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尔蒙特和医药化学

帕拉塞尔苏斯指明了化学是医师必备的知识，化学药物的疗效远比伽林主义者的制剂更好，因而第一次将化学提升到受人尊重的高度。利巴菲乌斯和安杰勒斯·沙拉细致地将化学从帕拉塞尔苏斯和蔷薇十字会的追随者的狂热教条中分离出来。但是化学并未就此停步不前。在那个时期，化学正历经一场革命，革命从根基上动摇了炼金术体系，使得化学取代了其他的原理并赋予药学全新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这场革命应归功于范·海尔蒙特。

约翰·巴普蒂斯特·范·海尔蒙特是布拉班特的一位绅士，是梅洛德、罗伊布克、奥尔斯霍特以及普林尼斯地方的领主。他于1577年生于布鲁塞尔，17岁时开始在卢万学习经院哲学。在学完人文学科（当时的用词）后，根据当地惯例他应该取得艺术类硕士学位。但是，在反思了这些仪式性事物的徒劳无益后，他决定永远不申请任何学术职位。之后，他给一个耶稣会信徒做助手，后者随后在卢万讲授哲学课并招致当地教授的极大不满。耶稣会信徒中最著名的马丁·德·里约甚至教给了海尔蒙特魔法。但是范·海尔蒙特对此感到失望：他所学到的只是咬文嚼字式的经院派辩证法，而不是他所追求的真智慧。他对斯多噶派的哲学信条也不满意，认为这只是教他如何认识自身的弱点和不幸。

最后，他接触到了托马斯·肯皮斯和约翰·塔勿勒鲁斯的著作。这些关于神秘主义的圣书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认为，他所感知到的智慧是无上存在的赐予，这智慧必须通过祈祷才能得到，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眷顾，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欲望。从那时起，他开始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他将所有的财产赠予于他的妹妹，将他出生就承继的特权放弃了，并将迄今在社会上所得的名位都丢在一边。很快，他就得到善报：他看到护佑他一生的神灵附身了。1633年，他看到自己的灵魂浮现在光辉的水晶之下。

他效法基督的每个行为的愿望表明，他认为制药是一项践行慈善和仁义的行为。根据当时的传统，他开始从古人的著述中学习治疗技艺。他贪婪地阅读希波克拉底和伽林的著作并深入领会他们的观点，以致所有医师都惊讶于他知识的渊博。但是，他对于神秘主义的求知欲是不知足的，很快他就厌恶了希腊人的著作，并且一个偶然事件使他彻底放弃了它们。在一次，由于带了一位患有疥疮的年轻姑娘的手套，他不幸也感染了这种疾病。他向伽林主义者问药，后者认为这是胆汁的燃烧，是盐形态的痰。他们为海尔蒙特开了一剂泻药，这使得他的身体大为虚弱，根本没有疗效。因此他对胆汁这一套说法感到厌恶，也坚定了他像帕拉塞尔苏斯那样改革医药学的决心。海尔蒙特专心读过这位改革家的著作，并从中燃起了他改革的热情，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比帕拉塞尔苏斯更为博学多识，不免会轻视帕拉塞尔苏斯那种令人反感的自负，以及因狂热而可笑的无知。尽管他先前已经拒绝了牧师的职位，但是他仍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并游历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他告诉我们，在游历过程中他曾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在返程途中他和一位富有的布拉班特女士结了婚，并且和她有几个孩子。在这几个孩子中最有名的一个名叫弗朗西斯·默库里乌斯，他编纂了他父亲的著作，并且在见神论的各个分支上都比他父亲做得更为出色。范·海尔蒙特在维伏地的家中度过余生，期间几乎一直忙于他的实验室工作。他于1644年11月13日傍晚6点去世，享年67岁。

范·海尔蒙特的体系是以唯心论为基础的。他甚至将病因归结为恶鬼的影响、男巫师的作用以及术士的力量。帕拉塞尔苏斯的阿契厄斯是他的理论中的一个头等重要的概念，但较之帕拉塞尔苏斯，他赋予阿契厄斯归更为实体性的性质。阿契厄斯独立于元素存在，它没有形式，因为形式是生成和发生的目的。这些观点明显取自古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不是μορφη（形式），而是物质所不拥有的ενεργεια（行动的力量）。

借助发酵作用，阿契厄斯吸收所有事物的微粒。确切地说，事物的成因只有两个，一为外因，另一为内因；其中，第一个因为水。范·海尔蒙特认为水是一切存在事物的真正原质。他从动物学和植物学两个方面，给出了十分特殊的论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读者可以在他的论文《元素的混合物的形成》中找到这些论证。[1]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的角度看，他仅做过的一个看似十分可信的实验，如下：他取了一个大瓦盆，在其中放入200磅土壤，并将这些土壤用烤炉烘干，然后用雨水浇灌烘干的土壤，并在土壤中种植了一颗重5磅的柳树。5年之后他挖出了这棵柳树，发现它已经重达169磅3盎司。他在5年中只用雨水或者蒸馏水按时给瓦盆中的土壤浇灌。为了防止飞扬的尘土落入盆中，他用一块带孔的锡板将瓦盆盖上，以保持空气流通。每个秋天柳树飘落的叶子没有估算在这169磅3盎司中。他将瓦盆中的土壤再次烘干称重，发现土壤轻了2盎司。木头、树皮以及根等增加的164磅重量全部来自于水。[2]他通过这个实验和其他几个已经无需赘述的实验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即，所有的植物都由水生长而来。他承认鱼只有在水中才能存活（至少最终是这样的），但是鱼类几乎就是只能在水中存活的唯一一类动物了。因此他总结道，动物也是起源于纯水的。[3]他认为硫、玻璃、石头、金属等最终也需要溶解在水中，只是理由还不明确。

水可以生产出基础性土壤和纯石英，但是基础性土壤不能组成有机体。范·海尔蒙特从众多元素中总结出火，因为火不是物质，甚至不是物质存在的重要形式。火是一种混合物，它与光完全不同。三种化学本质：盐、硫和汞同样起源于水，但是不能说它们就是元素或者说是活跃的本质。我不清楚他是如何摆脱掉气体的，因为他说水可以从蒸汽中获得，因此正如大理石不是水一样，蒸汽也不是气体。

根据范·海尔蒙特的理论，对物质进行特殊的处理或者说特别的混合，对于形成个体是不必要的。阿契厄斯以一己之力，可以在酵素存在的情况下从水中得到一切物质。决定阿契厄斯行为的酵素不是一种正常存在形式，它既不能被称为物质，也不被称为偶然。酵素存在于它所要生成的物质的种子里，所生产的物质中含有第一种酵素，种子中含有第二种。酵素可以散发出一种气味，这种气味可以吸引阿契厄斯的生成灵魂的产生。这种灵魂组成了氤氲（aura vitalis），并且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了符合性质的个体。这是生命真实的基础，也是安排有序的个体所有功能的基础。这种灵魂只有在个体死亡的那一刻才会消失，然后又产生一个新的个体，这个个体会再次进入酵素中。之后，种子对于植物的繁衍生殖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只需要让阿契厄斯作用于合适的酵素就可以了。这样出生的动物和卵生的动物一样完美。

