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的学问

逝者

记者◎傅婷婷

陈致

“饶先生去世，有人说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其实那个时代早已经终结了，只是饶先生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很奇妙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旧时代的鸿儒的典型。”

三联生活周刊：饶宗颐先生涉足的领域十分之多，很难说他在哪个领域成就最高。而很多人听到过饶先生的名气，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没有人能打通很多领域去研究他的成就，此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陈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读书的人少。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耳食”，只是听到名声。很多人关注被过度消费和宣传的一些学者，当然就不知道饶宗颐了。要是静下心来，真能读点书，你不必对所有领域都感兴趣，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一般就会知道饶先生。比如，如果你对文字学有兴趣，多读点文字学的东西，肯定会看到他的名字。如果你对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感兴趣，肯定会碰到饶宗颐。假如你对道教、佛教、中西文化交流、唐诗、宋词、清词、《文心雕龙》有兴趣，深入读一点，总能碰到他。毕竟，学者不是媒体关注的对象，一般媒体关注的是新闻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饶宗颐和钱锺书并称为“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他们在做学问的风格上有什么区别？

陈致：他们三个人的风格都很不一样。有一点我一直很好奇，钱先生虽然在国外留学，但在研究方法上更像一个旧式文人，写的文字有点像清人笔记，一个一个的小问题都讨论到，他做的是文学方面的研究，但特别有乾嘉考据的风格。在西方如果做学术研究、受人文方面的学术训练的话，总是提出一个假说，然后论证，一环套一环，有严密的证据链、推理的过程。钱先生虽然在国外留学，但是他完全不用这套方法。他不屑于也不愿意这样做，觉得这些像七宝楼台，搭建起来很美观，就像盖了个漂亮的房子，但不能住人。清代考据学者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顾炎武的《日知录》，这本书就是一条一条的笔记体。虽然钱先生是中外兼通，知识非常渊博，记忆力也惊人，但是他学术方法是那种笔记体的、感悟式的研究比较多，比如想到一个问题，马上联想到别的问题，把看似没有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个别人想不到。比如，钱先生讲到中国文学里的一个概念，马上想到古代西方的相关和相似的问题，他又懂很多西方文字，然后联想到古代欧洲文学里的相关的东西。

饶先生是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相结合。一方面他有西学的影响，在历史研究里面不是做简单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他有我们的传统学术，乾嘉考据学的影响。我想现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每个领域都有非常有影响的学者。比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方面是很了不起的学者。原来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他在考古界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的考古，更深入到中南美洲考古领域。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讲，裘锡圭先生的文字考证能力是世界公认的。我想，从博学多闻、学术范围的广博的角度来看，饶先生应该是最了不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饶先生和法国汉学界的关系很密切。他在法国汉学领域的开创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致：说来比较复杂，他对法国当代的汉学影响是多方面的。饶先生《老子想尔注校证》出版后对法国汉学影响很大。《想尔注》是五斗米道对老子解释的一个经典，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残卷里面被发现，当时没人注意这个，饶先生就特别有眼力，他看到《想尔注》，做了校勘工作，并且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老子《道德经》传世的版本有几种是比较早的，一个是王弼本，还有一个是河上公本，还有一个号称是在项羽的妾墓里面发现的傅奕本。在饶先生这儿，又出了一个《想尔注》本，多了一个最早的版本。当然后来又出了马王堆帛书本、郭店竹简本、北大竹简本等，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饶先生拿传世的几种版本与《想尔注》本做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本书激发了很多法国学者对道家的兴趣。90年代饶先生去法国的时候，发现法国人以道教拿博士的就超过了50人。

由于材料在那里，欧洲的敦煌学总是很盛。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带领了一批学者研究敦煌学，是法国汉学界教父一样的大学者。饶先生跟戴密微关系又特别好，对戴密微影响很大，戴密微也特别推重饶先生。他们共同出版了《敦煌曲》，饶先生还出了《敦煌白画》一书，这些在法国都有很大影响。他们俩登阿尔卑斯山，饶先生作了仿谢灵运的诗韵三十六首，出了本《白山集》。戴密微受他影响，也开始研究谢灵运。戴密微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学生，沙畹培养了很多汉学家，拿走敦煌卷子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也是沙畹的学生。现在法国汉学界的人，很多是戴密微的后学，代代相传。我前两年去法国巴黎开会，晚上和很多位法国汉学家一块聚餐，结果发现他们都是戴密微教授的后学。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教授是戴密微的学生，他常说自己是饶先生的学生，因为他确实受饶先生影响很大，饶先生教过他《说文解字》。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杜德兰（Alain Thote）教授又是汪德迈的学生，而风仪诚（Olivier Venture）又是马克教授的学生。我们的聚会都在说饶先生，这些学者等于就是饶先生的学生的学生。聚餐那天，汪德迈教授他也去了，当时快九十了，我们给他地址，老先生走到了另外一条街上的一个同名的饭馆，结果没有见到面。

