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在大学里改变科学的研究方式的想法，无疑会打动某些人，也会吓倒另一些人。不过那也许不会发生。为了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考察学术生命的潜藏软肋。因为，正如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不仅是智慧的事情，也关乎权力：谁拥有权力，在怎样使用权力。

研究型大学存在一定的阻碍改变的特征。首先是同行评议的制度，即让一些科学家对另一些做出评判。就像终身职位一样，同行评议带来了好处，所以人们才普遍相信它对好的科学实践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但它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我们必须了解它们。

我确信一般人不会知道科学家要花多少时间来决定对其他科学家的聘用。我在委员会里每个星期大约要用五个小时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或者给类似的委员会写信。我已经做了一些时问，那是一个教授的主要工作的一部分，我认识的许多教授在上面花的时间更多。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除非你故意糟蹋自己，让大家看见你不负责任，或让人觉得你捉摸不定，没有诚信，那么，你做科学家的时间越久，你干预其他科学家经历的时间就越多。那不仅是因为你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博士后和合作者需要你为他们写推荐信，你还得替其他大学和机构决定人员录用。

有哪个管理者研究过这样的体制耗费了我们多少心血吗？我们能为它少花点儿时间而将更多时间用于科学和教学吗？我对这种体制没多大好感，它令人沮丧。任何一个有抱负的机构在聘人之前都会向由其他机构的有影响的老科学家组成的访问和咨询委员会网络征求意见。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世界各地，资助机构还专门成立了评估小组。于是，为了公正而秘密地评价候选人，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如非正式接触、电话咨询、正式谈话等。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很可能要把所有时间花在人事决策上面。

这就是所谓的同行评议。名称很可笑，因为它明显不同于同行陪审团的概念，那意味着你将由一群像你一样的被认为是客观公正的人来评判。对那些暗藏偏见的陪审员，有真正的处罚——进监狱。

在学术界，评价你的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比你老，比你有权力。从你大学第一堂课开始到你做教授申请基金资助，都是如此，我不想贬损那么多同行评议人所做的艰苦工作，多数都是真诚的。但里面存在一些大问题，关乎物理学在今天的状况。

同行评议在无意中产生一个负面结果：它很可能成为一种老科学家强迫年轻科学家的机制。这种事情太明显不过了，可我奇怪为什么很少有人讨论它。体制的建立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老科学家能给有前途的年轻人提供好机会，而将没有资质的人赶出科学共同体。如果有明确的标准和方法以确保我们客观公正，那当然是好的。可至少在我工作的部分机构，这是做不到的。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在为理论物理学做着贡献，他们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然而，很少有人承认这一点；相反，我们只是简单说谁“好”谁“不好”——就是说，同行评议就基于这样一个简单而显然错误的假定：科学家可以像楼梯那样分出等级。

1984年，我在耶鲁大学当助理教授，当我看到第一批推荐信时简直不敢相信。一封好信可能会包含大量信息，而且尽量写得很委婉，大量心思都放在最后一段，通常是对候选人进行比较：“此人比A、B和C好，但不如E、F、G和H。”现在我已经读过几千封推荐信了，至少一半都有那种句子。那些年里，有几次我成了ABC。我同意“此人”比我好——事实上他们也做得很好。但如果研究表明这些排序多半不能预言真正的科学成功，我也毫不奇怪。如果我们真想用好人，就必须开展这种研究。自然有不少例子，拔尖的博士后或助理教授没能做多少事情，也没获得终身职位。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对偏见没有惩戒的措施。一个教授写信偏袒他自己的学生或追随他的研究纲领的人甚至他本国的人，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我们可以看出（或笑话）那种露骨的夸张，但没人觉得稀罕。那不过是体制的一部分。

老科学家愿意推荐一种鉴别年轻科学家的基本法则，就是看那个年轻人会不会令他们想起当年的自己。如果在某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影子，那人一定就是好的。坦白地说，我知道我为此感到内疚。如果你想聘用更多像我这样的人，我会把他们选出来。如果你想在和我迥然不同的人中进行选择，而他们做的事情我又不在行，那就不要相信我的判断。164

即使对我们这些想做到公正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指南或训练教我们如何公正。从来没人忠告我应该如何写或解读推荐信，我也没见过有什么指南告诉我们如何判别本人或他人意见中的偏见或敷衍。我在许多招聘委员会做过事，但从来没人像告诫年轻人那样指导我如何评价相关的材料。

