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美学

元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

世事岂偶然，彼苍审措注；

乍疑乐律乖，庸知各得所；

……

A·蒲柏（Alexander Pope）

 

格列佛在他的游记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在拉布塔岛上，他遇到了几个研究和改进那个国家语言学的教授。其中这些教授们的一项研究工作是，把多音节词变成单音节词，并且省略动词和介词，用以达到简化语言的目的。因为事实上一切可设想的东西都可以仅仅用名词来表达。另一项研究计划是，废除所有的词汇，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用随身携带的实物来表达思想。后一项研究工作对语言的简化甚至会对人的健康大有裨益，因此受到了大力提倡。尽管这样，这项工作却遇到了岛上妇女们的反对，因为这样一来她们的舌头将会失去作用。

正如在其他大部分章节一样，《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在这一部分也利用了他最擅长的武器——讽刺，以此来挖苦他那个时代深受数学影响的文学风气。就像20世纪美国的商人由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成为时代的权威一样，17、18世纪的数学家也由于成功地揭示和阐明了自然界的秩序，而成为当时文学的仲裁者，从语言、语法形式、语言风格一直到文学内容。当时，最杰出的大文豪也认为自己的作品与数学、科学著作比较起来相形见绌；并且认为只有以这些著作为榜样，诗歌和散文才有可能提高。

作家们通过使语言标准化来重建文学。某些符号原来一直是表示固定意义的，现在则被用来表示概念，正如数学家们用x来表示任意一个未知量一样。英语语言的标准化还体现在替代词的频繁出现：nymphs代替少女，swains代替恋人，dewy代替草地，mossy代替喷泉和小溪，limpid代替水，等等。这些词的出现，以及还有其他一些专有名词的使用，简直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

为了模仿数学，日常会话也开始使用抽象概念。火枪成了水平的管子，鸟成了有羽毛的带子，鱼成了带鳞的种族或有鳍的种族，海洋成了充水的平原，天空则成了碧蓝的穹隆。诗人们更是沉湎于抽象的术语之中，如美德、愚昧、喜悦、繁荣、忧郁、恐怖、贫穷，等等，他们将这些词人格化，并且用大写字母表示。语言的标准化和对抽象词汇的偏好，使语言丧失了细腻的、丰富多彩的词汇。

英语语言的一个里程碑——S·约翰逊（Samuel Johnson）《辞典》（Dictionary）的问世，使得英语语言的标准化运动达到了高潮。约翰逊承担起了整理英语语言的工作，英语语言“由于需要而产生，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得到了扩充”。通过对单词意义或多或少的完备解释，约翰逊把这一部辞典变成了评判用词法的权威性标准，以及语言习惯的仲裁者。他对这些单词作了仔细的区别，常常是通过引经据典，从而确立了它们的准确含义和正确用法。约翰逊的用意是想固定这些词的意义和用法，正如几千年来用“三角形”（triangle）这个词来指称三角形本身一样。

在辞书史上，这一关于辞典概念的转变看来有些偏激，但在18世纪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约翰逊对英语语言进行了整理，而这一类似的工作在其他领域内则早已进行了，即确立最合理、最有效和最持久的标准。从他那个时代起，语言学家们认识到，尽管语言有各种定义和规则，但它的变动和进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区域，词语的意义也不相同，现代辞典收入词语的古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随着语言的标准化，对日常语言的有效性也进行了批评。曾因伦理哲学、政治哲学而名噪一时的J·边沁（Jeremy Bentham）对这一问题颇有研究。他声称，名词要比动词好，用名词表达的概念是“建筑在岩石上的”，而用动词表达的概念会“像鳝鱼一样从你的指缝间滑过”。理想的语言应该模仿代数学；用符号来代替概念，就如用字母代替数字一样，这样就能消除模棱两可的词语和易使人误解的比喻。正如所有的数字都是由简单的运算——加、减、乘、等于——联系起来一样，各种概念应该用尽可能少的句法关系联系起来。比较两个判断可以和比较两个方程采取同样的方式，如：方程的一边由另一边乘以一个常数而得到。边沁热衷于用符号代替名词和关系词，这与莱布尼茨使语言符号化的思想有一定联系。只不过莱布尼茨力图使推理更简便，而边沁等人所追求的则是语言的精确性。