作为一种元素，水发酵之后形成蒸汽。范·海尔蒙特称此为“气体”并极力将其同“空气”区分开来。这种气体包含有个体的化学原质，它是在阿契厄斯的激励下从身体中以气态形式逃脱出来的。这种气体是介于灵魂和物质之间的实体，是生命活力和繁殖的基础，因为它的生发是活力精神激发迟钝酵素的第一个结果，就像古人说的混沌一样。

现在的化学家普遍使用“气体”一词，并用于指称性质上与普通的空气不同的所有弹性流体。范·海尔蒙特首次用了该词，并且从他的著作的不同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他知道存在不同种类的气体。他所谓的西尔维斯特气（gas sylvestre）明显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气，因为他说到，这种气体是在红酒和啤酒发酵时释放的，当木炭燃烧时也会产生这种气体，在狗洞（Grotto del Cane）中也存在这种气体。他还知道这种气体可以使燃烧的蜡烛熄灭。但是他说，粪便散发出的以及大肠中形成的气体经过燃烧的蜡烛并燃烧时，会发出五颜六色、像彩虹一样的光。[4]他称这种易燃的气体为肥气（gas pingue）、干气（gas siccum）、乌烟（fuliginosum）或endimicum。

范·海尔蒙特说，将卤砂单独蒸馏不会产生危险，王水（aqua chrysulca）也然，但如将二者混合后蒸馏，就会产生大量的西尔维斯特气，除非在混合容器上留有一个排气口，否则再坚固的容器都会发生爆炸而成为碎片。[5]同样，塔塔粉乳液也不能在密闭的容器中蒸馏，否则容器也会破碎，除非在容器上留有排出大量产生的西尔维斯特气的出口。[6]他还说，石灰碳酸盐在蒸馏过的醋中溶解或者银在硝酸中溶解，也会产生大量的西尔维斯特气。由以上所述以及此处未引述的许多其他篇章显然可见，范·海尔蒙特知道，碳酸盐和金属溶解于酸时，以及将各类动物和植物蒸馏时，都会有气体释出。因此，他所进行的实验早于黑尔斯博士赢得巨大声誉的实验许多年。但是话说回来，为了避免过誉之嫌，应该说海尔蒙特并不确知如何区别他得到的不同气体的特性，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精确区分这些气体。从已有的引述以及此处未引述的见于论文《论风》的许多章节中显然可见，碳酸、氮的低氧化物、氮的次氧化物或许还有盐酸等都被他视为同一种气体。确实，当他不知道如何收集气体并判定它们的性质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将各种气体区分开呢？范·海尔蒙特所做的这些观测虽使他赢得了巨大声望并表明他的化学知识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但是这些观测并不具备18世纪后期那些杰出化学家的研究的优点或可信度，那些化学家也致力于这方面的化学研究，并且也面临巨大的困难，但他们的研究却是与这门科学随后的进步紧密相关的。

范·海尔蒙特还知道，当物体在空气中燃烧时空气会消失。他认为呼吸过程也必然如此：肺动脉和血管将空气吸入体内，之后引发生命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发酵过程。

根据范·海尔蒙特，气对星的运动原质有亲和力，他称之为放射（blas）。他设想，放射对地球上的所有物体都有巨大影响。他仿效帕拉塞尔苏斯，在生发植物的酵素中引入一种称为织物（pessas）的实体，在金属酵素中的实体引入一种称为固物（bur）的实体。[7]

范·海尔蒙特的阿契厄斯和帕拉塞尔苏斯的阿契厄斯一样都寄居在胃里，都是一种有感情的灵魂。关于阿契厄斯的性质和寄居的观念都基于以下实验：他吞下了一定量的乌头属（aconitum），两小时后他感到胃里极其不适，他的感觉和知觉好像都集中在了胃部，因为不久他就失去了意识。这种感觉引导他将知觉集中在胃部，将意志集中在心脏，将记忆留在脑中。古人认为欲望归于肝，但是他将欲望归于脾。使他更加如此确信的是，大脑如果受到伤害生命还可以延续，但是他断言，如果胃受到了伤害则不能，这个事实表明胃是灵魂的居所。有感情的灵魂常常通过活力精神表现出来，这种精神有着华丽的特性，而神经只是起到润湿构成感觉的这些精神的作用。凭借着阿契厄斯，人距离精神领域和恶鬼之父更为接近，而不是离世界近。他认为帕拉塞尔苏斯将人类肉体和世界相比较的做法是荒唐的。范·海尔蒙特——至少是年轻时的范·海尔蒙特——磁学的信仰者，并用磁学来解释同情心的作用。

阿契厄斯最主要的作用是影响消化，它将胃和脾都掌控在它的监督之下。这两个器官在体内形成联合掌管，因为没有脾的帮助，胃无法单独工作。消化是通过一种酸液进行的，这种酸液可以在阿契厄斯的监督下溶解食物。范·海尔蒙特告诉我们，他曾尝过鸟胃中的这种酸液。严格说，加热对于消化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使在最热的温度下消化能力也没有增加。鱼类并不缺乏消化能力，虽然它们也需要哺乳类动物所必需的热量。有些鸟甚至还能消化玻璃碎片，显然这不是热量所能促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幽门是主导消化的部位。它通过特殊的、非物质的放射起作用，而非肌肉。它按阿契厄斯的指令打开或闭合。因此，消化功能紊乱的病因需要在幽门处寻找。

前述胃和脾的共同掌管是自然休眠的原因，与寄居在胃中的灵魂无关。休眠是一种自然行为，是第一活力行为的一种。这就是胚芽为什么无休止休眠的原因。无论如何不能说休眠是由于蒸汽上升到了大脑。在休眠过程中，灵魂自然就开始活动，这时人与神性最为贴近。因此范·海尔蒙特告诉我们，他曾在梦中因受到启示而获知一些秘密，这些是他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

胃和脾共同掌管着第一消化作用（范·海尔蒙特列举了六种消化作用）。当用于消化的酸经过十二指肠时，它会被胆囊分泌的胆源汁（bile）所中和。这一过程构成第二消化作用。范·海尔蒙特称胆囊分泌的物质为胆囊汁（fel），他细心的将胆囊汁同血液中含有的胆源性物质区分开来，他将后者称为胆源汁。胆囊汁不会经粪便排出，它是生命必需的一种体液，一种真正的活力香液。范·海尔蒙特试图用各种各样的实验表明胆囊汁不是苦的。

第三消化作用发生在肠系膜的脉管中，因为此处接收了胆囊发送的消化液。第四消化作用发生于心脏，在这里红色的血液因加入了活力精神而颜色变黄，也更易挥发。这是因为，活力精神穿过了心脏隔膜上的气孔，从后心室到了前心室。与此同时，心跳就产生了，并且自身就产生了热量，但是它不以任何方式调控热量（古人宣称热量是受调控的）。第五消化作用存在于动脉血向活力精神转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脑部，但是也遍及全身。第六消化作用存在于营养原质在各个部位的分配中，在这一过程中，阿契厄斯借助活力精神为自身准备养分。因此，消化作用分为六种，第七种是自然选择的休眠状态。