在一次晚宴上，我问其他行业的人是否有过这类训练。那些不做研究但负责聘用或指导别人的人，都参加过几天培训，学习如何消除等级影响、鼓励思想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认识和避免偏见和不公正。他们都明白“注意倾听组织内的每一个声音”，从候选者指导过的人和指导过候选者的人那儿寻求评价，从而“360°地审视候选者”。如果说律师、银行业者、电视制作人和报刊编辑都需要人事决策的指南，为什么科学家就自以为能自动做好呢？

还有更糟糕的呢。在正式推荐信背后，还要和专家进行一系列私下的非正式谈话：“你对某某的看法如何？你认为我们应该录用谁？”

这些谈话很坦率，没有一点儿客套。这并不算坏事。很多人想揽些事情，显得乐于助人，但多半不讲什么客观。特别是，在这种情形，如果你想利用这种体制帮助你的朋友和朋友的学生，不需要付一点儿代价。成名的专家推举他们自己的学生和博士后，无原则地夸奖他们，贬低他人（特别是对手的学生），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即使在这些坦白的交易中，也很少听到真正的反面意见。当人们没有好消息报告时，常常就说，“让我们继续吧。我没有意见。”或者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我没有激动。”但有时候也会有人说某某“绝对不行！”“别那么说”，“你没开玩笑吧？”或斩钉截铁地说，“除非我死了！”据我的经历，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候选者属于下面3种情形之一（通常是其中的两种）：①女性；②不是白人；③不随主流而做自己的研究。当然，有时女性和黑人也没遭人反对。但在我的经历中，这些候选者都是死抱着既有的研究纲领的人。

物理学家们在激烈争论，为什么在物理学中妇女和黑人不像在其他同样有挑战性的领域（如数学或天文学）那么多。我相信答案很简单：公然的偏见。任何人，如果和我一样在招聘委员会服务过多年，却看不见行为中的赤裸裸的偏见，那他要么是瞎子，要么是骗子。因为要替人保密，我不能举具体的例子，但有几个详细的研究报道过这样的故事。165

也许我们本该想到这个领域的偏见有那么强烈。很多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过去不也是长着粉刺的懵懂小男孩儿吗？他们不是在他们得意的战场（数学课）上报复过那些夺走女孩儿的四肢发达的家伙吗？我也算其中之一，总要做点儿事情出来，至少要让那些家伙们吃点儿苦头——那完全是为了自信。不过我还记得对自己的代数能力颇为得意，我敢说，至少我本人深信数学技能是男人的天性。可为什么有那么多女性没有多大困难就能聘为纯数学家呢？因为如果你在数学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定理要么证明，要么没有证明；而理论物理学家高低的评判却十分模糊，随处都有偏见。例如，要区分好的理论家与自负的理论家，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还注意一点，虽然天才的女音乐家历来就有，但是，只有当乐团让候选者隔着屏幕演奏时，录用的女性人数才大幅度增长起来。

于是才有了所谓“平权运动”。在我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没看见哪个妇女或黑人是通过平权行动计划被聘用的，他们并不需要——就是说，他们已是不容争议的最好申请者。当招聘委员会不完全由白人组成时，就没有人指责公然的偏见了，于是我们可以放宽平权行动。事实上，与众不同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做出了令男性老物理学家不满的事情——是不会被录用的。平权行动是为了外表不同的人，如黑人或女人。但对那些只是思想不同的人——拒绝主流方法而偏爱自己思想的人呢？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们平权的机会呢？

我们许多参与同行评议的人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我们选择更值得的候选者。就是说，在年龄和背景相当的、做相同研究项目的白人中间比较，我们的体制一般会选择更聪明、更用功的人。但问题是，在达到“同等条件”之前，我们必须做很多选择。在决定之前，那些选择的过程都是政策性的。这是有权势的老科学家向年轻科学家施加影响的基本机制。

这就导致强力舆论的形成，老科学家通过它来确保年轻人走他们的路。发挥这种权力有几个简单方法。例如，教师职位的候选者需要很多人（都比他更有权威）为他写推荐信。如果有一封评价不那么好的信，就可能令他失去机会。当我第一次面对那么多推荐信的时候，简直不知所措。其实，从三四封信就肯定可以看清候选者的情况。可为什么名牌大学却要十封、十五封呢？

