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包含着如此广泛的内容，以至于想要严肃使用这个术语常常会显得有点徒劳。但这个术语又一直在被人们使用着，在管理和商业理论家、艺术批评家、记者，甚至政客的话语里，都可以发现对它的使用。无论它的本意是什么，看起来它已经成为人们区分各自信念和理论的显要方式，鉴于这一原因，试图努力理解它的思想渊源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有关思想渊源，亦有很多种说法。有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仅仅是时间的标识，指示着发生在20世纪某个时间的西方文化自我认识的改变。查理·詹克斯宣称，它开始于1972年夏季某一天圣·路易斯的一个房屋工程被拆除时的一个建筑现象。其他人则会说，后现代主义最初与艺术有关，特别是文学（可能是因为德里达对“写作”概念的强调）。还有说法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别称。
这个政治侧面绝对是有趣的，并且，与后现代主义有关的很多其他问题也是如此。但是，不知怎么，有时讨论又会回到科学身上。例如，布鲁诺·拉脱尔曾花了一些时间，试图证明植根于事实的建构缺乏科学的确定性，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继续使用着这些批评。他引用了美国共和党的一位战略专家在《纽约时报》上提出的“你需要继续下去，使缺乏科学确定性成为一个首要问题”。看来，核心部分在于对权力进行批评的后现代主义可以结成一个权力同盟，这种权力正是它批评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或者它挑战真理和事实概念的那个特殊方面，具有很大的被政治滥用的潜在可能性。另一方面，盲目地接受任何带着“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也可能产生同样的问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理论能够有助于为自己设定解放性的目标。例如，制药工业试图影响各种临床跟踪结论的公布，它只把那些与它们的商业利益一致的部分作为科学真理向公众发布，并阻止其他结果到达公众面前，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这样，看起来任何理解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根源的尝试都必然涉及有关科学知识本质的争论，最终就不能回避数学知识本质的争论了。因此，也许并不是一个巧合，一些被认为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发起者、并被频繁引用的法国哲学家——其中有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以及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在1968年巴黎的反抗中出版了一本题为《集合论》的新理论“宣言”。当然，单单一个标题看起来像是一个讽刺，并不能说明这本书中采取的方法。但是它确实表明后现代主义也许和数学有一些值得探索的联系，这就是我试图去做的。
然而，关于数学及其真理与意义的讨论只有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语境中才可以理解。这是我在整本书中一直贯彻的观点。我把问题划定如下：考察有关数学基础的争论怎么会与现在被称为后现代的那些理论相联系，并且这些争论如何与吸引了大陆哲学家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一系列争论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都有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我完全清楚我在这里只是抓住了问题的表面。
我的这本著作，就像是淹没在其他著作海洋中的一颗卵石，有幸被汪宇先生选中，并将以中文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同时也是极大的责任。真诚地感谢译者蔡仲教授和戴建平博士以及出版社的编辑们。
弗拉第米尔·塔西奇
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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