语言改革本身只是数学对文学影响的一个次要方面，文风的根本性转变还要更加引人注目。在牛顿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数学论文或数学演算的文章叙述得细致准确、清晰明了。许多作家们确信，数学所取得的成就几乎完全应归功于这一质朴的风格，于是作家们决心模仿这一风格。

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决定将英语散文的改革纳入学会庞大的学术计划中。为此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授意包括斯普拉特（Sprat）、沃勒（Waller）、德莱顿（Dryden）和伊夫林（Evelyn）等在内的人研究语言。在研究了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Francaise）以后，这个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学院，“以促进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言的发展”。它敦促学会成员避免在实验报告中使用雄辩的华丽语言。他们要反对“冗词赘句、夸夸其谈的文风”，寻求“回到原始的纯朴和简洁，在同样的篇幅中表达尽可能多的东西”。他们要使用“一种平易、朴实、自然的表达方式，做到言简意赅；尽可能地一切都像数学那样明了⁽¹⁾；工匠、农夫、商人的语言，比学者和才子们的语言更受青睐”。

当时伟大的学者之一，丰特奈尔（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是当时最著名的科学普及人士，在其《论数学和物理学的用途》（On the Utility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一书中，他写到：

几何精神并不局限于几何学之中，它可以脱离几何学，转而在其他知识领域中发挥作用。一部有关伦理学、政治学，或者一篇批评性的、甚至有关雄辩术的著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是出自一位几何学家之手，就会更胜一筹。现在，几何精神比以前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一部好的著作中井然有序的结构、准确简洁的叙述，这些都是几何精神的结晶。

在18世纪，人们将我们在以前的章节中提到的著名数学家树立为文学典范。笛卡儿的文风因其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而大受欢迎和颂扬，笛卡儿主义（Cartesianism）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成了一种文风。帕斯卡在他的《外省人来信》（Lettres Provinciales）一书中所展示的文雅而理智的风格，受到了人们极大的推崇，被看作是对文学风格的重大贡献。所有领域的作者们都在他们文章主题所允许的限度内，尽可能地模仿笛卡儿、帕斯卡、惠更斯、伽利略和牛顿的风格。

在这样的影响下，散文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暗喻被取消了，为的是便于用精确的语言描写客观事物。关于这一点，洛克解释说，暗喻和象征虽然是宜人的，但却是非理性的。带有大量复杂拉丁文结构的华丽的、充满学究气的文风遭到了摒弃，代之而来的是简明直率的文章。新的风格还抛弃了激动人心的奇想，充满感情和活力的表达方式，充满诗意的华而不实，激情，以及庄严含蓄的句子。蒲柏说作家的职责就是：

引导缪斯的坐骑，而不是去鞭策它，

制止它发怒，而不是让它狂奔。

作家们所关心的是，用一种与高标准的逻辑思维相一致的风格来表达、叙述事实。这一新的文风的特点是：清晰、匀称，对形式、节奏、对称性结构和韵律有建筑师般的本能，严格遵守固定的模式，文章就会变得简明而清晰，准确而合乎语法。为了使文章清晰易懂，每一短语或词组都必须浅显易懂。因此当时短句非常流行，倒装句则招人讨厌。句子中词语的顺序由思维顺序来决定。而且，句子与句子之间联结得很紧凑，以便于清晰地表明思维的来龙去脉。文章风格的宗旨是：“浅显易懂的思想交流。”

由于当时强调文体的理性因素而舍弃感情因素，这就助长了注重修辞、推理和叙述的文风，同时贬低了那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充满激情的表达方式。然而，伟大的诗篇正需要这些情感来激发。在这一理性时代，表达理性所用的最富特色的方式是散文，这样就导致了那时田园诗、戏剧的发展远远不及小说、日记、书信、游记和散文等文学形式的发展。事实上，当时小说几乎取代了诗歌，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田园诗则成了枯燥的“诗化的散文”。