一个理由就是，目的不仅仅是要聘用好科学家。招聘委员会、教授、系主任心里都装着别的目的，就是提升本系的地位（其实能保住现有地位就算幸运了）。我说的是比青年科学家的前程更有分量的东西，因为一个系的地位靠的是很多排名，而排名却由外人根据基金资助和论文引用数量的印象来评估。系主任和教授们不得不关心这个，因为这些事情直接影响经费的多少，关系到他们自己作为管理者的前程。于是，最重要的是聘用可能赢得大量资助的人。这对那些做大项目的人有直接的好处，但不利于想启动新项目的人。要来更多的推荐信，你可以看出举足轻重的老科学家是如何评价候选人的。于是，目的不是要找人来做好科学，而是要他来在短期内提升本系的地位。难怪招聘委员会不会为长远的问题伤脑筋，不会去考虑候选人是不是有创造性的思想，能在20年后产生影响；他们只需要知道有十几个老科学家看好某个候选人，说他是他们群体的拔尖人才。

但是，为了得到那么多信，你必须参与重大研究项目。如果你的项目很小，能评价你的高层人物还不到10个，那么你就只好请别人来评价，他们也许不赞同你做的东西，或者他们的项目正和你的在竞争。于是，只有靠人数来说话了。显然，大研究项目占尽了优势！

这种机制无疑便宜了弦理论，而要探索其他研究纲领的人就难了。最近，《纽约时报》有篇文章说，“科学家们还需要发展更完整的东西，他们原来以为那些碎片最终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不过，弦理论家们正在接管通常属于成功的实验家们的果子，包括联邦的资助、崇高的奖赏，还有大学的终身教授位置。”在同一篇文章里，还引用了格罗斯（现在是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卡夫利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一句话：“如今，如果你是一个不错的青年弦理论家，那你算是赶上了。”166

我不是要批评弦理论；弦理论家的行为不过是任何主流研究项目的做法。问题是我们的决策体制太容易受某些激进研究项目的摆布，却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同样的体制也曾一度妨碍过弦理论家。正如记者陶贝斯（Gary Taubes）讲的：

1985年8月4日，我和德鲁约拉（Alvaro de Rujula）在CERN的小酒吧喝啤酒……他预测90%的理论家会做超弦及其与超对称的联系，因为那是很时髦的。当他明确表示这种情况不妙时，我问他愿意做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把话题岔开了。“必须记住，”他告诉我，“对超弦理论的发展最有责任的两个人，即格林和施瓦兹，曾花了10～15年的时间系统研究当时并不时髦的东西。实际上，人们都在嘲笑他们的固执己见。所以，当人们想说服你应该做最时髦的课题时，别忘了最大的进步往往是那些不做最时髦的事情的人取得的。”167

我和一个名牌大学的系主任讨论过这种状况，他很懊悔在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说服同行录用施瓦兹。“他们认同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理论家，”他说，“但我没能说服他们，因为他们说他太痴迷，除了弦论什么也做不了。而现在，我说服不了我的同事们录用任何不做弦论的人。”

我还想起和派斯（Abraham Pais）讨论过这些问题，他是粒子物理学家，也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传记作者。我们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时常在一起午餐，他是那儿的教授，而我也在那儿工作过。“你也无能为力，”派斯告诉我，“我那时也这样，他们都是婊子养的！”

我想派斯扯远了。我没有说人，而是说我们该怎样构建科学的决策，保证促进科学进步所需要的那些科学家能有用武之地。

这种体制对物理学危机还有另一点重要影响：技术娴熟而缺少思想的人比有自己思想的人更有机会，因为简直没有办法衡量那些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体制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做常规科学，也为了确保常规科学就是大家做的。我研究生毕业申请第一个工作时，就明白这一点了。一天，我们正在等申请结果，一个朋友走过来，很焦虑的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同事要他告诉我，我可能没机会得到任何工作，因为我无法和别人比。如果我想工作的话，就必须停止自己的思想，做别人做的事情，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拿我与同行比较。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竟然没让我发疯。我比别人多等了两个月才找到工作，这并不可笑。我已经想好了自己要做什么，那用不了我多少研究时间。但后来我走运了。圣巴巴拉理论物理研究所刚成立，有一个量子引力计划，于是我的生涯没有到头。

但我现在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谁在故意刁难我。我朋友和他的导师都是在替我着想。但这不过是社会学家想象的。原来，让我朋友传递消息的那位老同事新开了一个研究项目，需要很艰难的计算。那个项目需要聪明而敏捷的年轻人。他们告诉我，如果我做他的项目，他就给我一份工作。这是世界上最简单古老的交易：工人靠他的劳动挣一碗饭。