从以上对范·海尔蒙特的生理学的简单介绍中显然可见，他很少甚至没有关注过身体各个部分结构所起到的功能。在他的病理学中，我们也发现他对唯心论的热情。确实，他承认解剖学对于病理学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也遗憾地感到，这门科学的病理学部分还远不成熟。因为阿契厄斯是所有生物和功能的基础，因此很明显，疾病既不是起因于四种胆汁性体液，也不是起源于相对立事物的生理特性或作用。最可能的病因应该在阿契厄斯的痛苦、愤怒、恐惧以及其他情绪中找寻，而这些情绪的原因可以看作是阿契厄斯的理想种子。他认为，疾病不是一种消极的状态或者是健康的缺失，而是和健康一样，是一件充实的和积极的事情。大多数侵害某个器官或者某个部位的疾病是阿契厄斯的错误所致，因为他把他所寄居在胃里的酵素传送到了其他部位。范·海尔蒙特不仅以这种方式解释癫痫和神经病，同样也解释痛风。后者不是由流通引发，也不是疼痛发作的某个肢体部位寄居着什么，而常常是由于活力精神内部发生了错误。确实，痛风的特点是作用于精液，但正是在精液中活力精神显现其作用，故此疾病就可因繁殖而传播。但是，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不是改变精液，而是将其传送至关节液体处，这就证明自然是谨慎的：她慷慨地保护所有物种，更喜欢改变关节处的体液而不是精子本身。痛风使得关节处的液体酸化，这些液体随后遇酸凝固。共同掌管是中风、头晕特别是一部分哮喘（他称之为肺下降）的原因；胸膜炎也是如此。当阿契厄斯出于愤怒状态时，就会向肺部输送辛辣的酸，这导致发炎症状。水肿同样是由于阿契厄斯的愤怒，这时他会阻止肾脏分泌物按正常方式流通。

对于范·海尔蒙特来说，在所有疾病中，发烧最符合他的阿契厄斯有无穷能力的观点。发烧最恰切的原因是阿契厄斯受到了触犯，而不是不同部位的结构或体液混合物发生了改变。低烧是由于阿契厄斯抛出的一种恐惧和惊愕状态，高烧是由于阿契厄斯的不规律运动。所有发烧的类型都在共同掌管中寄居一席之地。

一般说来，较之建立他自己的观点，范·海尔蒙特的成功更多地建立在他对那个时期规范医药学实践的经院派观点的批驳上。无论是对关于热病的伽林主义信条，还是对胆汁性体液对不同热病影响的说法，他的反驳论证都令人吃惊地有说服力。他异常激烈地反对当血液在血管中循环时会腐败的说法。或许他的反对会矫枉过正，但是他的观点对之后的医学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医师们也从中有所学，很少用腐败一词了。体液混合物这一说法或许更加不易理解，但是它取代了腐败一词。

范·海尔蒙特的尿结石理论值得特别关注，因为相对于先前生理学家所尝试的解释，它是更加合理解释结石的开端。范·海尔蒙特知道，虽然帕拉塞尔苏斯将结石归因为塔塔粉并且形成了结石的概念，但是只要经过仔细的化学分析就可以证明这些是错误的。他确信，尿结石和普通石头完全不同，它并不存在于结石患者所食用的食物和饮用水中。他说塔塔粉从酒中沉淀得到，它不像土，而是结晶的盐。同样，尿中的正常盐沉淀自尿并导致结石。我们可以模仿这一自然过程，即在尿液的镏余物中添加经精馏的酒精，此时小白渣马上就会沉积下来。

显然，范·海尔蒙特误认为此处的白渣是结石物质。尿液的馏余物是浓度很高的氨碳酸盐，用酒精沉淀后，他所得的白渣只能是氨碳酸盐。此处的证据丝毫没有表明，如范·海尔蒙特所设想的那样，酒精曾混入了体液物质中。但是，尽管他显然不知道结石中各种成分的化学性质，然而他关于结石起因的推断算得上准确。基于这个推断，他继而反对帕拉塞尔苏斯采用的塔塔粉这个术语。为避免错误的解释，范·海尔蒙特代之以duelech一词，用来指尿馏余液产生沉淀并导致结石产生的状态。

因为范·海尔蒙特认为所有疾病的起因都是阿契厄斯，所以他治疗的目标就是平复、刺激以及调整阿契厄斯的活动规律。为达到以上目的，他依赖于饮食学，并且对患者的想象施加影响。他认为一些特定语词对治疗阿契厄斯引起的疾病有奇效。他承认存在万能药，他称之为溶解一切的液体、原盐以及原金属。汞、锑、鸦片以及红酒对于先发烧继而胡言乱语状态的阿契厄斯特别对症。

在汞制剂中，他推崇为最好的是他所称的发汗汞。他没有给出其具体的制备方法，但从其他一些资料中我推测那应该是甘汞。他认为这是治疗发烧、水肿、肝病以及肺炎最有效的药物。他将红色的汞氧化物外用以治疗炎症。他用到的主要锑制剂有氢硫化物或曰金质硫，以及次氧化物或曰发汗锑。发汗锑只使用微量即可，这表明，它相对于锑的低氧化物有很大的惰性。

范·海尔蒙特认为，鸦片是一种加强性和镇定性药物。它含有一种辛辣的盐和一种苦涩的油，这两种物质可以阻止阿契厄斯错误地将酸性酵素送往身体的其他酸性部分。范·海尔蒙特告诉我们，他用红酒治好了许多大病。

以上是对范·海尔蒙特观点非常简短的介绍。虽然他也持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盲从观点，但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推翻了其中的大量错误，建立了现代作家通常孜孜以求以标举博识的许多原理。他常常被人们放在和帕拉塞尔苏斯同等重要的位置，但也一样受到轻视。然而他在医药学世界拥有崇高的地位、功绩至高无上。确实，他的观点有狂热的一面，但是他学识广博，见识出众，对事业不懈追求。他的著述直到后来才为人所知，因为生前除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他的著作都是在他死后，直至1648年才由他的儿子出版的。

范·海尔蒙特对化学药物的明显偏爱以及将化学理论用于实践的做法，这在药师看来，自然是将化学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真正开创药物化学学派的人是生于1614年的弗朗西斯库斯·西尔维乌斯。当他还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医学实践者时就花大力气研究了范·海尔蒙特的理论，以及其对手笛卡尔的更受欢迎的理论，并基于上述理论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事实上，他的理论几乎不包含他自己原创的东西，虽然他说话的口气不这样，他也一直重复申明他没有抄袭任何人的观点。他是莱顿大学聘请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教授，在那里他的教学成绩斐然，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其中布尔哈夫就是能在该领域超越他的一个。他第一个在医院进行临床教学，其时有学生在场一同处理病案。这一令人赞叹的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他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解剖学研究，他自己曾解剖和考察过大量的死尸。这具有更加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的理论体系和他借鉴的范·海尔蒙特的理论体系一样，都是与身体部位的结构几乎不相关的。

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样，他按照化学原理解释所有事情。他从事教学的大学的著名人士以及他的众多学生，将他的理论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且也使他的理论誉满各地（如果留意想一想，对此我们会感到惊讶）。但是，他所拥有的才能足以让他的学生把他的观点看做是绝对可靠的神谕，并且把他视为大学校园里的偶像。但可悲却不得不说的是，很少有人如此滥用自然对他的垂爱，或者说滥用自身所处条件和声望的优势。