在散文中，杂文最受欢迎。对理性的崇拜使得那些不合理性的东西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作家们也因此从中找到了新的主题。在18世纪，由于理性和自然被等同起来，那些违背自然的东西就受到人们的唾弃和抨击。比如，人们攫取权力、财富和地位，这些都与自然相悖，因而受到了攻击。18世纪最伟大的讽刺作家斯威夫特至今还拥有许多读者，他的作品在当代正切中时弊。格列佛在那些奇异的国度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对18世纪欧洲文明的影射。

小人国中的小人们初看起来十分有趣，他们衣冠楚楚，然而却是孤立无援的弱小民族。我们不禁对之莞尔一笑，等到后来才知道，玩笑开到自己头上来了。格列佛想对小人国中的上层社会精英们夸耀欧洲的制度、风俗，结果却嘲弄了欧洲人。

正如我们刚才所见，理性时代人们偏爱散文，而轻视诗歌。另外，牛顿精神强调散文和诗歌之间的鲜明界线，强调我们作为理智的、有判断力的人所想的，与作为一个诗人所想的应该泾渭分明，一方面是有关自然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修辞的色彩和幻觉的工具，是寓言似的欺骗。散文与事实相连，而诗歌只给人带来愉悦和幻觉。一个人可以有诗一般的感受，但他却必须用散文的形式来思考。而且在牛顿时代，由于真理包含在清晰的关于物质的数学性质的知识中，而这些不是诗歌的真理，因此后者被视为是虚幻的东西而遭到冷落。事实上，为了获得真理，必须摒弃空想，诗歌至多只能装饰抽象的数学和科学的真理，使它们更加令人愉悦。

当时许多杰出的人物都反对诗歌，有的甚至向诗歌宣战。洛克说诗歌所给予的只是悦目的图画和宜人的景象，但这些都与真理和理性相悖。见到理性之光的人无需诗歌，因而不应该在一首诗中白费精力寻找什么真理。事实上，如果在一首诗中注入理性，就会损害它给人带来的愉悦。另外，他还说，如果一个儿童有诗歌爱好，他的父母就应该阻止这种爱好的发展。牛顿在谈到他对诗歌的看法时，引用了他的老师巴罗的话：诗歌是天才的妄言。休谟则更为粗暴。在他看来，诗歌是职业谎言家的作品，他们在虚幻中寻找娱乐。边沁则提出了区分散文和诗歌的标准：散文除了最后一行之外，其余各行都能向边际延伸，而诗歌中有些诗行则出现了跳跃。他继续说，诗歌什么也不是，它满篇都是伤感和模糊的词汇的堆积，这些蹩脚的声音只会使野蛮人感到高兴，而有头脑的人却对此无动于衷。

诗人们也自惭形秽，承认自己地位低下。德莱顿在其《为史诗和诗歌作品辩护》（Apology for Heroic Poetry and Poetic License）中说，我们应该欣赏诗歌中的想像，但不要受其中虚幻东西的迷惑。艾迪生为诗歌所作的最强有力的辩护是，如果仅仅赋予物质世界确实拥有的特性，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诗歌所描绘的形象。幸运的是，仁慈的上帝赋予物质以神奇的特性，它可以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一系列愉快的想像，这样人类就可以通过令人愉快的感受而使身心得到享乐。18世纪文学权威约翰逊在诅咒诗歌的同时，也对之稍加褒扬。他说，诗歌通过唤起想像以帮助理性，是一门将快乐与真理融为一体的艺术。

当然，诗歌仍然横遭非议。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诗歌只需要有限的场景，稍具想像再利用少数规则就能达到完美。诗人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信念，认为他们的创作并非是真实的写照，只是取悦人的幻想。他们只为迎合读者而提供装饰，何况这种装饰还要借助幻想。即使对诗人来说，诗歌也不如现实有意义。

诗歌这门艺术每况愈下，直到沦落为一种小小的娱乐。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人们要求诗歌变得更为合乎语法或更加有现实意义。于是，有些诗人认为，诗歌的功能是用押韵的形式进行说教、推理和辩论。虽然诗歌不应该刺激情感，但它可以净化心灵，减少恐怖，还可以树立起美德的榜样。

