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意志

4.2　语言和意志

让我们看一下，关于语言和知识，布劳威尔会怎么说。在布劳威尔看来，数学知识总是一个积极的决定，总是创造性主体在“它的最深刻的家”中展开的工作，远离任何言说和推理。数学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它是“知识”，在大致同样的意义上，就像对于某些浪漫主义者来说有关自我的知识是“知识”一样。自我被感觉，被经验，被生活。它从来没被给予逻辑确定性，因为与逻辑确定性不同，它不是要成为某种永恒的东西。它（与其他一些事物一样）是一个活的有死的身体。自我知识没有逻辑基础，也不能有这样一个基础，除了在前语言的熟悉的意义上。

数学是实现自我的创造性潜力的一种途径，自我通过进行数学活动来把自己辨别出来，就像浪漫主义的自我们通过艺术来实现自己一样。事实上，布劳威尔继续了“心灵解放”（这是布劳威尔在他早期的作品《生活，艺术，和神秘主义》（Life，A rt，and Mysticism）［1905］中喜欢的一句话）的类似主题。他把美、真和善等同视之，并认为所有“精明”或“计算”的活动，特别是体现在科学和“社会活动”中的活动，都不是美的，这就是说，都是道德上可怀疑的。

很难把布劳威尔归于单单一种哲学传统。但他表现出与浪漫主义的普遍相似之处。例如，布劳威尔（在《生活，艺术，和神秘主义》中）声称，当所有那些可怜巴巴的哲学家试图填补我们知性的鸿沟的努力失败以后，我们当中比较明智的那些人就应该坚持自我的观念，这个自我在进行着理解，但其自身却是超出理解的范围的。然而，他接着把这种方法描述为哲学的最后“一击”，它可以被理解为朝向浪漫唯心主义的一击。

但是这样一种微妙的责难——他把某些东西称为哲学的“一击”——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爱慕，如果与布劳威尔其他的极端猛烈的言辞相比较的话。考虑一下，对采取了不同的哲学一击的那些人，布劳威尔将会如何看待。这些不幸的人，特别是科学家，在寻找某种最后的并且是终极的确定性，“坚持、坚持，直到他们变得疯狂；他们变成秃顶，近视，肥胖，他们的胃开始不正常工作，他们开始因为哮喘和胃病而呻吟，他们幻想着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达到平衡并几乎已经达到平衡。”⁽²⁷⁾

就像那些更加奔放的浪漫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科学，代表着一种僵化（ossification），“死亡”。对布劳威尔来说，科学是一种“对限制在人类心灵中的欲望的迷恋”。它代表着人的象征性失落，导致这种失落的原因，是智力，“魔鬼的礼物”。逻辑和科学应该被“划为人种志”（enthnograhy）。逻辑尤其不是数学的基础。如果逻辑和科学还是某种东西的话，那它们就是数学的低级形式。它们只是某些数学活动的记录，而这些数学活动本质上是超越于语言的。布劳威尔说，研究逻辑和科学并没有什么错，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知道人们如何组织他们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逻辑是一种“人种志”。）

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逻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把数学解释为以逻辑为基础就“像认为人体是解剖科学的应用”⁽²⁸⁾。

这在布劳威尔看来是一个重要问题。数学是意志的活动，创造的活动，而语言顶多是一种传播意志的有缺陷的工具。“语言学的构造，根据逻辑规律而排列的句子的序列”，布劳威尔说，“与数学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在它之外的东西”⁽²⁹⁾。在另一场合，他很有争议地补充说：

直觉主义数学应该彻底从数学语言中分离出来，并因此也从理论逻辑的语言中分离出来，同时要认识到，直觉主义数学是一种本质上无语言的心灵活动，它起源于对时间流动的直觉⁽³⁰⁾。

这听起来有点不必要的激进。但是我们得理解这一点，数学对布劳威尔来说，就像艺术对于所有的浪漫主义者：一个连续的创造性流动，“自由意志”，心灵的某种内在活动，这种活动不能还原为语言，也不能从语言中演绎出来。因此与其说数学是“本质上无语言的”，不如说它排斥语言。这与一般的浪漫主义观点是一致的，与布劳威尔的其他观点尤其一致。在1928年的维也纳讲演中，布劳威尔说：“在意志转达的过程中，既没有精确性也没有确定性，特别是在用语言转达意志的时候［……］。因此，在数学中也没有确定的语言［……］。”⁽³¹⁾

人们也许会从这些关于意志的符咒中听到尼采的回声。对尼采来说，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创造，都是伪装成追求真理的征服意志（will‐to‐overpower），并且没有方式可以用语言来为这些“初始过程”分类。在尼采看来没有终极的实在。没有意志的活动，语言不能永远保持任何事物。“我们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我们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接受了形体，线，面”，尼采说，“没有对这些东西的信念，没有谁能够生活下去。但是这无论如何没有构成一个证明。生活是无需论证的。在生活的条件中，错误也是其中一个。”⁽³²⁾

