人常常起来反对剥削者。阶级矛盾在里昂，如同在当时法国的任何其他城市一样，是很尖锐的。这种情形，在商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在社会关系中和在政治斗争中，触目皆是，而这种政治斗争随着革命的发展很快就具有了内战的形式。

傅立叶在里昂所见所闻的一切，向他提供了思考现存社会制度的弊病的丰富材料。他在商业旅行中所获得的印象，补充了他在里昂所进行的考察。应该认为，正是在这几年中，傅立叶才知道了协作社的各种不同的计划和试验。

1792年，沙利·傅立叶按照父亲的遗嘱得了遗产的第一部分，于是便应家庭的要求在里昂开始独立经商。但是，一年之后，他的发迹的希望出乎意外地破灭了，同时还丧失了全部的财产，甚至差一点送掉了生命。在里昂大资产阶级所策划的反对国民公会的暴动期间，傅立叶的全部商品都被当地的反革命政权所征用，他本人也被强拉去当了叛军。在革命军攻克里昂后，傅立叶被捕，但他未被判处死刑，并且得到了一个机会逃到贝臧松。

在里昂独立经商的尝试的失败，不曾使傅立叶感到十分苦恼。相反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他甚至对所发生的事件还感到满意，因为这一意外的事件使他摆脱了自己所憎恨的职业。

傅立叶回到故乡不久就参加了军队，他在军队中只呆了短短的一段时间。1796年1月间，他便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退役了。傅立叶服军役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却推动他草拟两项文件：改组军队供应工作的方案和军队迅速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计划。执政内阁正式承认傅立叶的这两项建议为具有爱国主义的行动。

有关共和军军务的各项建议，显示出年轻的傅立叶在发明和设计方面的许多首创精神。他很快地就提出了敷设铁路的想法，接着就进行配色的试验，制定了乐谱的新体系，提出了城市的改建计划。但是，所有这些方案并不能保障傅立叶得到生活的资料，他迫不得已又回去经营商业，尽管他对于这种被他称之为“谎言的制造厂”的商业十分反感。

1796—1800年，傅立叶曾经在里昂、贝臧松、巴黎、马赛和法国其他工商业城市逗留过，他曾在这些地方看到了一个已经取得胜利的大资产阶级的王国。他到处都看到，一方面是投机家、高利贷者和其他资本主义强盗的肆无忌惮的统治，另一方面是人民大众，即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甚至城市中等资产阶级日益加深的灾难。他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关于社会批判方面的材料。

但是，否定矛盾重重的和使人民备受苦难的资产阶级“文明”制度，在傅立叶身上是同否定社会改造的革命途径结合在一起的。傅立叶认为革命变革的企图和一般的政治斗争是无益和有害的。

傅立叶是在资产阶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环境局限了他的政治眼界。他仍没有摆脱热月反革命政变后在这个环境中占统治地位的敌视一般革命，特别是敌视革命高峰——雅各宾派专政的心理。傅立叶个人在镇压里昂反革命叛乱时期中的遭遇，对于产生和加强这种反革命情绪也起了不少的作用。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曾妨碍他很正确地评价十八世纪末革命所完成的“破坏工作”具有历史的意义。关于这一工作，后来他曾写道：“第一个文明国家推翻了社会欺骗行为的一切表现：王位、僧侣阶级、封建关系、证券投机——一下子全都土崩瓦解了。看来，人民的庞大身躯准备清除一切使其虚弱的脓疮。这就是轰然一声推开阿特拉斯压在自己肩上的重负的赫克里斯^[1]！如果这种危机不曾被谋杀行为所玷污的话，这将会是一个十分光荣的政治时代：但是后者不能发明出比它所破坏的文明制度更高的社会制度。社会向野蛮制度时期的方向倒退，而不是上升到文明制度时期以上的时期。而人类经过一番旨在挣断自己的镣铐的流血努力之后，却看到这些镣铐束缚得更紧了。”

傅立叶的学说差不多完全是在长期居住在里昂的年代中（1800—1815年）形成的。

这个时期的法国，尽管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可是阶级斗争还未具有明确的形式，因为无产阶级还不曾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还未成为自为的阶级。革命后的里昂，执政内阁和第二帝国年代的里昂，在最大程度上差不多集中并反映了这个时期国家生活的一切特有的过程。对傅立叶来说，这个城市乃是他的创作的实验室。