三联生活周刊：饶先生对欧洲西方汉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法国汉学界的影响，这么说准确吗？

陈致：不能这么说，饶先生在海外有普遍的影响力。比如，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二楼正对着楼梯的地方，挂着饶先生写的“斯文在兹”四个字。田晓菲教授专门带我看这幅字，宇文所安（Steven Owen）教授还跟我说起饶先生十来年前访问哈佛的事情。他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汉学界影响也非常大，难以一一表述。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学上，饶先生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也是一部名作。

陈致：饶先生讨论的历史方面的问题有很多，“正统论”只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不是从饶先生开始，历代文人都在讨论“正统”的问题，饶先生梳理各种历史文献，把关于“正统”的问题梳理出来，十分翔实，让读者知道正统争辩背后的历史原因。

说到正统，三国是个重要的时期。大家很喜欢讨论曹魏和蜀汉谁是正统的问题。比如陈寿的《三国志》把曹魏当正统，但是习凿齿写的《汉晋春秋》则把蜀汉当正统。他们之所以奉不同的正统，是有历史原因的。陈寿由蜀汉入了西晋，而西晋是延续曹魏的，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当然要把曹魏当正统。而习凿齿生活在东晋危乱时期，一是东晋朝廷偏安江左，二是对桓温的篡位野心有洞察，所以正统一定不能给曹魏，要给刘姓的蜀汉。

尤其到了宋朝，关于“正统”的讨论特别多，各有各的立场、历史背景，关键在于立场背后的原因。比如说讲朱熹和司马光的区别，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北方政权，朱熹编的《资治通鉴纲目》就把正统转到了蜀汉，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南宋偏安江左，不能以地域论，如果以地域论正统就要归金了。

三联生活周刊：“正统”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一个正统的说法。

陈致：正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不光是历史学的问题，对每个时代来说，它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举例来说，清朝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满族人是不是正统？所以雍正抓着曾静案不放。

曾静是湖南的一个乡学究，他看戴名世的《南山集》和吕留良的文集，看到很多反清的内容和对大明王朝的怀念，很受感触，就要反清复明。他看中了岳飞的后代岳钟琪，觉得他一定是忠君报国的，于是派学生张熙跑去活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钟琪一听以后，老谋深算，虚与委蛇，就把那个学生留住，同时密报雍正皇帝，很快就把这个人抓起来，然后又把曾静骗到陕西抓了起来。

但是雍正并没有因为大逆不道而杀他们，他把曾静关起来，到监狱里跟曾静两人谈话，谈什么？谈正统问题。到底我们满族人算不算正统？这个问题不解决，他清朝的统治永远不牢固。雍正跟曾静讨论：你为什么说我们满族人不是正统？从血缘上讲，我们满族人也是炎帝黄帝的子孙；从文化礼俗上讲，我们遵奉孔子，提倡孝道，顺治二年就开科举考试，考的都是经典，衣冠也是儒服；从地理上说，这里是炎帝黄帝的领域，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为什么你说我们不是正统？最后，雍正和曾静两人之间的对话的记录，编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在全天下发行，讲曾静怎么信服了雍正。所以如果说此前反清复明的活动在知识分子中还比较多的话，那么《大义觉迷录》之后反清复明的精神力量就减弱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服自己，拥戴的不是异族，新政权有它的正统性。这就是正统的重要性。最后雍正一朝都没有杀曾静，雍正死了以后，乾隆一上台马上把曾静给杀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正统已经被证明了。直到晚清，因为晚清的时候又开始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了。国家危亡的时候，总是对正朔（legitimacy）的怀疑和反思出现的时候。

三联生活周刊：在清词方面，饶先生既编写词作，对词有独到见解，同时自己也作词。

陈致：饶先生特别喜欢清词，也很喜欢朱彝尊。我第一次去饶宗颐文化馆，一进去就看见饶先生写的字，是他抄的朱彝尊写的词，特别龙飞凤舞地抄在一个长轴上：“当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我想饶先生肯定对清词对朱彝尊情有独钟。后来看饶先生的著作，发现确实如此。