我们用确定性的方式看待事物，接着对它们进行逻辑运算。逻辑，就其本身来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图像。逻辑和科学展示的世界不是客观的世界。它依赖于以前的解释。因此，在尼采看来，表象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实在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谎言。

对布劳威尔来说，同样，“实在的世界”是一个幻影。他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说，我的“外部世界”，对我来说，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它们本质上仅仅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序列，因此，甚至其他人的心灵的存在也只是“纯粹的假设”（这是与早期浪漫主义的显著差别）。世界被知觉的形式本质上是意志的活动——就意志这个词的相当广泛的意义来说，“数学注意力”的这一活动先于所有的逻辑：

特别的一点是［……］在思想中对对象的构造，这里的对象是指知觉世界中持存的、永恒的事物（单数或复数），这样，同时这个知觉的世界就变得稳定了。数学注意力的［这些］方面无论如何不仅仅是被动的态度；相反，它们是意志的活动⁽³³⁾。

尼采有时认为文化和语言（“语法”）被印入自我，甚至通过一个“记忆术”刻录的过程——这个烙印是如此不可逃脱，使得一个超人从“百姓”中脱离出来——被印入身体。与尼采不同，布劳威尔认为，此过程根本无需一个超人的努力。根本无需召唤尼采的对权力的酒神般狂热和欲望。数学，人们可以寻找“颠覆”的最后的可能场所，超越了语言的约束。

那些生活于难以用语言阐明的自己的连续统——请允许我使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同样的语境中使用的术语——中的个体数学家，他们的创造性解释活动是不能被“机械化”的。它们可以受语言的指引，受法则的规范，或者被后验地理性化，但是它们仍保持自由。

在这一点上，至少可以看出，布劳威尔似乎与浪漫主义的早期形式更加接近，而不是尼采的诗性飞跃，但他和尼采都偏爱具有震撼性的说法。这样，当布劳威尔宣称没有人可以与他人进行灵魂上面对面的交流，他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够毫无歧义地知道其他人的意思。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可以在洪堡那里找到相似的语境，他认为没有人的意思能够和另外一个人的意思一模一样。

让我们更详细地检查一下布劳威尔关于语言的观点，这与我们在后面讨论的维特根斯坦有一定的关系。

个人意志的活动——包括数学——首先“服务于个体的人”。但是它们也可以通过“劳动的形式”来服务于他人。可以直接这样做，也可以通过“建议”，布劳威尔认为这意味着“使人惊恐”［striking terror］，或者通过“诱使，通过唤醒想象力”，或者也可以采用不直接的方式，通过“训练心灵，这是说，通过影响一个人的经验，使其以如下方式受到奴役：他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其中对愉快的盼望和对痛苦的恐惧产生工作的愿望。”⁽³⁴⁾

但是，布劳威尔说，训练心灵的方法完全不能保证个体的忠诚。于是社会就求助于“道德理论的宣传”，并宣扬那些超越自私自利的价值。这同样不能奏效，因为自私自利的个人可以用道德价值作为限制他人野心的工具。

那么，剩下的东西，就诱导工具来说，就只有语言了。在原始社会，简单的手势或一声简单叫喊就足够可以转达意志了。但是随着社会组织变得更复杂，任务也变得太复杂，以至于不能通过单一叫喊来传递了。因为这种增长的复杂性，作为给社会强加一个秩序的精致工具即语言也进化了。与道德“宣传”不同，语言是交流必需的，并且能够很容易地被宣扬为道德中立。

因此，语言自身变成意识形态的一个精致形式。它被给予一个意义客观载体的地位——很像从伽利略开始科学给予几何学空间以客观世界的地位——通过把它诉诸于一些貌似数学的法则，这些法则本身被假定为无需质疑的。这样可以立即把命令发布给军队，只要所有的个人都被训练得相信语言自身具有某种终极的、分明的意义，它可以超越所有的个体。换句话说，为了防止个人颠覆语言的意义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改变它们，就必须灌输这样一种信念，即语言具有某种完全是自己本身携带的分明的意义。这就是布劳威尔所称的对语言的魔力特征的错误信仰。

布劳威尔开始与这种错误的信仰进行战斗。作为个体意志的创造性活动，数学不能被还原为语言——这是布劳威尔的中心观点——并且从中可以推出，语言仅仅是某种辅助手段，某种使得社会组织得以可能的东西：“以这个途径，所有文明社会要求的意志转达就变得可能了。因此，语言完全是社会人活动的一个功能。”⁽³⁵⁾