为了能够清楚地解释这位药物化学创始人的基本观点，只要知道范·海尔蒙特的酵素就足够了，这是整个药物化学的基石。他说，我们无法设想体液混合物中的一个单一的变化，体液混合物不可能是发酵的结果。但是，他设定了一些发酵的条件，这些条件在活体中几乎很少是协调一致的。他认为，消化是利用酵素进行的真正的发酵。像范·海尔蒙特一样，他承认三位一体的掌管理论，并将其置于体液中。他借助泡腾或者发酵的概念解释身体的大部分功能。消化是唾液和胰腺液、胆汁混合物以及这些体液发酵作用的结果。唾液和胰液一样是一种带酸味的盐，很容易被味觉所识别。此处，希尔维厄斯利用了雷尼尔·德·格拉芙的胰腺液实验，后者常在胰液中发现酸的存在。

希尔维厄斯确信，胆汁中含有一种碱，这种碱和一种油以及一种挥发性精华相结合；他设想，胆汁中的这种碱和胰腺液中的酸结合从而引致泡腾作用，他认为，这种发酵作用就是消化的原因。通过发酵作用产生乳糜，乳糜无非就是食物的精华，其中含有一种油和一种被弱酸所中和的碱。血液在脾脏中臻于完美（plus quam perficiture）。但为了达到最高的完美，需要加入一定量的活力精华。胆汁不是从肝脏中的血液中分离出来的，胆汁先已存在于循环液体中。它与循环液混合后，随同与血液等量混合的淋巴，一同重新回到心脏，并且在那里产生一种活力发酵作用。如此一来，血液成为一统所有分泌体液、进行混合或分离的中心，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固体物质的参与。确实，希尔维厄斯的体系将固体彻底排除在外，他所关心的除体液外没有别的。

血液的形成和运动可以用胆汁中的油性挥发性盐和淋巴中的弱酸加以解释；其中，弱酸产生活力热量，借由这些热量血液变稀故而可以循环。与普通的火非常不同的是，这种活力之火凭借均匀的血液混合物从而保持不衰。它使体液变稀不是因为它是热的，而是因为它由角锥物组成。这个观点显然来自笛卡尔，心脏中的发酵作用是血液流通之因也使我们想到范·海尔蒙特的说法。

希尔维厄斯解释了通过精馏制备脑中活力精华的方法，他还发现这种精华在性质上与酒精极其相似。神经将这些精华传导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它们自身又散布到器官组织中以使其具有感觉。当精华潜入腺体时，因血液中那种弱酸的加入就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石脑油的物质，这种物质构成淋巴。因此，淋巴是由精华和血液中的弱酸形成的一种化合物。乳汁是由于一种极弱的酸涌入了乳腺而产生的，这种弱酸会使血液中的红色体液呈现白色。

自然功能理论是一种化学理论，甚至疾病本身也是基于化学原理解释的。希尔维厄斯是第一个用辛辣一词表示体液中化学元素的主导性质的人，他认为这些辛辣性是所有疾病的首要原因。但是，正如每一辛辣事物在两种类属——酸和碱——中只能居其一一样，所有的疾病也分为两大类，即酸性辛辣性病和碱性辛辣性病。

希尔维厄斯并未完全忽视动物体液的组成成分，但是根据前述对他观点的记述，显然有关于此的知识不够完整。事实上，他的所有化学知识都局限于在活体的体液和化学液体间进行比较。关于他偶尔观测过的气体的概念，或许要比范·海尔蒙特的观点明确一些。他称这些为蒸汽（halitus），注意到了它们的不同化学性质，并且设想它们对某些疾病有影响。

在人体中，希尔维厄斯看到的只是大量的体液在不断地发酵、蒸馏、泡腾和沉淀。他这是把医师降格为蒸馏器或啤酒制造者了。

当腐败的食物、变质的空气或者其他类似病因作用于身体时，胆汁就会辛辣，这时它成为酸或碱。在前一种情形下，它会黏稠并导致堵塞；在后一种情形下，它会导致发烧。从胆汁中蒸发的粘质蒸汽是发烧开始时会感觉冷的原因。所有持久不退的严重发烧都和胆汁的辛辣性有关。胆汁和血液的恶性混合物，或曰这种混合物的特殊辛辣性，会产生黄疸；黄疸决不能归因于肝脏内发生堵塞。胆汁和胰液混合后的恶性泡腾几乎是其他一切疾病的病因。但是希尔维厄斯的所有这些观点都不能得到证据的支持。

希尔维厄斯认为胰液的酸性辛辣性以及由此所致胰腺导管障碍是间歇性发烧的原因。如果胰液的酸性变得更加辛辣，那么就会导致忧郁症和癔症。如果在胰液和胆汁混合后的恶性泡腾期间有一种酸和粘性体液生成，那么心脏中的活力精华就会在一段时间内被击倒，这时就会发生昏厥、心悸以及其他神经疾病。

当胰液或者淋巴（二者是同一种物质）的酸性辛辣性附着在神经上，就会产生痉挛或者惊厥。癫痫的病因尤其与胰液和胆汁混合后恶性泡腾产生的辛辣蒸汽相关。痛风的病因和间歇性发烧的病因相同，因此寻找病因时要留意胰腺和淋巴腺的功能障碍，以及淋巴的酸性辛辣性。风湿起因于酸性辛辣性，或者说是一种能使酸性减弱的油的缺失造成的。天花是由淋巴中的酸性辛辣性所致，从而引发了脓包。事实上，所有脓一般都是淋巴中的凝结性酸所致。梅毒的病因是淋巴中的一种腐蚀性酸。皮肤瘙痒是因为淋巴中存在一种酸性辛辣物质。水肿也然。尿结石是淋巴和胰腺中存在凝结性酸的结果。腐蚀性酸和挥发性精华的缺失会引发白带。

由上述说明可见，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源起于酸。但是，希尔维厄斯告诉我们，恶性发烧是由于挥发性盐的过量存在和过度贫血。活力精华本身也会引发疾病。它们有时过于呈水状液，有时泡腾过于激烈而有时又压根儿不泡腾。因此，希尔维厄斯认为所有精神类疾病自身并不存在，它们都是因为酸性、辛辣性或者碱性蒸汽惹怒了活力精华才发生的。

希尔维厄斯从这些荒唐、不值一驳的猜想中演绎出的治疗方法也不过只是猜想而已，这确实也成为一种最具争议、并使医学前所未有地蒙羞的治疗方法。对于由胆汁泡腾所致的疾病，他反对使用泻药，因为他认为催吐药会产生伤害性的作用。真正的原因是他所采用的催吐药药性剧烈。它是一种锑制剂，特别是其中含一种安格洛替粉末或者说一种不纯的锑氧化物。所以，尽管吐酒石在1630年就已经问世，但是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都似乎没有被投入使用。1647年哈特曼在日内瓦发表的《炼金术实践》一书中就没有任何关于吐酒石的说明。