当时的批评家不满足于将诗歌贬低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达到他们将诗歌数学化的目的，他们抑制其中所有富有人格特征的因素。他们认为，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位数学家。德莱顿声称：“一个人要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就必须通晓几门科学，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合乎理性的、合乎语法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合乎数学的头脑才能胜任。”年轻的美国也受到了这种新风气的影响，用爱默生（Emerson）的话来说就是：

如果仅仅是一位诗人吟咏诗文，或仅仅是一位代数学家讲解解题方法，对此我们都可以不屑一顾；而一个人一旦领会到事物的几何基础及其魅力，那么他的诗就将具有精确性，他的算术也将具有音乐感。

可以想像，数学家们希望诗也像科学一样，包含自然规律，通过研究自然获得这些规律。德莱顿说，事实上，那些流芳百世的佳作都是对大自然的模仿。蒲柏也表达了他对诗歌中自然规律的信念。他在其《批评论》（Essay on Critisism）中说：

首先要顺从自然，然后再判断想像

依据大自然的准则，它是始终如一的。

丝毫不爽的大自然，时刻闪烁着上帝之灵，

一束清晰、永恒、亘古不变之光，

生命、力量、美好、洒向人间，

——这是艺术的源泉、目标，又是评判的标准。

令人惊奇的是，“顺从自然”并不完全具有它在物理科学中的含义，即遵守自然界的数学规律，而更多地是遵从根据历史考证的古希腊人与自然的关系。“顺从自然”是指模仿古希腊文化的形式，于是蒲柏说：

先贤们发现——不是发明——的那些定律，

依然存在于大自然中，大自然变得富于理性了，

它是热爱自由的，但依然遵从

造物主在太初时设计的定律……

当年轻的维吉尔（Virgil）第一次利用无拘束的思想

设计永久的罗马时，

也许，他试图挣脱批评者的金科玉律，

然而，大自然的源泉取之不尽，

在检查设计的每一部分时，

才发现，大自然与荷马（Homer）竟不谋而合。

然而，当蒲柏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时，他的译文并不具有荷马的风格，而是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如斯蒂芬（Sir Leslie Stephen）在其《18世纪英国文学与社会》（Englis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所指出的：“当我们读到阿伽门农（Agamemnon）为号召希腊人放弃对特洛伊城的围攻所作的演说：

友爱、职责与安全召唤我们离去；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我们顺从自然，

不用问，我们就知道这声音并非出自荷马笔下的阿伽门农，而是出自一位头戴假发的“阿伽门农”。我们也不用深究就知道，这是18世纪的声音，为的是阐述其时代的基本命题；理性主义的有效性和自然规律的普遍性。于是，诗歌的规则、规律就以自然、古代文化和理性这三者为源泉，遵从一个就要遵从另外两个。因此，艺术的规则就是“自然的条理化”。

蒲柏、艾迪生和约翰逊主张诗歌风格应该遵从以上所述的基本原理。通过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他们推导出了一套严格的规则，德莱顿从对拉丁文古典文学的翻译中总结出了英译诗的规律。人们认为写诗可以遵从一定的规律；田园诗、史诗、十四行诗、书信体诗文、教谕诗、颂、警句，这些都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律以确定它们的形式。在诗中，秩序、明晰和平衡、和谐是应当追求的目标。讲究语法规则、句子结构的诗歌备受推崇。诗歌形式的原则类似于数学中的公理，因为公理不仅决定与之相关的定理的形式，而且决定其内容。双行史诗最受青睐，因为它具有平衡性和对称性，还因为它的形式类似于一个等比数列，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极端了。双行史诗被认为是韵律的核心。对当时的文学批评家们来说，美源于严格遵守这些诗歌的规则。

诗人们采用一种符号，这些符号的规则系由一系列数学命题组成，他们极其严格地遵守批评家们提出的规则。伟大的诗歌被简化成为正确的写作，甚至退化为对符号的遵从。诗确实变得温和了，也有条理，富于理智了。诗人们采用蒲柏倡导的整齐的结构，严密的诗体，强调新古典主义理想，如明晰、中庸、文雅、匀称、完备。他们遵从体面的形式——即主题、内容、形式的和谐一致。