意义不是魔术般地从语言自身中涌现出来的。语言的意义总是包含着一个共识，通过训练和“诱使”而达到，并为社会可利用的其他方式而加强。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各人对任何此类共识保持普遍的忠诚。你可以使我按照某些法则行动，你可以训练我，把它强加给我，并且如果被吓坏或“诱使”到一定程度，我也许会遵守它。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对这个法则的自发的重新解释。我自己也不能抹去我重新解释这个法则的能力，尽管我也许因为实际的原因被迫去取消它：我需要像一个社会存在一样发挥功能。

这样，社会化和教化的过程就带来问题，即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绝对自主性。这与浪漫的“有限哲学”不相一致，它已经把自我视为依赖于某种不能被充分理解的东西。对浪漫主义来说，个人不能被完全从属于相互间的语言实践，恰恰就是因为，她所包含的神秘的创造性力量是超越语言的。布劳威尔的观点与此相近：“所有的言说和推理都是一种远离自我的注意（atten‐tion）；我们通过推理和词语不能接近它。”⁽³⁶⁾让我用更不激进的方式来概括一下：社会-文化的语境是形成性的（formative），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determining）。

也许是布劳威尔“自由意志”的顽固的私人性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兴趣——他于1928年听了布劳威尔的讲演——并导致他设计了他的著名的对不确定性法则的论证。例如，当维特根斯坦写道“没有一个行动可以被一个法则决定”并给出一个数学例子的时候（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例子），也许可以说，他部分地转达了布劳威尔的意志。“对纯数学来说，没有确定的语言”，布劳威尔写道，因为没有法则，不论是语言的，还是逻辑的，能够以绝对的确定性来转达意志⁽³⁷⁾。语言没有魔力。

维特根斯坦的著名的反对“私人语言”可能性的观点——我将在后面详细讨论——同样与布劳威尔（和尼采）的观点即语言“完全是社会人的一项功能”有一定关系。最后，当维特根斯坦讨论诸如“坐！”这样的叫喊的时候，像是在重复布劳威尔的“人的单一叫喊”。

与他的维也纳和剑桥朋友相反，维特根斯坦希望重新审视他早期的“逻辑实证论”的观点。在面对布劳威尔的惊人古怪的看法即数学是“本质上无语言的活动”时，他构造了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证（尽管很有争议并且也几乎同样古怪）。并且，他的论证部分地建立在一个惊人简单的数学技巧的基础之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只不过是同意布劳威尔的观点。但是，布劳威尔看来对维特根斯坦产生了构成性的影响，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后现代联系”的可能性。

但是让我们推迟一下对维特根斯坦观点的解释。现在，我要先概括一下我在这一章中指出的可能性：布劳威尔有关语言（特别是数学语言）以及时间连续统的观点可以被视为与后现代三杰——海德格尔、尼采、维特根斯坦——的某些观点有联系，但不是相同。

【注释】

(1)Samuel Taylor Coleridge，柯尔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著名诗作有《忽必烈汗》、《古舟子咏》和评论著作《文学评论》，与华兹华斯合著《抒情歌集》，开创英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新时期。在英国哲学史上他也有重要地位，他把康德著作和德国浪漫主义介绍到英国。柯尔律治1798年到德国，潜心学习了康德和谢林的著作，并形成自己的观点。——译者按

(2)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有《夜颂》、《宗教歌》等。——译者按

(3)帕拉斯即智慧女神雅典娜——译者按

(4)Ssheling，Sätliche Schrif ten，1／10，pp．11－12，英语译文引自Frank（1989），p．299．

(5)Berlin（1999），p．105．

(6)引文来自Berlin（1999），p．104．

(7)Friedrich 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New York，Random House，1967），p．449．

(8)“艺术是生命之树”来自Blake，“Lacoon”，格言17，19，引自Berlin（1999），p．50．“上帝禁止”引自William Blake，Notes on Reynold’s Discourses，转引自数学引文服务器，http://math.furman.edu/～mwoodard/mqs/mquot.shtml．

(9)引自“Schlegel，Friedrich von”，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04．

(10)“没有人对一个词的理解能够和他的邻居完全一样，并且如此细微的变化滑过整个语言，就像水面上的同心波纹。所有的理解同时也是不理解，所有的同意同时也是分歧。”（Wilhelm von Humboldt，Linguistic V 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vannia Press，1972），p．43．）

(11)Odysseus，古希腊荷马所作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伊塞卡国王，特洛伊战争中领袖之一，曾献木马计，使希腊军获胜。

(12)Novalis，Heinrich von Of terdingen，Part 2，Vol．3，p．434．英语引文引自Berlin（1999），p．104．

(13)此为蝴蝶效应。——译者按

(14)Sir Alfred Hitchock，1899—1980，希区柯克，英国电影导演，以善于用幽默手法制造悬念著称，曾导演过影片《三十九级台阶》、《失踪的女人》等，其导演的《蝴蝶梦》（1940）获奥斯卡金像奖。——译者按