在这些年代中，傅立叶过着双重的生活：一方面是过着一个平凡而勤奋的商业人员的平静而默默无闻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过着一个独创的思想家的紧张的创作生活。他在深刻地分析过去和当代生活时，曾无情地揭露了现存社会的一切罪恶，并在自己的想像中创造出一个普遍和谐的虚幻的新世界。

从1800年起，傅立叶也开始从事文化工作，曾试图创办《里昂市和罗纳省日报》（Journalde Lyonet du départementdu Rhσne），但出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在里昂的报纸上写过论文、短文和诗歌。但是傅立叶始终迟迟不敢在刊物上发表自己关于社会制度的思想。

1803年12月3日，傅立叶在《里昂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世界和谐》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包含着傅立叶社会学说的基本原理的雏型：认为以前的哲学体系和政治体系完全破产；宣布必须确立能够分析和综合的新的社会科学；批判现存的“文明制度”，认为它不仅是一种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和无益的制度，而且还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最后，并预报未来的“和谐制度”。

经过两个星期，该报又发表了傅立叶一篇阐述欧洲国际政治形式及其发展前景的论文《大陆的三人执政和三十年的持久和平》。这篇论文引起了杜尔里宫的兴趣，并且奉第一执政官波拿巴的指示对作者进行了调查，因为作者仿佛透露出这位未来皇帝的国际和政治的意图。

不久，傅立叶就不再为报纸写东西了，而完全沉溺于构思他的巨著了。

傅立叶在青年时期博览群书，并且对他所读过的东西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因此，他后来能凭记忆引证许多古代作家和近代作家的作品，虽然有时也发生引错的事情。在中学毕业后，他从来没有机会系统地充实自己的知识。此外，他也不喜欢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傅立叶对书籍抱有偏见，他只是在为了寻找对他所制定的理论有用的材料时，才去求助于书籍。而且，他只是在业余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间才能够读书。因此，他读的书很少，主要读的是报纸和杂志。有关他后来所引证的书籍的知识，也是从报纸和杂志上得来的。

傅立叶曾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卓有成效地获得了不少关于书本方面的知识，散见在他的著作中的为数众多的引文便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傅立叶读书不是经常的，而且也是没有系统的，可是他很善于理解书中主要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对于过去和当代的作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道德家和教育家等等，都具有一个初步的概念，虽然他并不曾读过他们的著作。他的贪婪的智慧吸收了并且创造性地改造了他那个时代中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但是傅立叶经常吸取建立自己学说的材料的主要来源的，是他自己对周围生活的观察。商业工作大大便利了他对这一方面的观察。傅立叶兴趣勃勃地进行写作，并写出了很多东西，但都是凭着自己的情绪来写的：在他的桌子上经常摆着几种已经着手写的书，他有时写写这本书，有时又写写那一本书。当他开始写作时，他便完全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尽管商业职员的工作十分繁重，可是高度的创作积极性使傅立叶能够顺利地完成他的生平的事业——创造新社会学说。从他发表《世界的和谐》这篇论文起直到匿名出版小册子《论商业的欺骗行为》，以及题名为《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的巨著止，这整整的五年时间，乃是他劳动最紧张的时期。

傅立叶鞭答商业的杂文，就其全部价值来说，只不过是他的卷帙浩繁的巨著的一件无关重要的“副产品”而已。《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是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充满了令人感到兴趣的新鲜思想的书。但这本著作同时以它近乎狂妄的神秘主义虚幻的哲学和天体的理论，以及以它的文字和形式的离奇古怪而令人吃惊。在这部书中，傅立叶首先叙述了他的总的宇宙观：关于人类的学说、人类历史发展的概念，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和未来的见解。傅立叶本人后来也承认，这部书中有“很离奇古怪的片断”、“很多的错误”和“完全无稽之谈”，等等。他后来把自己的许多幻想说成是表达文字的一种方法。

报刊对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几乎完全保持沉默。这部书不曾得到传播。但是这种挫折并不曾使傅立叶感到不安。他不仅不曾放弃自己的思想，而且还决定更详细地探讨和论证这些思想。为了这个目的，他曾拟定了写一部篇幅更大得多的著作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