由于已经规定了格调和形式，诗人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虽然他们这样做不免常常带有讽刺意味。激情遭到唾弃、感情奔放、想像活泼的诗句都被视为不合规范。理智、冷静和谨慎将想像力紧紧地束缚起来，正如德莱顿所断言的那样：“想像力是如此野性难驯，放荡不羁，就像一头野牛，只有将它拴在结实的木桩上，它才不会脱缰而去。”于是，伟大的悲剧就沦为当时注重常识的新文风的悲惨牺牲品。精神与理智的统一，思想与感情的联合，都统统遭到了破坏。

18世纪，人们不再把诗歌视为神圣可敬的崇高之物。当时也有一些诗人坚持写带有激情的诗。但为了使作品能够进入文学界不得不费尽心机，他们或者假意轻视，或者故意以嘲笑的态度将这些诗作发表。只有少数人敢于对抗这些清规戒律，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其中著名的有科林斯（Collins）、斯马特（Smart）、柯珀（Cowper）和布莱克（Blake），他们中有的竟被看作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如果说18世纪诗歌精神衰落了，那么至少诗歌创作的题材得到了丰富。在牛顿的青年时代，许多17世纪诗人的创作是充满热情的献身宗教的诗歌和爱情诗。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数学和科学不屑一顾。少数接触到这一类主题的人，也未曾意识到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另外，还有一些人对数学加以嘲弄。1663年，S·勃特勒（Samuel Butler）在《休迪布拉斯》（Hudibras）中写道：

在数学家中，他比

第谷——进行错误观测之父——还要伟大，

利用几何学家之尺，他

能测算出啤酒桶的大小；

利用各种符号和正切线，他

能算出黄油、面包的重量；

利用代数知识，他能告诉人们

一天多少小时，钟敲多少下。

在牛顿的著作发表后，对数学、科学的讽刺则变成了狂热的崇拜。诗歌中充满了对新数学、新科学的赞美之辞。作家们发现，数学秩序和图案如此动人，自然界的广阔结构具有无比的魅力，他们把注意力从微不足道的人类生死离合中转移到大自然。没有人比德莱顿为这些新的奇迹更感到欢欣鼓舞了：

从和谐，天体的和谐

这是宇宙的最初设计；

从所有琴键奏出的美妙音乐，

到人类的引吭高歌，

到处都是和谐一致的……

 

从上帝那儿得到了力量

天体开始运动，

它为造物主而骄傲，而歌唱

光荣归于至高无上的主。

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中蒲柏为牛顿写的墓志铭也极为著名：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去吧！”

于是，宇宙一片光明。

遗憾的是，我们在此不能用过多的篇幅来探讨牛顿时代的伟大诗篇。不过，我们从本书中偶尔引用的诗句，或每一章前的箴言中，也许可以略窥一斑。

不管18世纪的批评家们如何竭尽全力为这种冷冰冰的、机械的、毫无人情味的文学进行辩护，他们也不能消除敏感的人们心中的温情。在19世纪，人们意识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诗歌风格的缺陷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诗歌的形象过于单调。书法几何的规则只能画出房屋草图，却不能完成一座建筑。正如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在谈到模仿古代文化时所说的那样，诗人们不能“希望通过学习希腊语而成为帕尔纳索斯山（Parnassus）的诗神”。

当时对创作精神的压抑是如此巨大，以至于19世纪早期的诗人觉得所有的美都消失了。济慈（Keats）因为笛卡儿、牛顿割断了诗歌的咽喉而憎恨他们，布莱克则诅咒他们。在1817年的一次宴会上，华兹华斯（Wordsworth）、兰姆（Lamb）和济慈当着众人的面，说出了这样的祝酒辞：“为牛顿的健康和数学的混乱干杯。”虽然布莱克、柯尔律治（Coleridge）、华兹华斯、拜伦（Byron）、济慈和雪莱（Shelley）这些人了解数学和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并对这些成就深感敬佩，但他们却不能容忍对诗歌精髓的破坏。雪莱在谈到对想像力的限制时说：“人类征服了大自然，而自己却依然是一个奴隶。”柯尔律治把机械论的世界斥为一个死的世界。布莱克称理性为魔鬼，而牛顿和洛克则是魔鬼的最高祭司。“艺术是生命之树——而科学是死亡之树。”他认为，对自然的机械描述完全不足以表现自然：