希尔维厄斯努力用鸦片或其他镇定剂改善胆汁的辛辣性。他推荐氨制剂、特别是他的油性挥发盐以及鹿角精等作为治疗一切疾病的药物。尽管这是从他的观点自然得出的结论，但他这样做还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些药物有时被用来矫正淋巴的酸性，有时被用来消除胰腺液的酸性辛辣性，有时被用来纠正活力精华的惰性，有时还被用来促进分泌以及疏导月经的流通。他用琥珀和鸦片的挥发性精华治疗间歇性发烧，用挥发性盐治疗几乎所有的重症疾病。他的组方中含这些药物以及抗病毒制剂、当归、荨麻科植物、鹿角、蟹眼以及一些其他类似的物质。在他看来，这些吸附剂对于矫正胰腺液的酸性和胆汁的辛辣性是必不可少的。在开出这些药物时，他并不关注重症疾病发展的常规进程，既不问疾病的远因也不问近因，且不问症状；这里没有相关的逻辑归纳分析，他只靠无拘的推测和荒唐理论的指引前行，全然不顾这些是与自然现象相悖的。

花时间反驳希尔维厄斯的这些信马由缰的观点是不值当的。他曾用这些观点来指导实践这件事本身就超乎想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更让人难以置信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性中不光彩一面的事情是，这些不成熟和荒唐的观点竟被大批的学生狂热地全盘接受，这些学生盲目地信赖他们导师的教条，受他鼓动认为自己学到一种精心构想出的治疗病人的方法，殊不知这方法比任何一种可以简单发明的方法更足以加重病情、致人死亡。如果医药化学家曾经治愈过任何患者的话，那么患者的康复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医师的药方，只能说是机缘巧合。

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现象，它表明人们已经厌倦了伽林主义者的教条，因而几乎所有医师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医药化学。确实有少数人极力反对医药化学家，但是令人感到奇怪和费解的是，他们从不尝试反对医药化学家提出的原理，或者指出他们所作假设的无当之处，以及其与事实的相互矛盾。他们的反驳论证未见得比对手的论证更有说服力。

在若兰管理巴黎医学院期间，这个学术机构自己站出来反对所有的创新。杰·帕丁是巴黎大学一位非常著名的医学教授，他曾以极高的热情反对医药化学体系。在他的著作《锑的烈士录》中，他举出了所有将锑入药致使病人受到伤害的事例。但是在1666年，关于锑尤其是吐酒石的争论日益激烈。在维侬院长的领导下，议会将所有在巴黎从教的教授召集到一起，经过长时间的审议，以92票的多数得出结论，吐酒石以及其他锑制剂不仅不应得到禁止，甚至应该推荐使用。帕丁在此决定后假装不再与医药化学作对，但是他的沉默没有一直保持下去。他的一个名为弗朗西斯·博朗德尔的朋友要求将决议取消，但是他的努力并未成功。奎勒米优和蒙友特同样是帕丁观点的忠实支持者，但他们的著作同样也少人问津。

在英国，医药化学走向了十分特殊的方向。医药化学受到了一批在解剖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的拥护，这些人十分熟悉研究自然的实验方法。在医药化学的所有英国支持者中，最为杰出的是和希尔维厄斯同时代的托马斯·威利斯。

威利斯博士于1621年生于维尔特郡的大柏德明。当国王查尔斯一世被护卫在牛津城中时，他是牛津基督城学院的一名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他也扛起枪保卫国王，在他闲暇时学习医学。在牛津向议会屈服后，他致力于医学实践，并且很快出名。他按照英格兰教会的形式，专门将一间房子作为祷告用的场所，那些牛津的效忠者常来这里。1660年，他成为自然哲学赛德尔讲座教授，同年他取得了医药学博士学位。最终他定居在伦敦，很快在那里取得了比任何他的同时代人更高的名声，并在广泛的领域开展实践。他于1675年去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火化。他是一位一流的解剖学家。我们也应该纪念他首次对大脑和神经进行了准确的描述。

但在本书中，我们是将他作为一名医药化学家定位的。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帕拉塞尔苏斯的，而不是范·海尔蒙特和希尔维厄斯的那些假说。他认同帕拉塞尔苏斯的三元素说，认为盐、硫和汞存在于自然界的所有物体内，并用三大元素解释所有物体的特性和变化，但是他将帕拉塞尔苏斯所说的汞称为精华。他将精华的性质归结为使物体的所有成分挥发，相反，盐是物体内的固定因素，硫产生颜色和热量，并将精华和盐结合在一起。在胃中存在一种酸性酵素，这种酵素和食物中的硫一起形成乳糜，乳糜参与心脏中发生的泡腾，因为硫和盐在一起可以起到引燃作用。如此则形成可以穿透任何事物的活性火焰。这种活性精华是经一种真正的蒸馏秘藏于大脑中的。睾丸上的脉管可以从血液中吸取一种万能药，但是脾脏却留下土性部分，并与血液交换火性酵素。就此看来，血液必须被看做是一种体液，它常常处于发酵作用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与酒类比。每种体液中的盐、硫和精华以特定方式占据主导，并可转化为一种酵素。所有的疾病都是由病变状态或者这种酵素的作用引发的。医师和酒商类似，需要做的都只是观察必要的发酵过程在有序的进行，且没有因外来物质侵入而打乱发酵过程。

在这个时期，人们异常热衷于对每一事物都给出解释，以致对尸体和活体也不加区分。当时已知的化学事实被一股脑地用于解释活体的所有功能和疾病。威利斯认为，发烧只是由于血液和其他体液发生了剧烈和异常的泡腾作用；这些体液或是由外部酵素或是由内部酵素产生，而酵素是乳糜和血液混合时经乳糜转化而成。活力精华的泡腾作用是日发虐的病原，盐和硫引发持续发烧，恶性的外部酵素引发恶性发烧。因此，天花是由于发酵作用的种子的活性受到了一种外部传染病原质的控制。痉挛和惊厥是由于盐和硫随同动物精华的大爆发。忧郁症和癔症原本取决于脾中血液的病态腐坏，或者取决于含盐和硫的恶性发酵原质，该原质与活力精华结合后引发活力精华紊乱。坏血病是由于血液的变质，这类似于变了味的酒。痛风仅只是由于酸性动物精华使营养液产生了凝结，这就像硫酸和苛性钾碳酸盐可以发生凝结一样。

药物的作用不难由其对营养性原质产生的作用加以解释。发汗剂可以被看做兴奋剂，因为它可以提高血液中的硫含量，而血液中的硫是活力火焰的真正食物。兴奋剂可以纯化动物精华，并固定挥发性过大的血液。威利斯和他那个时期的药物化学家有一处观点不同：对许多疾病他推荐采用放血疗法，认为这是减少不正常发酵作用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克洛恩博士是皇家学会的一名著名会员，也是一位英国的医药化学家，他尝试以神经体液或者动物精华的泡腾作用来解释肌肉的运动。

有一大批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以及德国的作家将自己投身于维护、改进和捍卫医药学的那些化学信条，这些人并不值得关注。作为当时的著名人物，波义耳先生第一个站出来试图推翻这些荒谬信条，并向其中注入了新的内容。

