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两则信息比国防预算更重要

军事夜话

文◎宋晓军

2月10日，云南红河，驻滇武警某部防暴装甲车大队步兵在做刺杀操训练（晓风残月 摄/视觉中国供图）

3月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向第一个发问的路透社记者说出中国2018年的国防预算具体增幅和数额。虽然连续几年我都会据此撰写专栏，但鉴于今年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觉得对关心中国武器装备发展的朋友来说，有两则信息可能比迟早要公布的国防预算具体增幅和数额更重要。这就是：2月28日公布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公报》和3月2日发布的“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新闻。因为这两则信息会决定2018年后的国防预算如何花得更高效。

简单说，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管理体制和武器装备研发生产运行机制是随国家对国防工业的需求不断变化的。1978年前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从1958年开始就先后成立了军委国防科委和国务院国防工办，以及第二（核）、第三（航空）、第四（电子）、第五（兵器）、第六（造船）和第七（导弹、航天）机械工业部。1969年国防工业交军队管理成立了军委国防工办。1973年恢复国务院国防工办。1978年成立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以加强装备建设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与协调。1982年国防科委、国防工委和军委科技装委合并成立受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的国防科工委，至此实现了国防工业建设从战时向平时转变的统一管理体制（同年六机部作为试点改为按企业性质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船舶工业总公司）。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核、航空、兵器、航天由部委改成总公司。1998年国防科工委与总参装备部等单位合并成立总装备部，国务院另成立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国防科技工业的业务部门（2008年改为国防科工局），五大军工总公司均一分为二成为十个集团公司（后电子部也改为集团公司，两个航空集团公司合二为一）。

应该说，总装备部的成立是武器装备采购向一体化领导管理迈出的主要一步。经过近20年的努力，国防科技工业为军队提供了大量新的武器装备。但随着作为需求方的军队的指挥体系、组织结构和力量体系按“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逐渐完成重塑，作为供给方，民品产值在总产值中已占约60%的军工产业的管理体系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运行机制无疑也面临着重塑。于是，就有了前述两则信息的出现。前者确定了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目标：如“增强人民军队战斗力，使各类机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等；后者确定了武器装备可以生产运行机制的新模式：如以深度军民融合为原则，“加快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装备采购制度、军品价格和税收等关键性改革，加快破除‘民参军’‘军转民’壁垒”等。如果用“十九大报告”中的话描述其总体目标就是：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与前述两则信息同时出现的还有两则似乎更受媒体关注的信息：一是3月1日由普京“国情咨文”引发的美、俄之间的“核口水战”；二是稍后特朗普发出的贸易战威胁。但我仍认为前述两则有关中国国防的信息更为重要。因为从这两则信息背后的新机构设置和新纲要、新工作重点、新实施方案预示着——在共和国成立近70年后，中国将第一次通过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以比较从容、淡定的态度开始规划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看，美、俄之间的“核口水战”也好，特朗普发出的贸易战威胁也好，也许都未必是一种从容、淡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