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朗克的一生本来应该非常美满幸福，但德国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使他一生饱受儿女先他而去的痛苦折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大儿子卡尔在战场上牺牲；他的一对孪生女儿格蕾特和爱玛都在分娩时因为战争期间医疗条件不好，先后于1917年和1919年去世。爱玛刚去世后，爱因斯坦去看望普朗克，后来爱因斯坦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普朗克的不幸让我心碎。当我看见他时，我无法止住泪水……他令人惊叹地勇敢而且刚直，但是可以看出，悲痛严重损害了他。”剩下唯一的二儿子埃尔文，成了他最后的安慰。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的1945年元月，埃尔文又因为涉嫌谋杀希特勒而被杀害。他曾经向希姆莱求情，并且好像非常有希望减轻处罚。但是在一天晚间没有任何告示的情况下，埃尔文被执行死刑！这几乎要了普朗克的命。不幸好像还没有完，在盟军轰炸柏林时，他的住所包括他所有珍贵的藏书，全部被毁掉。
哈伯（左）和爱因斯坦合影。
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几乎彻底摧毁了普朗克。那时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他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生的乐趣，身体的病痛更使得他痛不欲生。当美国军队最后找到这位20世纪曾经叱咤风云的科学伟人时，他和妻子正躲在树林里。普朗克躺在草堆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天空。
除了家庭给他带来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痛以外，作为威廉皇帝学会主席的普朗克，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科学家（包括他最好的朋友和同事爱因斯坦、哈伯、迈特纳）时，他内心的痛苦简直无法描述！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希特勒上台不到两个月，就中止1920年以来实行的《魏玛宪法》，宣布反犹太人的法令，废除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魏玛共和国由此寿终正寝，独裁的第三帝国正式开始执行迫害犹太人、扩军备战等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政策。
3月2日，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猛烈抨击了爱因斯坦。幸运的是，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已经于2个多月以前离开了德国。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191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命运最悲惨。这位功勋卓绝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军队做出巨大贡献的化学家，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关照，反而被从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撤了下来。这对哈伯是致命的打击。1934年1月4日，哈伯在痛苦的流亡途中，因心脏病猝死于瑞士西部的巴塞尔（Basel）。
大约在5月份，普朗克看见那么多优秀的犹太科学家受到迫害，在无奈的情形下，想向希特勒反映这一可怕的形势。他曾回忆过这件事：
希特勒夺取政权后，作为威廉皇帝学会主席，我有责任去见元首。我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为我的同事哈伯说几句公道话。如果不是他发明从空气中提取氮以合成氨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我们就会失败。希特勒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我绝没有排斥犹太人的意思。但犹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后者才是我的敌人，这才是我斗争的目的所在。”我讲，犹太人有好多种……也包括有良好德国文化的古老家族，必须区别对待。他答道：“不对，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联合起来就有麻烦。哪里有一个犹太人，其他犹太人马上就会聚集到一起……”我讲，如果有才华的犹太人被迫移民，对我们意味着自己伤害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科学和技术，再者他们会给别的国家带去好处。他不愿再说什么，最后他说：“传说我偶尔受到神经衰弱之苦，那是谣言。我的精神是钢浇铁铸成的。”说到这儿，他把身体俯到膝部，话越说越快，开始发脾气。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沉默，然后离开了。
再到后来，普朗克完全失望了，他说：“纳粹像一阵狂风横扫我们的国家。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像风中的大树那样听凭摆布。”