罗伯特·波义耳于1627年1月25日出生于明斯特省的杨豪。他是科克伯爵理查德的第七个儿子，第十四个孩子。他受的教育一部分在家里，另一部分在伊顿，那时亨利·沃顿爵士是他的导师。11岁时，他和哥哥与一名法国家庭教师从法国旅行至日内瓦，在那里他学习了21个月，之后去了意大利。在这期间他掌握了法语和意大利语。确实，他用法语交谈时非常流利准确，以致他自认为是个够格的法国人了。1642年，他父亲由于爱尔兰大暴乱而陷入财务危机。他的家庭教师是一位日内瓦人，这位教师用自己的信誉担保为他借钱，数额足够使他回到家乡。在回家之后他发现父亲已经去世了。尽管他父亲留给他两处地产，但当时的情况是，在过了几年之后，他能够支配的钱数仅仅可备不时之需，他这才回到位于多赛特郡斯特尔布瑞的庄园。

1645年他去了牛津，在那里他结交了许多杰出人士（包括威利斯博士等在内），他们组成了一个以实验研究为宗旨的团体，并冠之以“哲学学院”之名。后来这个学会转移到了伦敦，1663年查尔斯二世将其合并，命名为皇家学会。1668年波义耳先生定居伦敦，在那里他持续不断地进行实验研究，直到1691年11月去世为止，享年65岁。

值得纪念的是，波义耳先生率先将气泵和温度计引入了不列颠，并且——按虎克博士的说法——对这两方面的改进都贡献巨大。他的流体静力学和气动力学研究和实验为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温度计是1701年由艾萨克·牛顿爵士发明的一种精密的实验仪器。他选用水的结冰温度和沸腾温度作为两个固定点，将这两点标于温度计杆上，并在两点间划分出若干度。将这样制得的温度计插入具有相同温度的物体时，所有温度计都会停留在同一刻度。不同的温度计的区别在于冰点和沸点之间的等分数目不同。大不列颠采用的华氏温度计将其分为180度，列式温度计分为80度，摄氏温度将其分为100度，德·列尔温度计将其分为150度。

我在此提到波义耳先生的原因在于，1661年他出版了《怀疑派化学家》一书，以期借此推翻医药化学家的荒谬观点。他不仅质疑逍遥学派关于元素存在的观点，甚至也怀疑其他化学家的观点。他认为，身体中的第一元素为具有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原子，原子的结合形成了俗称的元素。我们不能像逍遥学派一样将元素限于四类，也不能像化学家一样将其分为三类，这些元素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彼此间可相互转化。火不是获取这些元素的途径，因为盐和硫在不同简单物体结合时就已经形成了。

另外波义耳还提出，化学上关于性质的理论过于含混不清，因为它想当然地就赋予性质，但却疑点重重，在许多情形下与自然现象相悖。他通过大量有说服力和结论性实验，努力证明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尤其是化学原质产生的正确性。

在另一篇名为《化学质量学说的不完美性》[8]的论文的第二部分中他指出，希尔维厄斯关于酸和碱的普适性假设是有缺陷的。他指出，酸和碱的功能是随意指定的，有关的概念是游移不定的，相关的假说是多余和不充分的，充其量能给出那些现象的一个蹩脚的解释。

波义耳的论证并没有马上撼动人们对这个化学体系的信心。1691年，尼古拉斯·德·布勒尼在巴黎创建了一个化学科学院，它的紧迫目标是检验当时已引起广泛关注的波义耳提出的反对证据。院士们重复并证实了波义耳的实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出结论认为，不需要对物体的真正元素刨根问底，动物机体内的现象可以用酸或碱的主导性加以解释。于是，其他各种出版著作都一边倒地出现了。

赫尔曼·康林吉乌斯是那个时期德国技艺最娴熟的医师，他反对医药化学理论。他的观点受到欧劳斯·波瑞切斯的抨击，后者不仅拥护炼金术，而且以同样的学识和热情支持医药化学的理论。[9]

在16世纪末，化学家开始考虑检验活体体液，以便确定其中是否真的如假定的那样含有酸和碱，酸和碱是否就是所有疾病的起源。但在那个时期化学的进步不大，想要进行这项研究的那些人缺少开展这类研究的技能，不过很快他们就得到了验证他们先前想法所需的一切。约翰·韦力德是一位日内瓦医师，他宣称在自己的唾液和胰液中发现了酸，在胃液和胆汁中发现了碱。但在那个期间，1698年，雷蒙德·维厄桑斯为探究血液中是否含有酸精华而进行的实验是最著名的。他的方法是：将血液和一种名为红玄武土的粘土混合，然后将混合物蒸馏。他发现馏出液呈现酸性。他认为这个发现头等重要，为此欣喜若狂，并以书信的形式向欧洲的各科学院和大学宣布了这一发现。有些人对实验的准确性提出了置疑，他们认为馏出液的酸性可能来自于红玄武土的酸性，并不能说明血液本身就呈酸性。韦力德将红玄武土中可能含有的各种酸进行了分离，之后又重复了上述实验。结果还是一样：血液中的辛辣性盐产生了一种酸性精华。

没有必要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指出该实验到底如何不严谨，或者说这样一个实验，也就仅只表明血液中含有自由酸而已。现代的化学家都知道，血液中明显不含有酸成分，如果我们把人体其他体液含有的少量普通盐也排出在外，那么血液中既不含任何酸也不含任何盐。

莱比锡的迈克尔·艾特马勒是那个时期小有名气的化学家，他曾出版过一些关于科学的小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受到了追捧。但是他的观点明显受到了波义耳的研究的影响。他否认特定物体中含有酸和碱的观点，并且仔细地将酸和腐败的酵素区分开来。

医药化学信条最为强劲的对手之一是阿奇尔博尔德·皮特凯恩博士。他一开始是莱顿大学的医学教授，之后去了爱丁堡，是他那个时期最为杰出的医师之一。他于1652年11月25日生于爱丁堡。在达尔基思完成中学学业后，他到了爱丁堡大学，在此进一步研习古典知识并且修完一门正规的哲学课程。之后他转而学习法律，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以致于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医生建议他去旅行，因此他就计划去法国南部，在到达巴黎之后，他的身体情况已大为好转，因此他决定重新开始他的学业。但是由于巴黎没有太有名的法律教授，而他的几个知交都在从事医学研究，于是他就跟随大家一块去课堂和医院，如此过了几个月，直到家里有事才离开。

回到家乡之后，在他的朋友、著名的大卫·格雷戈里博士的帮助下，他潜心学习数学并取得极大的进步。痴迷于这门科学的魅力，同时希望将数学严格的演绎规则应用并简化于治病技艺，他下决心要致力于医学研究。当时爱丁堡没有医药大学也没有可以让他提高自己的医院，因此他又回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医学学习中，并取得了几乎无人可比的成功。1680年，他获得了兰斯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1699年亚伯丁大学也授予了他相同的学位。

1691年他已声名远播，莱顿大学力邀他就任当时空缺的医学教授职位。他接受了这一邀请，在那里教授医学课程，并极受听众称赞，其中就有布尔哈夫和米德。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去苏格兰和阿奇博尔德·史蒂文森爵士的女儿结了婚。由于他本地的朋友不愿他离开，因此他不得不辞去了在莱顿大学的教授职位。

