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印度教

推论4．功能主义印度教

我承认，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提出一个对印度教的功能主义解释。我们思想的非物理性世界类似于灵魂的非物质性世界，物理世界类似于所有活物的物理性身体的总和。现在我就可以系统阐述我对印度教的功能主义理论了。

灵魂-的-世界（world‐of‐souls）被称为宇宙灵魂（Atman）。宇宙灵魂在身体与身体之间自由迁居。我们都听说过人们谈论“灵魂的迁居”。这是一个含混、不科学的说法。在功能主义看来，我们应该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样说要好得多。此外，印度教有时把我们有灵魂这一特别品性描述为“宇宙灵魂-体现-于-一个-物理性-身体”（Atman‐embodied‐in‐aphysical‐body），就像思想和声音一直处于无形状态，直到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样，表达的概念就代替了“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粗糙说法。

现在我们固定了几个印象深刻的术语，但这还不是全部。事情不能像这样任意。例如，如果我比如是一个物理学家，很奇怪的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我的灵魂”现在居留于一个比如是法国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者的身体之中。毫无疑问，这是很有趣的。但在一定意义上这不像是正确的。为了完备我对印度教的功能主义解释，我必须想出某种结构来对付这些问题。幸运的是，印度教里有“法”（dharma）的概念。这样，法就是结构，我的“角色”就是遵守它的规则，通过它我建立了我与其他身体能指的关系。不然的话，我集了恶业（karma），并弄糟了古老灵魂的事情⁽²⁶⁾。

尽管功能主义具有娱乐的价值——有了会思考的恒温器，人们还能要别的什么呢？——我们还是要指出其可能包含的问题。问题是，某个形式结构的任一元素的“意义”等同于它在与其他结构单元的关系中起的作用。结构中每元素在它所属的总体中得以确定。这样，被认为是结构区分指定给结构中各单元的“同一性”就包括了彭加勒所称的非直谓定义（现在称为“非直谓”［impredicative］）。因此，它也就面临彭加勒对逻辑学家和形式主义的同样的反驳，也就回到了以前数学家“解构同一性”的时代。

在对彭加勒的讨论中——我还要重新回到由德里达发挥了的这个反驳意见——我已经指出，不加限制地使用非直谓定义可能会导致困难，不能说明具有无限元素的结构的语义“可变性”。对那些被假定为能够对数目表述基本断言的语言结构来说，情况肯定是这样。这看来是此类定义的一般特点，即当结构扩展的时候，从原则上讲，指定给元素的“功能”能够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可以精确地预言将发生哪些变化。

另一方面，功能主义者感兴趣的那些结构显然可以创造新的结构单元：新的词汇，句子，神话，人，喜剧的无穷系列，等等。因此，功能主义者指定给这些单元的意义不能被先验地保证任何永恒性或“连续性”。情况是严重的。如果是结构自身在通过我们“说话”，如果是结构自身提供了自身的意义，那么人类共同体不能帮助它保持稳定。对于这个难以言喻的潜在来说，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们既不能给它带来任何变化，同样也不能阻止它发生改变。

此时一个新的假定开始发挥作用，即稳定性假定，但也只不过是另一个神秘原理，用来保证结构不会像一个蜘蛛一样消解在自己编织的网络之中。功能主义必须援引的原理由皮亚杰生动地表述为：“谈话的这些特征，以及尽管无限新元素被构造，但仍具有界限的稳定，这些都假定结构是自我调节的。”⁽²⁷⁾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后结构主义提出了基本的反驳：确切地说，为什么这个自我调节的原理被认为不是一个权宜的或者甚至一个任意的假定？如何保证这个结构是自我调节的？正是通过这个问题，某些“后现代”观点可以与彭加勒对非直谓定义的批评联系起来。

在我们仔细考察这个类比之前，让我们简略地提一下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工作。

【注释】

(1)海德格尔把类似此类思想追溯到牛顿。在海德格尔看来，牛顿运动理论中，“位置本身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位置不再是物体因为自己的内在本质（inner nature）而属于某个位置，而只是与其他位置的关系（in relation to other positions）。”（Basic W ritings，p．263．）

(2)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NewYork，McGraw‐Hill，1996），pp．111－112．

(3)同上书，p．112．

(4)同上书，p．120．还请参见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15（1957），p．93：“在语图中，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只有差别，没有任何实在的量。”

(5)“因此，所有的思想，必须一定存在于符号中”（Peirce，Collected Papers，Vol．5，para．251．）Schleiermacher写道，“没有人能够在没有词语的情况下思考。没有词语思想就是未完成的和不清晰的。”（Hermeneutik und K ritik，Manfred Frank编［Frankfurt，Suhrkamp，1977］，p．77．）英文引文引自Frank（1989），p．212．