交易的方法有很多，接受的人受奖励，反叛的人——偏爱自己的思想而不顾老一辈思想的人——受惩罚。我的朋友卡洛·罗维里想在罗马工作。有人让他去找某某教授，那教授很友好，向卡洛解释了他和他的小组正在进行的整个研究计划。卡洛很感谢教授的解说，也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谈话很快结束了，卡洛没有得到希望的工作。我只好向他解释事情的原委。我们都一样太天真了，竟以为人们会奖赏那些有自己思想的人。

实际上，卡洛在成为他那领域的欧洲一流科学家之后，才得到罗马大学的工作。当他在其他地方做出了有影响的业绩，当世界上成百上千的人开始研究他的思想——只有这个时候，罗马的大教授们才会来听他讲他的思想，而那些思想是他刚做博士的时候就想带给他们的。

你可能想知道，卡洛是怎么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我这就告诉你。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义相对论领域由几个老人主持，他们曾是爱因斯坦的学生，而且坚持认为应该鼓励有最好、最独立思想的年轻人。他们领导着一个当时所谓的相对论群体，研究小组分散在美国的十几所大学。他们在那个领域几乎不再领头了，但还把持着少数职位，大概每两三年有一个新教师职位的空缺。卡洛是罗马的博士后，但由于官僚体制问题，他的工作从来没有被正式认可，而他也没领过一分钱的薪水。每个月人家都告诉他还要等开会研究，有了正式文件以后，他就能拿到支票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半，他打电话给美国朋友说，虽然他不想离开意大利，但他受够了。他问美国是不是有什么工作。碰巧，一个相对论中心正在找助教，他们听说卡洛可能会申请，就瞒着他在一周内把职位的事情办妥了。需要说明的是，那个中心没有做量子引力的——他们用卡洛是因为他在那个领域有独创而重要的思想。

这样的事情今天会发生吗？不大可能，因为现在整个相对论领域也被老科学家确立的一套程式化的大研究项目占据了。这与实验的引力波天文学有关，他们还希望（多年后仍然希望）能通过计算机的计算来预言实验能看到什么。如今，年轻的广义相对论专家或量子引力专家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大可能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

不管什么领域，只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就能使从前的叛逆者转变为他们研究计划的捍卫者。在我自己的量子引力领域，我曾不止一次地被人中断，为的是支持聘用其他领域的有新思想的人，而不用在促进现有研究的狭小问题上用功的技术娴熟的人。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有必要将其区别开来。一是老科学家决策的主导作用，他们经常动用他们的权利支持人们做他们在想象力丰富的年轻时代设计的研究计划。二是令各大学感兴趣并愿意聘用的科学家类型。他们是愿意请人来做某个特殊领域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和判断的工作，还是请人来开辟他们自己的难以被大家把握的方向？

这牵涉到风险问题。优秀的科学家常常在同行中引起两种反响。常规的低风险的科学家一般会引出同一种声音，每个人对他们的感觉都一样。高风险的科学家和幻想家通常会激起两种极端的反响。有些人相信他们，热烈响应他们；其他人则尖锐地批评他们。

学生评价老师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有某个类型的优秀老师，学生们并不觉得他公正。喜欢他的人会说，“这才是最好的老师！我以前从没见过；我就是因为他才上大学的。”但另外的人却毫不掩饰地在评价表上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怨恨。如果你把评分都平均了——像决定教授加薪或升职时打分一样，将学生的分数约化成一个数字——就将错失这个关键的事实。

这些年来，我注意到反响的极端分布预示着一个科学家未来的成功和影响。如果一些人认为某某代表了科学的未来而另一些人认为他将带来灾难，可能就意味着那人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会一往无前地推动他自己的思想，并有能力和毅力坚持到底。这样的人需要一个能包容冒险者的环境，而反对冒险的环境是不会让他们走进去的。