饶先生自己作的词，放在古人集中也是无愧。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揖让进退。如果放在清代，他的词作也属于清代的高手而非一般的词人。我很难用语言说清楚，他的遣词用句非常古雅而且有意境，深厚蕴藉，而不是一览无余。

三联生活周刊：饶先生在清词研究上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

陈致：饶先生曾经参与叶恭绰《全清词钞》的编纂，这本书是清词方面的基础著作。近几十年来，大家了解清词，一开始都看龙榆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下一步就从《全清词钞》入手来了解清词。

饶先生在清词上的开创性成就，是他编写的《清词年表》，他把清代的词像年谱一样编写出来，哪个词人出生，出版了什么诗集，有什么唱和活动。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编的《饶宗颐学术研究论文集》中，张宏生教授在他的文章《饶宗颐先生的词学研究及其成就》中有较系统的探讨。比如他提到，《清词年表》编写的时间跨度是从晚明万历二年（1574）一直到清亡，而清朝的建立，一般认为是顺治元年（1644），饶先生开了清代词史研究从明末讲起的先河。这里面也蕴含着饶先生的重要观点，就是晚明和清初当合而观之。饶先生还很重视词的地域问题，其中还有学术与地理的考证。他关注的问题也很有眼光，比如他认为清初和清末是清词创作的两个极盛时期。

后来饶先生又编了《词集考》，对清词做了很多考辨的工作。张宏生教授提到，对新材料的及时引入是饶先生很别致的思路，饶先生将敦煌学研究也及时地反映到《词集考》中。比如对晏殊、欧阳修的词，饶先生结合敦煌曲子来讨论，就很有眼光。

施议对先生对饶先生的“形上词”有系统的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形上词”论中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是从饶先生开始的吗？

陈致：过去传统文人，文章和诗都会强调载道的问题，但比较少讲词以载道。词最初是像我们现在流行曲一样的，是文人借用民间的诗歌形式酬唱佐酒的，像《花间》《香奁》之集，“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是特别庄重的东西，内容大多是歌唱男女情爱，所以古代正统的文人都轻视词。后来词体扩展之后，文人中越来越认可词的地位，到了清代，喜欢词和填词的文人特别的多。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饶先生在哪个领域的研究是他打通其他领域的基础？

陈致：他是靠自学，不是靠现代的大学教育出来的，所以没有学科边际的限制。他所涉猎的范围之广之深，是很少见的。所以他才能够成为“通人”，什么都去了解，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他自己写的回忆里面，很强调他小时候受到的家学影响。他父亲饶锷是个成功的商人，一个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也是学者，编了很多书。饶锷先生的天啸楼藏书很多，饶先生后来编了他父亲的文集《天啸楼文集》。他自己讲他从小就读书，读经典，读小学、训诂、诗词、骈文这方面著作，所以他从小就会这些。他十几岁的时候写过一首五古《优昙花诗》，他父执辈都觉得他是神童。那首诗确实也很了不起，有魏晋风格，很有韵味。他年轻时又帮着他父亲编《潮州艺文志》，也接触大量的诗文著作。他年轻时写了一本《楚辞地理考》也挺有名的。所以后来顾颉刚很赏识他，让他编《古史辨·史地》这一卷。那时候他才30岁不到，他是很早熟的一个学者。

三联生活周刊：施议对先生曾在采访饶宗颐先生时说，饶先生做学问很严谨，一般读者不太好理解。饶先生回答说，自己的东西比较喜欢引用原典，再同自己的思想配合起来，进行一番解释，但因他发挥原典都比较简略，所以有点不太好理解。

陈致：饶先生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古代的传统文人活到了当下。饶先生的序跋也很有趣。古人写序跋都比较简短，饶先生的《选堂序跋集》也很简略，要言不烦，但随处能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洞见。比如饶先生研究姜夔，他认为姜夔的词和书法、古琴有密切的联系，并有一番有趣的论证。因为饶先生书法很好，很懂书法，对词更有非常深的了解，也是古琴家。由于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可以非常立体地来了解古代文化和文人，这一点很难有人能像他一样。别人研究姜夔的词，只是讲词，最多说说姜夔的诗跟词的关系，未必懂古琴，也未必懂书法。所以说，从饶先生所具有的综合全面的修养来看，从他对古代文献和文学了解的深度和广度来看，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像是一个古代文人，莫名其妙地生活在当下。

饶先生去世，有人说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其实那个时代早已经终结了，只是饶先生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很奇妙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旧时代的鸿儒的典型。这么说还不准确，他既有旧时代士大夫的所有修养，同时又兼通新时代很多领域的知识，这样的学者是很难得一见的。（感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敏仪女士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