(6)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p．122．

(7)有关魏尔的引文，见Hermann Weyl，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and Natural Science（New York，Atheneum Press，1963），pp．25－26．彭加勒引文来自J．R．Newman（编），The World of Mathematic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56），此处引自数学引文服务器，http://math.furman.edu/～mwoodard/mqs/mquot.shtml．

(8)Richard Dedekind，W as sind und sollen die Zahlen?（Braunschweig，Vieweg，1888），para．73．英文译文引自Detlefsen（1996），p．104．略有改编。

(9)数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类似并非完全是我的数学偏见的产品。例如，丹麦结构主义语言学家Louis Hjemslev明确承认数学对他的理论的建设性影响，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语符学（glossematics）。语符学，在Louis Hjemslev看来，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把“内在的语言代数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是一门“用未知实体操作的语言代数学”（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3］，pp．79－80．）

(10)参见Frank（1989），p．8．

(11)参见Engler的Edition Critique，Vol．1，p．243，以及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15（1957），p．89．引自Frank（1989），pp．441－442．

(12)集体强加给语言一些惯性，但是并不决定它的意义：“［语言规律］是普遍的，但不是强制的。无疑它是因为集体实用的力量强加给个人［……］。”但是，“在语言中，没有力量可以保证某些点的规则性被维持。”（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p．92．）

(13)Claude Levi‐Strauss，Struc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Doubleday，1967），p．227．

(14)见本书第6章P93注。

(15)Claude Lévi‐Strauss，The Raw and the Cooked（New York，Harper ＆ Row，1970），p．12．

(16)Claude Lévi‐Strauss，Struc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Doubleday，1967），p．226．

(17)对布尔巴基来说，数学是以结构的基本类型为基础的：秩序，代数，以及拓扑。这个特别的分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皮亚杰关于儿童数学概念的发展的理论，他是独立于布尔巴基学派达到这个思想的。参见Reuben Hersh，What Is Mathematics，Reall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225－227．

(18)Rota的（明显是有争议的）文章，见Gian‐Carlo Rota，Indiscrete Thoughts（Boston，Birkhauser，1997），pp．89103．Thom的关于“现代数学”的文章重印于Thomas Tymoczko编，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第2版，修订版（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67－78．

(19)Roland Barthes，Critical Essays（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9），p．213．

(20)参见Vladimir Propp，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8），以及Algridas Julien Greimas，Structural Semantic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6）．

(21)Benjamin Lee Whorf，“Science and Linguistics”，Technology Review，42（1940），重印于John B．Carroll（编），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Selected W 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 f（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6），pp．207－219．

(22)在这些主张中，有大量的“辩证法的”模糊性，并且它们被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解释。例如，在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的序言中，马克思说，生产关系的结构“调节（conditions）”（bedingt）——而不是决定——精神生活。

(23)这就是著名的观念“语言的牢笼”。但是尼采看起来很谨慎，把“印度、希腊和德国的研究哲学方式的相似性”归因于“相似语法功能的无意识的统治和指导”。（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New York，Macmillian，1909－1913，Vol．12，p．29．）词语的选择是很有趣的。例如，物理学规律当然是“指导”并“统治”着我的运动，但是它们并不决定我的邮政编码。实际上，尼采接着说，这些统治性的语法功能有助于消除“世界重新解释的其他的特定可能性”。这与语言决定论是相差很远的。另一方面，尼采还把语言描述为一种比喻的移动部队，在“经历了一个长时间实用之后，好像成了一个固定的、教规的、有约束力的国家。”（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New York，Macmillian，19091913，Vol．2，p．180．还可参见第9章p．153注释②。）看起来，即便是尼采和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思想也远远不是那么清晰明了的。

(24)Steven Pinker，The Language Instinct：How theMind Creats Language（New York，HarperPeremmial，1994），pp．59－67．关于这些文化相对主义的“浪漫”观念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是如何在美国教育体制中散播的，Pinker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描述。我相信，从这一点人们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后现代主义”的标准版本在美国学术界获得热烈欢迎。好像出现的那些东西是对浪漫主义的奇怪的不一致的模仿。当那些后现代思想家不辞劳苦地提炼我们对其他文化的情感时——“后现代知识［……］提炼了我们对差别的情感，并强化了我们对不可通约的东西的忍受能力”，利奥塔说（The Postmodern Condition，p．xxv）——同时，他们却频繁地用完全不浪漫的方式来表现普通的文化，将其描述为某种Franz Kafka的小说“In the Penal Colony”中的吓人的工具。例如，Deleuze和Guattari（1977）断言，“文化运动［……］实现于身体之中，被铭刻在身上，并奴役着它们。这就是残忍的意思［……］。它把人或他们的器官变成社会机器的部分和轮子。”（p．145）

(25)参见John Searle，Minds，Brains and Scien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versity Press，1984）p．30．我在下一章还要重新回到思考的恒温器上面来。

(26)在任何人获得某些看法之前，我要补充一点，我用的这个例子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错误的，并且对于印度教来说大体上也是错误的。

(27)Piaget，Structualism，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