就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来说，基本事实是评价意见两极分化的人通常找不到工作。尽管我只是在自己的领域看到这种现象，但它可能是普遍性的。看看下面的科学家吧，他们都因为对进化论认识的大胆而有创造性的贡献赢得了大家的景仰：巴克（Per Bak）、考夫曼、马古利斯、帕朱斯基（Maya Paczuski）、特里弗（Robert Trivers）。其中两个是数学家，研究自然选择的数学模型，其他两个是著名的进化论学家。他们没有一个在顶尖大学里工作。我年轻时常感到惊讶。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的理智太独立了，而他们的形象犹如两个独立的高峰：如果说有很多人仰慕他们，也同样有很多有权势的学者怀疑他们。实际上，如果以通常的优秀科学家的判断标准来衡量，这些创立新思想的人往往是有缺陷的。他们也许太鲁莽，也许不注意细节，也许在技术上有欠缺。这些批评通常适用于原创性的思想家，是好奇和独立将他们引进了一个他们未曾经过训练的领域。不论他们的见解多么新奇和有用，在本领域的专家们看来，他们的工作在技术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确实，这些独创性的科学家中，有的不太容易共事。他们没耐心，如果不赞同你的意见，就会直截了当表达出来；他们也缺乏优雅的举止，把正确看得很重，而不在乎与别人和谐相处。我认识几个这样的“困难人”，我怀疑他们愤怒的原因和科学界的聪明女人一样：一生都痛苦地觉得自己是边缘人。

这类问题当然影响了巴克的生涯，几年前他悲剧性地死于癌症，才54岁。他有着罕见的才能，可以在他专业以外的几个领域写论文，涉及经济学、宇宙学和生物学。那本该成为他骄傲的资本，能去最好的大学，但事与愿违，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他的解决方法可以引出专家们错过了的结果。如果他将创造力用于一个领域，他本该拥有更辉煌的生涯，但那他就不是巴克了。

你大概惊讶，为什么那些做部门领导的聪明人没有认识这一点，让那些人为他们的大学发挥作用。当然，有人意识到了，也愿意聘用这样的人。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出现了向量子引力的非弦论方法开放的职位，不过大多数那样的职位都是因为那个领域在学校不出名，领导者很难请来名教授。于是，他从通常的政策解脱出来，通过成本效益计算，相信用一个不受重视的领域的人，会很快赢得一个顶尖的团队，提高本部门的地位。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问题也影响着所有科学，其他领域的几个有影响的老科学家表达了他们的担心。阿尔伯茨（Bruce Al-berts）是生物学家，曾任美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2003年4月，他在就职讲话中指出：

我们建立了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激励机制，但它太缺乏冒险精神。在很多方面，我们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为了审查资助申请而建立的学术部门是由声称尊重科学冒险的同行组成的，但在分配资源时，他们一般都支持没有风险的科学。这对创新产生了巨大的削弱效应，因为我们的研究大学在选择新老师时就找那些能获得资助的助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好青年在做着“应声虫”的科学。

接着他讲了一种趋势，在1991年以来的10多年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给3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资助减少了一半，而给55岁以上的人却增加了50%。他为这个结果感到悲哀，因为它极大损害了年轻研究者的思想独立：

我的许多同事和我都是在30岁以前就得到了第一个独立资助。我们那时还没有初步的结果，因为我们做的是全新的东西。[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35岁以前开始自己的独立科学生涯。而且，1991年，NIH资助的35岁以下的主要研究者占三分之一，而到2002年，这个比例减小到了六分之一。哪怕我们当中最有才能的年轻人，也不得不遭遇申请被拒绝的命运，等到几年之后他们有了足够的“初步数据”，才能使评论者们放心他们可能实现他们提出的目标。

如果说问题那么明显，惊动了美国科学最权威的领导者，为什么没有什么作为呢？这令我困惑了很长时间。现在我明白了，获得并保持学术地位的竞争并不仅仅在于业绩。我们的体制试图选择最优秀、最有成果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但还有其他的程序，忽略它们未免过于天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决定是为了在每个领域内部达成并强化共识。

用人不是达成共识的唯一渠道。我说过的关于用人的每件事情，也适用于评价资助申请的专家小组，同样还适用于职位的评估。这些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如果你不能成功获得资助，就不可能在美国研究大学得到科学研究的职位；只有当你可能得到资助时，才会有人聘用你。

