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生物武器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我们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物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这种生化战的后果，《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24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200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20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5次暴发流行。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80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5650万。仅80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1600余万，锐减去3/4。毛泽东同志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说“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暴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

古代战争曾将患病驴子用作生化武器

据国外媒体报道，加拿大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早在3300年前，人类就曾在战争中使用过“生化武器”，只不过这种“生化武器”是感染了致命病菌的驴子而已。 

在最新一期出版的《医学假说》杂志上，加拿大科学家刊登了他们的一篇研究文章，称在公元前1320~前1318年的安纳托利亚战争期间，古代阿扎瓦人和赫提人都曾“在双方交战中将感染患病的动物用作武器”。加拿大分子生物学家西罗—特维桑纳托博士说：“这些动物都曾是土拉弗朗西斯菌的携带者。土拉菌病又称兔热菌，其病原体就是土拉弗朗西斯菌，即便是在今天，如果不使用抗生素及时治疗也极易致命。”特维桑纳托表示，这种病菌曾在东地中海一带最为活跃，直到公元前14世纪末，这种持久的致命性传染病在中东大部分地区引发了有名的赫提瘟疫。约在公元前1335年，有人将发生在今天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边界之城，当时的西米拉市的这场瘟疫写成文字，报告给了埃及国王阿肯纳顿。 

为了防止这种传染病扩散，人们禁止用驴拉大篷车，然而病菌还是感染了从塞浦路斯到伊拉克以及从以色列到叙利亚之间的广大地区。后来，战争使这种病传播到了安纳托利亚中部和西部。最后，随着曾在西安纳托利亚作战的爱琴海战士返回家园，传染病得到进一步传播扩散。特维桑纳托说：“这场瘟疫持续了35~40年，土拉弗朗西斯菌通过诸如驴等啮齿类动物，感染了人类和动物，并导致他们发烧、残疾和死亡。此外，还有迹象表明，该地区的土拉菌病可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这意味着土拉菌病是该区域的地区病。” 

加拿大研究人员表示，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至北叙利亚的赫提王国也曾在攻打了西米亚市后，在战利品和囚犯的传播下感染了土拉菌病，几年内两位国王相继死于该病。赫提王国为此大受重挫，于是来自西安纳托利亚的阿扎瓦人乘虚而入，因此公元前1320年—公元前1318年，力量薄弱的赫提人用感染土拉菌病的驴和羊作为武器，在2年内成功击退了敌军。有记载表示，公羊曾神秘地涌上阿扎瓦的公路。一块可追溯至公元前14世纪—前13世纪的石板上描述了这段情景，上面写着“这个国家发现他们将受可怕的瘟疫控制”，从而证明了生物武器的说法。据特维桑纳托称，这些公羊就是赫提人放出来的，为了将土拉菌病传播给敌人。阿扎瓦人看穿赫提人的用计后，立即以牙还牙，也将染病的公羊赶上了敌军的公路。

知识点

生物武器的攻击目标

生物武器一般没有立即杀伤作用，但有较强的致病性和传染性。因此，有些外国军队主张把生物武器主要用于战略目的，强调秘密突然地使用在对方广大后方地区，造成对方军民传染病流行，以破坏对方生产和运输，削弱其战斗力和战争潜力，并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主要攻击的目标是：①军队集结地域，人口集中地区，交通枢纽；②重要的工农业区、牧场、水库、水源及粮食仓库；③军队后方地域、海港、海空军基地、机场、舰队和岛屿；④被包围的城市、要塞等。在外国军队中有人主张，生物武器也可用于战役战术地幅，造成严重的污染区，限制对方的机动。进攻顺利时，一般不使用生物武器，但对设防坚固的孤立据点可能使用；防御中，对进入的对方有生力量，主要使用潜伏期短的生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