傅立叶为了想获得使他能够从事写作新巨著的条件，便抛开了商业经纪人的工作，于1811年进入军事部门，担任呢绒供应检查员的职务。1812年，傅立叶的母亲逝世，依照她的遗嘱，傅立叶开始获得一笔不大的养老金，因此，他的物质状况稍微得到改善。在“百日”时期，傅立叶担任了罗纳省省府统计局局长的职务。1816年，他得到亲友将给予帮助的许诺，放弃了这一职务，迁居到安纳省汝拉山下。他先是住在自己乡间的姐姐塔里丝家里，后来则独自住在区中心——柏恩市。他在这里差不多深居简出地住了将近六年。埋头写作《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这一著作，并于1822年完成。于是，傅立叶便启程到巴黎，在巴黎将这部著作分成两卷出版。稍后，则出版了篇幅很大的《总论》，以及对这一论著的不甚重要的补充部分和附录。傅立叶的这部著作，以后经过他的修订，分为四卷出版，书名叫做《宇宙统一论》。

在《论协作社》一文中，傅立叶对于自己已经在《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陈述过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作了更加详尽的叙述。这篇文章对资产阶级的“文明”进行了十分全面的批判。分散的、“没有联系的”经济的缺陷和一人反对众人的战争，在《论协作社》这一篇文章中得到了极其深刻而有力的揭露。这部著作中还描述了人民大众的苦难的状况，揭露了社会寄生分子和危险的垄断组织的统治。傅立叶撇开了消极的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不谈，在这里更加详细地叙述了关于自己对以诱人的劳动和协作社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的概念。另一方面，在这篇文章中很少注意宗教哲学和天体演化论的问题。

这位伟大的空想家曾以令人信服的具体性和丰富的想像力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对他本人来说，空想已经变成了现实，而且有时在他看来，这种空想似乎比周围的现实还要来得更加实在一些。傅立叶愈来愈深入到这个幻想的世界，他在思想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而这个世界也给他这个“发现者”带来了个人的满足：由于贫困而习惯于粗茶淡饭的生活的傅立叶，能够在这里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美食的嗜好；一向衣着不好而且总是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傅立叶，在这里创造了宏伟的宫殿，布置了令人惊叹的花坛，穿起了华丽的服装，举办了欢乐的庆祝会和豪华的检阅；从来不曾体验过深刻的爱情和被人爱的欢乐的傅立叶，曾为自己描画了享受自由和美满爱情的男女的幸福；在现存的分散的社会中孤苦地生活的傅立叶，在这里幻想着集体的“社会的魔力”。

在《论协作社》一文中，神秘主义和离奇古怪的思想比在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中减少了一些。但是，资产阶级的舆论对待这本著作的态度比对待《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也好不了多少：傅立叶把自己的新著分别寄给报纸以及个别学者和作家，但是报纸或个别的学者和作家，不是对这本书保持沉默，就是只发表一点点的评论。傅立叶的朋友们和一些客观的书报评论家们曾向他指出，只有在他用广大读者所能够理解的形式来表现他的学说之后，这种学说才有可能得到传播。

傅立叶在写完了这本著作之后，又回到了大城市——巴黎、里昂和贝臧松。1822—1829年，他就住在这几个城市中看到了，法国这个由于开始工业革命而发生了某些变化的工商业心中的生活。这些新的印象促使傅立叶进一步对他的“协作理论”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些印象加强了他的这种思想：文明制度既然创立了大规模的工业，使生产集中起来，使科学和艺术得到繁荣，从而为建立与贫困和无知不能相容的协作结构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傅立叶作为1825—1826年所爆发的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实业趋于瓦解的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见证人，曾经指出这是“无联系的经营”的现存制度的必然结果，并曾说明了这种危机的本质，把它叫作“过剩的危机”。