我第一次指出这一点时，碰巧有人请我为《高等教育纪事》（大学管理者的一种行业杂志）写一篇其他主题的文章。我写信给编辑建议另写一个题目，谈普通研究项目的主导作用对学术自由的威胁。他们很乐意看看，但看了我的草稿后就拒绝了。我感觉被侮辱了：他们在压制不同的声音！于是我给他们发了一个极不愉快（对我来说）的电子邮件，质问他们的决定。他们很快就回信了，告诉我问题不在于文章太激进——恰恰相反。里面的每件事情都是众所周知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已经广泛讨论过了。他们给我寄来一堆他们在过去发表的讨论学术决策中的权利关系的文章。我通读了一遍，才发现只有科学家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显然，拥有长期的职位是很有道理的。在有限的程度上，它保护了有创造力的独立的科学家不会被追赶智力时尚的年轻人所取代。但我们也为终身教授的制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年纪较大的人来说，工作太保险，权力太大，而责任太少；对最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来说，工作太没有保障，权力太小，而责任太大。

尽管终身职位保护了智力独立的人，却不能创造那样的人。我听许多同行说过，他们做时髦的事情是为了得到终身职位，然后才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我只知道一个那样的例子。而在其他情形，如果那些人在为职位焦虑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独立去做想做的事情，那么他们在考虑专家组如何评价他们的资助申请时，也不会突然勇敢和独立起来。如果一个体制不能让思想独立的人得到终身职位，那么同样的体制也不会有助于保护终身教授的思想独立。

实际上，有的终身教授因为转向更冒险的领域而失去了资助，他们会很快发现自己陷于困境。他们不会被解职，但也有各种威胁的压力。他们可能被加重教学负担，削减薪水。于是，他们要么回到低风险的研究，要么提前退休。

下面是MIT天才的数学教授辛格（Isador Singer）最近对他的学科的描述：

我发现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有过早专业化的趋势。你必须很早表现出大有前途才能得到好的推荐信，换来好的工作。在你崭露头角、巩固地位之前，根本没有能力另辟蹊径。生活的现实强迫你用狭隘的观点来看数学，而那是与数学不相容的。我们可以利用新的资源来对抗过分的专业化，给青年人更多的自由，让他们更大胆地自由探索数学，探索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例如在生物学中，当前发现了很多东西。

我年轻的时候，工作的市场还不错。在主流大学工作当然是重要的，但在小一些的学校同样可能成功。我为时下工作市场的强迫效应感到痛苦。年轻的数学家应该有我们年轻时所具有的选择的自由。168

法国数学家康尼斯有同样的看法：

[美国体制下的]不断的成果压力缩减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时间单位”。刚入门的人别无选择，只有找一个社会地位牢固的导师（以便以后为他写相关的推荐信，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写一篇专业的学位论文，证明他们有很强的力量；然后还有好多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都挤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去学习那些需要几年工夫才能把握的基础东西。我们当然迫切需要技术专家，但那只是促进研究进步的部分条件……在我看来，美国的体制实在打击了真正有创造力的人，那些人在技术上通常是大器晚成的。年轻人在市场上获取职位的方式也成了“诸侯割据”，即有的领域在几所重点大学扎下根来，自我成长，而没有为其他新领域留下成长的空间……结果，只有很少几个学科能得到重视，能持续产生学生，这当然不会为新领域的出现创造良好的条件。169

最近几十年来，商业界已经意识到等级的划分成本太高，于是给年轻人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机会。现在有很多年轻的银行家和软件工程师，还有很多人才二十几岁就领导大的项目。偶尔我们也能遇到同样走运的年轻科学家，但很少。许多科学家从博士后的窘迫中脱颖出来，已经是35岁的人了。

高技术公司的领导者们知道，如果想用最优秀的年轻工程师，你就需要年轻的管理者。其他创造性的领域（如音乐）也是如此。我保证某些爵士乐手和老摇滚歌手都欣赏街舞和技术音乐，但音乐公司不会让60岁的老歌星来选择签约的年轻歌手。音乐的创新就踏着这种热烈、活泼的步伐，因为年轻的歌手知道怎样很快与观众和其他歌手沟通，不论在晚会还是电台，而不必求权威的艺术家以他们自己的模式来评判。

有趣的是，量子力学革命完全是孤立的一代物理学家掀起的。他们上一代的许多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屠杀了。他们周围几乎没有什么老科学家站出来告诫他们疯了。今天，研究生和博士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能让接近退休的老人明白的事情。这样做科学就像踩着急刹开车。

科学需要叛逆与服从之间的平衡，所以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总会存在争论。但是现在，科学世界没有平衡，革命比科学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处于更凄凉的境地。那样的人简直不为研究大学所容忍。于是，一点儿也不奇怪，即使科学大声呼唤，我们似乎也不能赢得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