(15)Brouwer，“The Structure of the Continnuum”，1928年3月14日在维也纳的讲演，引文引自Mancosu（1998），p．54．

(16)这些是柏格森论题的自由变动。关于柏格森观点的更多细节，参见Henri Bergson，Time and Free Will（New York，Humanities，1971）以及Lasek Kolakowski，Berg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7)引自Kolakowski，Bergson，p．129．

(18)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A526．

(19)Schelling，Smtliche Schrif ten，2／2，p．206．英语引文引自Frank（1989），p．423．降低因果链之刚性——就像布劳威尔的选择数列——以为精神构造活动留下空间，这样的努力也可以在美国哲学家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著作中找到，如1903年：“通过设想严格的因果性会产生什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计划中插入我们的心灵，并且把它置于这样一种地位，作为唯一一种可自我-理解的事物，它应该获得这样的地位，即它是‘生存的源泉’（fountain of existence）。”（Collected Papers，C．Hartstons和P．Weiss编，Vol．6［Cambridge，Mass．，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42-43．）

(20)L．E．J．Brouwer，“Intutionistische Verzamelingsteer，”KANW Verslag‐en，29（1921），pp．797802．英语引文引自Palo Mancosu，From Brouwer to Hilbe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3．

(21)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al Investigations（Oxford，Basil Blackwell，1953），para．456．

(22)Heidegger，Basic W ritings，p．254．

(23)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New York，Harper ＆ Row，1962），p．121．

(24)Heidegger，“Letter on Humanism，”引自Basic W ritings，p．227．

(25)海德格尔和布劳威尔都批评人受到理性的统治，这是指作为“控制的知识”的科学，他们都强调形式-逻辑理性的局限性。但是海德格尔反对所谓的在创造“真理”过程中唯心主义主体具有至高无上性。在他——以及那些仅仅是接受了海德格尔观点的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看来，这个观念代表了人类追求控制的历史性顶点。他因此试图“推翻”唯心主义，并表明主体性其自身来自存在主义理解（“我们早已在其中运动的空间”）的结构。特别是，直觉本身是“派生”的。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数学看来是很有趣的，并且和数学有着一定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直觉受到形式化的影响并且反过来也影响了形式化，但是二者之中没有一个是数学概念的“起源” 。这样，直觉主义者和逻辑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不太可能用简单的方式得以解决：“其中一个热点问题是考虑数学形式主义的限度和合法性以及要求立即回到一个被直观地给予的本质上来［……］ ，这个问题不能用一种或另一个方式解决，不是形式主义就是立即回到事物的直观决定上来；因为数学计划的本性和方向在决定他们与直观经验的可能关系时发生了一部分的作用，反之亦然。”（Basic W ritings ，p .270）

(26)实际上，海德格尔对有关数学知识本质的争论的认识已经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章中表达得很清楚了：“数学，这个学科，看起来是最严格的以及最稳固地建构的，却经历了一个‘基础的危机’。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之间争论的核心，是如何获得并确保达到这门科学的恰当对象。”（Basic W ritings，p．51）

(27)Brouwer，Life，A rt，and Mysticism（1905）．参见Brouwer，Collected Works，A．Heyting编，Amsterdan，North‐Holland，1975，p．5．下段的布劳威尔的引文同样来自此处。

(28)Brouwer，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1907）．参见Collected Works，p．130．

(29)Brouwer，Collected Works，p．132．

(30)Brouwer，Cambridge Lectures on Intuionism，D．van Dalen编，Cambridh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4－5．

(31)Brouwer，“Mathematik，Wissenschaft und Sprache”（“Mathematics，Sci‐ence，and Language”）．于1928年3月10日在维也纳的讲演。英语引文引自Man‐cosu（1998），p．48．

(32)Nietzsche，The Gay Scie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74），格言121。

(33)Brouwer，“Mathematics，Science，and Language”．引自Mancosu（1998），p．45．

(34)Brouwer，“Mathematics，Science，and Language”．引自Mancosu（1998），p．47．

(35)Brouwer，“Mathematics，Science，and Language”．引自Mancosu（1998），p．48．

(36)Brouwer，Life，A rt，and Mysticism．p．2．尽管有关更深的“精神”是语言和理性不能达到的这样的观点可能被称为“浪漫”的，但是它看来也许更准确的是，它是在浪漫主义兴起后才对哲学产生了影响。例如，Luther曾指控“流氓的理性”，苏菲诗人Jelaludin Rumi则断言，语言不能达到在“你的内部”活跃着的那种力量，而诺斯替教有内视的教义，在这些场合，我们都可以发现与浪漫主义相类似的观点。

(37)Brouwer，“Mathematics，Science，and Language”．引自Mancosu（1998），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