但是傅立叶不能够写作他的篇幅巨大的新著，因为从他再度迁居巴黎时起，为了谋生，他又不得不重操旧业和为私人补习功课。傅立叶期望有朝一日会有一个资本家愿意提供资金来创办试验性的法郎吉（也即依照他的理论原则建立的协作社），以便来检验他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是，这种有钱的“候选人”（傅立叶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却从来不曾遇见过一个。同时，这位年逾五十岁的“发现者”赚取面包越来越困难了。傅立叶在巴黎勉强熬过了三年，愈来愈希望自己的“发现”能够见诸实现。1825年他到了里昂，在一家商店里担任了将近一年的出纳员的工作。以后，他又回到巴黎，在一家美国商号的事务所里担任通讯员的小差事。只是到了1828年，由于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他才得以永远摆脱可憎的商业职务，而一心一意去从事自己的终生事业。

1828—1829年，傅立叶回到故乡贝臧松，从事新书的著述，这部新书打算以更加扼要而通俗的形式来提供他的全部社会批判思想的最后结果和未来社会结构的计划。1829年他回到巴黎出版这部题名为《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的著作。从这时起，他就几乎一直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残年。

在这几年中，傅立叶的生活是很孤寂而又单调的。从外表上看来，他同那一个时代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分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常穿一件蓝色的大礼服，脖子上端端正正地围着一条白围巾，每天照例在一定的时间中守候自己的“候选人”的光临。他每天总是在一定的时候从自己简陋的寓所里出来，到咖啡馆去喝一杯便宜的咖啡，一面看看报纸。他待人真挚而亲切。他是一位性情愉快而机智的交谈家，他善于使人感到惊讶，并且很会逗人发笑，而他自己却始终严肃不笑。他极富有同情心，常常暗暗地帮助向他求助的人。他的邻居们发现他有不少并不令人讨厌的古怪行为：他最爱花卉，他的房间就好象是一家花店；他最怕毛虫和蜘蛛，却很喜欢猫，口袋里总是藏着猫食；他象小孩子一样，爱跟随在军乐声中行进的士兵的队伍。他每天早晨都要到杜尔里宫去看卫兵换岗。傅立叶对一切事情一向都非常讲究准确和整齐，对一切事物都喜欢衡量和计算。他常常因为陷于深思而显得精神恍惚：每天从家里出来时几乎总要返回两、三次——有时是为了拿毛巾，有时是为了拿需要的纸张。他常常在大街上几乎高声地自言自语’忽然又收住了脚步，或者边走边记载着什么。回到家里以后，便坐在写字台前，兴致勃勃地工作起来，而且常常是彻夜不停。

傅立叶给在这几年中和他结识的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身材不高而且清瘦，但有一个大而漂亮的头颅，衬托着一头柔软而绻曲的斑白头发，这些头发垂在他的凸出的、高大的前额上。他的面孔由于有一双大而有神的蓝眼睛而显得容光焕发。这双眼睛在谈话兴奋时有时炯炯发光，有时又闪着柔和而忧郁的光芒。一只有力的鹰鼻从幼年碰伤之后，略微向左歪，然而，并没有破坏整个面部的和谐。嘴角和紧闭的薄薄的嘴唇流露出了他的坚毅不拔的性格。他很少发笑。他的脸通常现出沉思的神情——这是一张思想家和幻想家的脸。

傅立叶的朋友们（他的朋友并不多）谈起他时都是肃然起敬的，并对他的为人十分钦佩。他们都谈起他性格的善良、高尚、诚恳、坚强，以及其他许多的优点。人们都纷纷谈论他怎样机智地嘲笑他的同时代人。傅立叶在谈话时无情地、毫不矫揉造作地带着学者的坦率态度，从容和认真地分析资产阶级道德家所隐讳不谈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他仿佛成了社会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大胆地揭穿现代社会的一切脓疮和这个“颠倒世界”中人类关系的奥秘。

这位卓越人物毕竟还是一个悲剧性的孤独的人物。固然，在他的晚年时，他的周围环绕着一群朋友和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人数不多，而且他们对他也很不了解。傅立叶主义者正和“傅立叶本人相反”，很快地就变成为一个反动的教派（恩格斯语）。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在金融贵族的统治下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重大变化，也没有逃出傅立叶的注意。虽然他的学说早已定型了，但他仍继续从对现实的观察中吸取自己原先所表述的某些原理的新证明，并对自己的理论的个别部分作了各种不同的补充。在这几年中，傅立叶在业已形成的“协作学派”的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后来在他死后所出版的手稿文集，都证明傅立叶对于他周围所发生的社会过程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在这些论文中，傅立叶除了更详细探讨他的“协作计划”（他是这样称呼他的建设新社会的计划）外，还批判了商业的罪恶、银行的作用和资本主义垄断的统治，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动性、虚伪的进步、慈善事业的伪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消极的方面。