他作为一名医师定居于爱丁堡，并在那里有一个名义上的医学教授职衔。他的业务非常出色，有更多的外国医师而不是爱丁堡医师前来向他咨询，这种现象简直是空前绝后。他于1713年10月去世，全国为其举哀。他是医学数学的热切支持者，公开反对医药化学。他以强有力的论证反驳医药化学家的观点，他的崇高声望也使他的观点具有感召力量。因此，他或许可以和任何人比肩的贡献是，给那些曾经风靡整个医学界的一套最不光彩也最危险的观念画上了句号。

关于医学数学家的功绩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但他们的科学精神、勤奋以及博学，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超之前的医药化学家。或许他们的观点与人体真实的结构有出入，他们的实践也不是那么符合理性，或者说不如化学家的实践那么成功。在皮特克恩博士的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或许是为哈维的伟大发现——血液循环说——所做的辩护。

布尔哈夫是皮特克恩的学生，之后成为莱顿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热切和成功的医药化学反对者。

赫尔曼·布尔哈夫或许是史上除希波克拉底外最杰出的医师。他于1668年生于莱顿附近的沃尔豪特村，他父亲是那里的教区牧师。十六岁时，他失去了双亲，同时也失去了保护和教诲，身无分文。当时他已经学完了神学以及其他知识科目，这些都是作为牧师必备的，而他也渴望作一个牧师。在忙于这类学习的同时，他靠在莱顿教授学生数学维持生计。当他还在父亲家时，曾以极大的热情刻苦攻读过数学这门学科。但是有传闻说，他信奉斯宾诺莎的学说，反对他的声音一时兴起，因此他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加入基督教会的意愿。[10]之后他转而学习医学，这门科学的分支与他的追求相关，于是马上就全神贯注地钻研起那些令人愉快的科目来了。1693年他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并开始了他的实践活动。他继续教了一段时间数学，直到他行医的收入足以支付他的生活费为止。他将自己大部分收入用于买书上，还建立了一座化学图书室，尽管他没有花园，但仍花大量精力研究植物。他的声名日隆，但积累的财产少得可怜。一位一直受到大不列颠国王威廉姆三世垂青的贵族曾邀请他去海牙，但他拒绝了。他有三位伟大的朋友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成功得益于这三位朋友，即神学教授詹姆斯·特利古拉德，丹尼尔·阿尔芬以及约翰·范·杰恩·博格，后两位先后成为莱顿的首席地方法官，属于当地的大人物。

范·杰恩·博格推荐布尔哈夫到莱顿大学做了医学教授。布尔哈夫之所以幸运地升到这个职位是因为1702年杰林考特去世，这对莱顿大学的名声是一件幸事。他不仅公开教授医学课程，而且还习惯于给学生做个别指导。他是一名非常成功的教授，以至于有谣传说他打算离开莱顿大学时，这所大学的校长就将他的薪水提高到了可以挽留得住他的水平。

这些只是财富和名誉的第一波，其他的也马上接踵而至。他先后被任命为植物学教授和化学教授，同时校长职位和院长职位对他也如天降甘霖、毫不吝啬。他在出任所有这些职位期间，都倾尽自己的所有精力、热情和能力，将莱顿大学在所有欧洲大学中的排名中提升到了名列前茅的位置。从各地来的学生蜂拥而至，欧洲的每个国家都向他输送学生，莱顿一时聚满了一大批外地人。尽管他的教室非常大，但是听他课的学生数目更大，于是学生习惯了提前占座，就像在剧场的观众期待一个一流演员的表演一样。他于1738年去世（那时他仍出任三个讲座教授职位），名垂千古。

此处，我们的目的不是介绍作为一位医师、医学教师或者植物学教师的布尔哈夫。尽管他所有的这些才能都无与伦比，相比之下，他的专业实践就显得逊色。以下我们只把他作为一位化学家加以介绍。他的化学体系于1732年分两卷、以四开版本出版，肖博士出色的英译本于1741年印行。该书堪称现有关于化学的最为博学和最具启发性的著作。它是布尔哈夫那个时期已知化学现象和过程的大全，取材来源不少于一千处，涉及的著作既有晦涩的一面，也有神秘主义的另一面。在他的著作中，所有事物都被剥去了神秘的面纱，以最平白易懂的方式表述出来。在他的著作中，化学是一门头等重要的技艺和科学，这不仅对科学如此，对于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他给出的化学过程不胜枚举、繁复乏味，而他以一已之力曾重复了每一个过程，世上还有谁能够倾注如此艰苦的努力！书中的许多过程已被人们公认，但是由于他没有区分哪些过程是他自己原创的，和哪些过程是从他人著述中抄录的，因此此书也遭到一些非议，被不大公正地认为是不能完全取信。但该书传达的正确知识是博大的，并且，当我们将它和此前其他任何化学学说相比时，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出布尔哈夫学说的优越性。

在一段简短但是重要的历史介绍后，他将他的著作分为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化学理论，第二部分为实践过程。

他对化学的定义为：“化学是一门技艺，它教人以完成特定物理操作的方式，如此使感官直接可感知的物体或可间接变得可感知的物体——在容器中并借助适当的仪器——发生转变，由此产生确定的效果，同时发现转变过程的原因，以服务于各门技艺。”

这个定义并没有经过仔细推敲，以便照顾到那些不熟悉化学学科性质和目标的人，使他们能了解化学。它也不符合现代对于化学的定义，但是为了了解布尔哈夫的学说，记住他给出的化学的定义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不必苛责他的疏忽和不完美，这只是他在将他的学说呈现给世界时的科学的状态。

在他的化学理论中，他以金属开始，并顺次分述如下：金、汞、铅、银、铜、铁、锡。和此前的记述相比，他关于这些金属的记述尽管还不够完备，但已经算十分完整和令人满意了。之后他叙述了盐类，包括普通盐、硝石、硼砂、卤砂和钒。应该承认，单单列出这几样盐算不得多。但是，在书中的不同部分还介绍了此处没有提到的其他盐类。接下来他记述了硫。此处他提出了白砷，他说它是由钴制得，两百年来没有人知晓。他认为这是真正的硫，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是金属态的砷，尽管帕拉塞尔苏斯曾经间接提到过。继而他记述了沥青，其名称不仅包括液态沥青和固态沥青，还包括煤沥青、琥珀色沥青和龙涎香沥青。接下来记述的是石头和土壤，这是该书中最为不足的部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部分中竟然没有提到石灰。接续部分讲的是半金属，包括锑、铋和锌。他知道铁硫化物的组成，但却不知道铜硫化物和锌硫化物的组成。他认为半金属是真金属和硫的混合物，因此将辰砂也归为半金属一类。最后他记述了植物和动物，无需赘言，这部分记述是十分不完备的。

之后他论述了化学的实用性，并指出了它在自然哲学、医学等技艺中的重要性。之后他描述了化学仪器。这是全书最长、最重要的一部分。他首先用许多篇幅记述了火，包括温度计、热量产生的膨胀、蒸汽，以及许多在热科学中得到进一步拓展的基础事物，这些科学萌芽日后成为热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分支，并被扩展和用于促进不仅是化学的进步，而且是整个人类生存技艺和手段的进步。他所记述的华氏（Fahrenheit）的实验——也即在不同的热度下，搅拌水和汞混合物，然后记录温度的变化——成为了一整套比热学说的开端。尽管布尔哈夫自己不知道这些实验的重要性，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些实验。但是布莱克博士后来分析这些实验时发现，这些实验为热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奠定了基础。