虎，虎，虎视眈眈

在那夜幕的森林中，

从令人生畏的利爪、锐利的目光中

岂能使人惊叹那毛骨悚然的美？

华兹华斯则指出，仅仅凭借理性，所产生的是毫无人性的怪物。他攻击那些循规蹈矩的、将自然与心灵分开的科学家，认为他们不能领略神秘感和崇高感。

人类现在是统治者，

掌握着权力，但却虚弱得瑟瑟发抖，

科学在大踏步地前进，

可是能使整个世界充满爱心与温馨么？

反抗、叛逆、意识和下意识开始对抗在18世纪被宣称为唯物的、无色彩的机械的自然界。被压抑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感情挣脱了锁链，开始反抗数学和科学对思想的统治。在18世纪被称为世界的完美秩序，到19世纪则被称为幻觉，因为理性所不能解决的奥秘和矛盾依然存在。诗人们强调感觉、情感和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他们说自然应该与我们共同存在，我们不是通过科学家所给出的不充分的数学描述来了解自然的，它是活生生的。华兹华斯说，我们应该直接欣赏自然，而不是终日沉溺于理性的汪洋大海之中：

全能的上帝呀！

我宁愿是一个旧教哺育下的异教徒，

站在快活的绿野上，我才能领略到

大自然的奥秘真谛，使我不致孤寂、凄凉。

诗歌从机械的传统中解脱出来了，感情得到了复苏和流露。神话和象征重新显示出活力。想像被置于理性之上。更有人认为想像是理性的最高形式，因为它提供了直觉的真理。诗人们不再是理性的注释者了，而可以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天才表现心目中的女神了。通过这一联系人类灵魂与自然的纽带，死的世界被赋予了活力，我们可以直接欣赏大自然了：

伊甸园，掩映在丛林中，

天堂，幸福之所在——为什么就只应该是

悠悠逝去的往事，仅仅是历史，

或虚构的、绝不可能的子虚乌有？

在献身给这个可爱的宇宙，

充满智慧、富有洞察力的人看来，

洒扫应对的尘世生活中，

处处可见伟大、神圣，令人激动不已。

世界不再是冷冰冰的了，它具有灵性，可以通过人类内心的力量加以塑造。诗歌记录了这一崇高的行动，诗人使毫无生气的世界变得充满了活力。因此华兹华斯说：我仍然

热恋着花草、树木、高山

——在这个绿色地球上所看到的一切，

以及耳闻目睹——其中一半为它们所创造，

为它们所领悟——的全部世界。

依靠最纯洁的思想，人类的心灵，

人类道德精神的培育、指导和监护，

我们认识了大自然及其语言，

人类为此而欢呼雀跃……

我们终于知晓：

大自然从未背叛人类，

大自然依然钟情于人类热爱她的那颗心。

大自然仍然是诗人们的重大主题，但这里的大自然已不再是昔日为抽象的规律所羁绊的自然了，它充满了感情和活力，神秘动人，富于感情色彩。19世纪的诗人选择自然的细微活动作为主题，“从血液到心脏都感受到感官的甜蜜”。他们欣赏声音、光、气味和生活本身的图景。日出日落的光芒不再是用于数学分析的光线。人们对太阳神不灭之火的仰慕亦超过了他们对太阳与天体引力的关注。粗犷的西风是“秋日的气息”。脱缰的精神无处不往，唤醒了蓝色的地中海，打乱了空气分子正常的机械运动。

虽然浪漫主义诗人已开始起来反抗，可他们却不能完全从束缚他们精神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事实上，19世纪数学和科学思想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强了18世纪狂热的理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宇宙概念。当然，诗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事实。当他们的感情迸发平息下来之后，他们又面临着宇宙意义的问题了。整个19世纪，他们徘徊于由数学、科学所描绘的自然与由感官所构造的自然之间。阿诺德道出了同一时代人们的心声：