傅立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写成两卷著作，论述两种对立的经营制度（一种是虚伪的、分散的、令人厌恶的、欺骗的经营制度；另一种是符合本性的、协调的、诱人的、真实的、使收入增加三倍的经营制度）。这本著作中也包含着从最近的观察中所吸取来的某些新材料，以及这些观察所暗示的新结论。

但是，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中，傅立叶也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孤独的思想家和社会空想家。甚至在1831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之后，由于他的受历史制约的社会理论的局限性，他还不能够了解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也不能够了解以自由的集体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的长期斗争和胜利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来。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继续寄托在人类一劳永逸地和无痛苦地向协作制度的过渡上。他认为，只要协作制度对“分散制度”的优越性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并在实验中得到检验的话，那么，人类可能、甚至是必然地会向这种制度过渡的。

同时，傅立叶在考虑“摆脱文明制度”的各种不同出路时，在这几年中曾特别重视建立“保障制度”。因为保障制度即使不能够象他所幻想的那样，一下子就跳越到和谐制度，也似乎可以作为通向和谐制度的一座桥梁。但是，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对傅立叶来说，从来不是目的或理想。

所谓舆论一直到傅立叶逝世之日止，不是对这位伟大的空想家闭口不谈，就是对他的学说加以恶意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不外是对他的古怪论点加以挖苦而已。1836年，天主教会也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罗马教皇格里果利十六所颁布的通令曾谴责“协作理论”，梵蒂冈还把傅立叶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之内。傅立叶曾以他固有的直爽和雄辩来答复这种攻击。

这位孤独的探索家尽管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在晚年时曾不只一次地感到失望和痛苦。他在未完成也未发表的《对社会命运的发现的歌颂》一文中，以激动人心的词句吐露出自己的愤慨：

呵，你，这座喷发流言蜚语的火山，

你这个只拿进步充当门面的可鄙的世纪，

你，用可笑的命令

箝制天才的飞跃。

你只会举起苦杯，

把它当作是你所许诺的天堂的福音。

你也这样来诅咒我的著作：

三十年的屈辱和苦恼，

只落得个彻夜不眠的报答……^[2]

但是，傅立叶对于愚蠢的诽谤者们的卑视，是同傲慢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深信他的创作的功绩将会受到未来的新人的理解和重视。

……而且，作为圣贤中的圣贤，

在跨进未来世纪之前，

我将得到不朽的荣誉！

他在同一篇颂歌中这样感叹道。

这位为同时代人所不理解的伟大幻想家，就是怀着这种感情总结了自己生平的著作。他最后完全陶醉在自己空想的世界中。他曾写了十大本笔记来说明和发展这种思想。生活上的折磨和迅速实现“协作制度”的希望的破灭，使他精神上过早地受到了挫折，同时也彻底损害了他本来就很衰弱的身体。从1835年起傅立叶的健康情况便迅速恶化，但是他顽强地拒绝任何的帮助和服侍。他仍保持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先前一样继续从事许多工作，一直到逝世的时候为止。

1837年10月10日的清晨，蒙马脱尔区圣比埃尔大街第九号的女看门人来到这位已患病多时的六十五岁老人的寒伧的住所，发现他已经死了。傅立叶的遗体被埋葬在蒙马脱尔公墓内。他的坟墓上立着一块墓碑，上面刻着包含他的理论的主要公式的墓志铭：

沙利·傅立叶之墓

谢利叶支配和谐

引力与天意相适应

【注释】

[1]希腊神话上说：大力士赫克里斯为了取得金苹果，曾经替阿特拉斯肩负天空，后来他又用计把这个重负交还给了阿特拉斯。——译注

[2]《对社会命运的发现的歌颂》，引文摘自沃尔金的著作。《傅立叶传》（Fourier）1905年巴黎法文版，第173页。菲力普娃译，载1937年10月6日《消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