更让他为难的是如何对待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最著名的犹太人科学家，而且他在美国越来越严厉地谴责纳粹政府。普朗克预感到大事不好，如果德国政府一旦采取严厉措施对待爱因斯坦，普鲁士科学院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所以他于3月19日写了一封信给爱因斯坦：“……在这个困扰和艰难的时期，正是谣言风起之时，到处都传播着你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政治声明，我知道以后十分痛心。你不该多讲话，我并不是要断定谁对谁错，我只是清楚地看到你的讲话，使得那些尊重和敬慕你的人更加难以保护你了。”
3月29日，纳粹政府的特派员向文化部下达命令，要对爱因斯坦反对第三帝国的言论进行全面调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予纪律处分。普朗克再也没有办法进行调解，他只好抓住机会赶快离开柏林，到西西里度假。如果留在柏林，他将无法不接受政府的决定。
幸好爱因斯坦在3月28日就主动向普鲁士科学院递交了辞呈。辞呈上写道：“鉴于德国目前的状况，我不得不放弃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职务。19年来，科学院为我提供了无数机会，使我专心从事研究，而没有任何特别的义务。我知道我欠下的恩情太多，我也非常不愿意离开这个学术机构；同时，在我作为院士期间，与同事们建立了融洽和谐的关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对普鲁士政府的行为无法容忍。”
开始，科学院还装模作样地讨论了几次，他们既想保持科学院的公正，又想让政府接受他们的决定。沃尔瑟·能斯特（Walther Hermann Nernst，1864—1941，192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见形势对爱因斯坦不利，焦急地对另外一个院士说：“后人将会如何评论我们啊？肯定会认为我们是一群屈服于暴力下的懦夫！”
但是科学家们，包括普朗克，没有力量面对强大的、狂暴的纳粹政府。3月31日，普朗克从度假地写信给爱因斯坦：“对我来说，你（辞职）的做法是唯一可以保证你与科学院体面地断绝关系的办法，这可以使你的同事避免承受过多的悲痛。”
这是真心话，如果让他的同事们提出开除爱因斯坦的建议，那是多么可怕而沉痛的事啊！1933年5月11日，普朗克从度假地回到柏林，科学院又一次提起“爱因斯坦事件”。普朗克不能不表示一个态度。在一份声明中他写道：
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是这样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发表在我们科学院的所有研究成果，使本世纪的物理学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其重大意义只有开普勒和牛顿才可以与之相比较。
我有责任说清这一点。否则，我们的后代会认为爱因斯坦的同事们还不会鉴赏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普朗克处于多么为难的地步。这些困难恐怕比1900年热辐射研究中面对的困难更让他进退失据！
普朗克的坟地，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下面隐约有一些看不清的文字。只有Max Planck看得比较清楚。
1935年1月，在纪念哈伯逝世一周年活动中普朗克表现出的勇敢和不顾一切，让人对他刮目相看。这次纪念会议的召开是普朗克的功劳。虽然纳粹党一再警告，禁止德国各大学和高等学校的教授们和德国化学学会会员们参加这个纪念犹太人的大会，但普朗克却勇敢地说：“我一定要组织和主持这次纪念会，除非警察把我抓走。”奥托·哈恩在回忆录中写道：“普朗克使大家感到惊讶，他勇气十足地举行了这次纪念大会。”
1947年4月10日，89岁高龄的普朗克在哥廷根离开了这个既给他带来了荣誉又给他带来无限痛苦的世界。他去世后，就葬在德国哥廷根市的公墓里。像许多科学家的墓碑上大都刻有一些符号、图形，标明墓主一生最伟大的贡献一样，在普朗克墓碑的最下部，刻有一排普朗克常数h的数字作为墓志铭，以对这位历经沧桑的伟大学者表示最后的敬意。因为岁月的磨砺，字迹已经非常模糊，加上墓碑下面长起来的野草，如果没有及时拔除，就会遮掩这排数字。我国学者赵鑫珊先生曾经到德国哥廷根市的公墓拜谒过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墓地，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没有发现被野草遮掩的普朗克常数，以至于在他的《大自然神庙》一书里写道：
2004年初秋，我头一回造访德国哥廷根城市公墓的普朗克坟。很遗憾，墓碑没有把普朗克常数刻上。在那里，我足足站了一刻钟。我多么想看到碑石上有这个神奇的符号……h……
当代人类文明大厦不能没有这个常数作为支撑。
这其实是赵鑫珊先生的疏忽，没有看到普朗克常数。不过，普朗克的墓地的确给人一种孤独苍凉的感觉，与普朗克生前那么伟大的贡献和那么高的职位相比，实在不相称。透过孤独苍凉的墓地，我们也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普朗克那辉煌而又不幸的一生；而辛弃疾那千古诗篇不由涌上心头：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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