世界像个迷梦之国

呈现在我们面前，

如此五光十色，新奇美艳；

却又无欢乐，无情爱，无光明，

无真实，无和平，无患难中的救援。

我们置身在黑暗神秘的荒原，

为厮杀奔逐、混乱嚎叫所激动。

黑夜里刀剑撞击，敌我难以分辨。

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依然是诗歌的重大主题：理性取得的成就愈大，诗人就更加迷惘。

在牛顿时代，并非只有文学这一门艺术受当时繁荣的、几乎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数学精神的影响。18世纪的绘画、建筑、园林甚至家具的式样都遵循僵化的传统和一套严格的标准。画家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的箴言表明了当时的艺术风尚。他强调绘画应当忠实于原物，色彩应当有助于主题，为了整体应该牺牲局部。而且，他要求画家们运用自己的头脑而不是运用眼睛去作画。在建筑以及其他次要的艺术中，次序、平衡、对称与遵守当时众所周知的几何图形，成了当时的艺术风尚。艺术学院是仿照当时极为成功的科学院的形式而建立的，这些学院传播着艺术标准，同时还对确立和保持时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对牛顿的影响稍加回顾，而不可能对艺术史进行广泛的讨论。

随着文学、绘画等艺术的特征的改变，美学也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使新风尚变得合乎理性与情理。新的美学论文指出，艺术和科学一样，是从对自然的研究和模仿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艺术如大自然一样，容易用数学方式明确地展示出来。按照雷诺兹的说法就是：

几何演示和富于创新的绘画以及和谐的音乐，它们具有同样的欣赏魅力，所有这一切在自然中都有亘古不变的基础。

这位爵士还说，美的核心就是表现出宇宙的规律。

正如通过观察产生了开普勒定律一样，对自然界的研究也揭示了艺术的规律。然而，有些人却相信，不需要通过观察，可以运用先验的几何方法推导出美学的数学规律，因为美和真理一样，只有通过理性的手段才能获得。

于是，人们通过研究自然或运用理性的方法，将艺术简化为一个规则系统，把美学变成了一系列公式。人们制定了获得美感的准则，并且对瑰丽雄伟事物的本质进行了分析。他们希望，通过对自然界中美的追求，不仅仅产生抽象的美，而且还能把握美的主要特征。掌握了这些知识以后，人们只要遵循所发现的美的规律，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出美的作品。遗憾的是，伟大的艺术作品至今仍未能按这种方式产生出来；也许这是因为现代没有任何一位实业家对这些18世纪的发现加以开发的缘故吧。

我希望以上3章能使我们对由牛顿数学所引起的文化中的革命性变化有一个大概的了解⁽²⁾。在牛顿去世的时候，学术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牛顿的影响则还只是开了一个头。牛顿数学的阐释和发展，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实际上，作为理性时代的18世纪，只不过是反对早期教会封建文化的现代文化的开端。

总的来说，牛顿及其同时代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推动了人们对世界广泛的理性探索，这一探索包括社会、人类、世界的每一种生活方式、习俗。这一时期为后代留下了范围极广的、包罗万象的规律。它还使我们的文明进入了追求真正的全知全能的时代，激发了把思想组织为建立在数学模式上的系统的愿望，而且使人们对数学和科学的力量深信不疑。17、18世纪数学创造最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它们为几乎渗透到所有文化分支中的理性精神注入了活力。

牛顿数学、科学在天文学和力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此为基础，18世纪的学者们坚信，不久人类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并且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这些人知道科学、数学不久以后揭示出了更多的规律，创造了更多的奇迹，那么他们对这一信念会更加坚信不疑。现在看来，他们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不过，他们的信念至少对具有部分真实性的进展具有预见性，因为虽然数学和科学未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他们确实在继续重构世界的图景。即使在基本问题研究进展甚微的领域，理性时代的理想仍然为人们提供了追求的目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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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着重号是我加的。——M·克莱因（即本书作者）注

(2) 也可再参见第二十一章，——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