在接续的部分，他详细记述了燃料。此处，由于布尔哈夫不知道大量此前已经明了的事实，因此他的观点常常错误百出。奇怪的是，在关于燃烧的长篇大论中，他没有提及斯特尔有关于此的独特观点，尽管在他的著述出版前，这些观点已属公知，并且被化学家广泛认同。他的这个疏漏原因何在呢？这几乎不可能是出于无知，因为斯特尔的名望极高，以至没有人会忽视他的观点。我想我们必须假设，布尔哈夫不认同斯特尔关于燃烧的学说，但同时他又认为不必就此介入任何争端。

在接下来的部分，他讲述了不同液体混合时产生的热，包括水和酒精等等。他给出了许多温度升高的例子，并且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所发生的现象。但是他未能给出这种热释出现象的原因。许多年后欧文博士阐明了这一点，他指出这是由于，当液体发生化学结合，其比热容会降低。在这一部分他还记述了磷，以及硝酸对挥发性油的作用。他总结道，从他所述所有这些现象可知，火元素是一种物质实体。从他对于洪贝格的自然磷和普通磷燃烧实验的解释中，明显可以看出他对空气燃烧的必要条件没有任何概念，并且也不知道弹性流体在宏大的自然现象中以何种方式起作用。

在接下来的部分，他讨论了为达到化学目的而调节火焰的方式。之后他讨论了空气，这部分记述主要取自波义耳。他认为是波义耳和马略特两人发现了空气的弹性定律。我认为波义耳是第一个发现空气弹性的人。法国人习惯于称之为马略特定律。之后他记述了水，最后是土壤，但是甚至在这里也没有提到任何由石灰制得的物质。在化学理论的最后一部分，他以很长的篇幅记述了溶剂，包括水、油、酒精、碱、酸和中性盐。他提到了苛性钾和氨水，但是却忽略了苏打，他还不确知苏打和苛性钾之间的差异。我们也不期望他能给出关于弱的钾和苛性的钾在性质上的区别的具体记述，因为这一现象直到布莱克博士时期才为人所知。他所提到的酸只有乙酸、硫酸、硝酸、盐酸和王水。他还附上了一篇关于万能溶剂或者说通用溶剂的专题论文，但是从他行文的方式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在书中的实践部分，他的目的在于教授当时所知道的所有化学物质的制备方法。在此他给出了227个过程，对所有的操作都描述得细致入微。这一部分肯定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最为实用的一部分，也肯定是学生们长时间以来最常求助的一座实践知识宝库，其中包含了他们感兴趣的每个专题。自布尔哈夫以后，化学的进步如此巨大，今日化学家从事的研究是如此不同，要求的精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叙述的过程和方法说明，对于现在从事实践的化学学生而言几乎或者了无用处，因为对他而言是必要的知识现在几乎或者已经不再是了。

布尔哈夫做了一系列非常精细的实验，并且反驳了炼金术士关于汞可以被固定的说法。他将一定量的纯汞置于玻璃容器中，在温度远高于100华氏度的环境下放置了十五年。除了一少部分汞不论是何原因变为黑色粉末外，大部分汞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在将这些黑色粉末在研钵中研磨后，它又恢复为流动的汞。此实验是在隔绝空气进行的。在密闭容器中重复这项实验，条件是在高温下放置六个月而不是十五年，此外一切相同，结果也一样。

为了说明汞不能像炼金术士推荐的过程那样从金属中获得，他将纯的铅硝酸盐溶解在水中，然后将溶液和氯砂混合，结果产生了铅氯化物沉淀。他将一定量如此得到的铅氯化物放于曲颈瓶中，并向其上倾注高浓苛性钾碱液。这个混合物在96华氏度下反应了6个月零6天，之后在玻璃曲颈瓶中蒸馏，在此期间温度逐渐升至红热，但是没有像炼金术士宣称的那样，观察到有一滴汞蒸发出来。

以撒·杜松子曾说过，通过蒸馏醋可以轻易地从铅盐中得到汞。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煅烧了一定量的铅醋酸盐，将残渣研成粉末，并用浓的强碱溶液将其溶解；然后在碱液上铺上纸保存数月，在此期间注意适量补水；最后将液体蒸馏，其间温度逐渐升至红热，但是仍没有一滴汞产生。[11]

以上这些并不是他用这种金属做过的仅有的繁琐的实验。他蒸馏这种金属不少于500次，但没有发现过它有任何变化。当它长期在玻璃容器中被搅混时，会有一种黑色辛辣味粉末产生，这显然是汞氧化物。经蒸馏后，这种黑色粉末就恢复到汞状态。当它被暴露在空气中并在180华氏度下放置数月后，它依然会转变为氧化物；如果温度更高，它会转化为一种红色、辛辣的粉末，这显然是汞过氧化物。但经简单蒸馏后，这种汞过氧化物仍能被还原到汞状态。[12]

布尔哈夫以其雄辩的能力、崇高的声望，以及他的追随者对他所持观点的崇敬，反击医药化学家的观点。他的努力得到了博昂的支持，博昂基于经验和观察两个方面，以及无可辩驳的论证向这些医药化学家的观点发起反击。但彻底埋葬这个化学宗派的人弗雷德里克·霍夫曼，他是迄今最完善、最令人满意医药体系的创始人。他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是由于他1683年到访了英格兰，并在那里认识了波义耳和西德纳姆。波义耳是伟大的实践主义者，西德纳姆是当时最伟大的医师，他们都宣称要与医药化学为敌。

[1]约翰·巴普蒂斯特·范·海尔蒙特，《全集》，第100页。我这里引用的这个版本是由约翰·宙斯图斯·尔色皮罗斯出资于1682年在法兰克福出版，它是一部非常厚的四开本著作。

[2]范·海尔蒙特，《全集》，第104页。

[3]范·海尔蒙特，《全集》，第105页。

[4]《德·菲拉缇布斯》，第49部。范·海尔蒙特，《全集》，第405页。

[5]《德·菲拉缇布斯》，第49部。范·海尔蒙特，《全集》，第408页。

[6]《德·菲拉缇布斯》，第49部。范·海尔蒙特，《全集》，第409页。

[7]在他的《万有》，第39部，第151页。此处他记述了地球上金属的起源，并且描述了固物（bur）；如果有哪位读者对这位作者有关这个专题的观点感兴趣，可以参看这一部分。

[8]肖编，《波义耳文集》，第3卷，第424页。

[9]《论化学的起源与发展》，哥本哈根，1674年。

[10]在一次乘船旅行中，他的一个正统但是不学无术的同伴带着恶意和狭隘攻击斯宾诺莎的理论，布尔哈夫被激怒了，就问他是否真正读过斯宾诺莎的著作。那个辩论者无奈承认说没有看过，但他认为自己在公众面前丢了面子，非常愤怒，于是便向外散播谣言说布尔哈夫信仰斯宾诺莎主义，借此破坏布尔哈夫想做牧师的意愿。

[11]《巴黎科学院学术论文集》，1734年，第539页。

[12]《哲学汇刊》，1733年，第430期，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