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又如何

“你知道，”波特说，听那声音似乎是假的，仿佛在一个完全沉默的地方呆得太久以后，重新开始讲话，“这儿的天空很奇怪。每当我望着它，我常常感觉那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实在的东西，替我们遮挡它外面的事物。”

吉特说话时有点儿发抖：“遮挡它外面的事物？”

“是的。”

“但那外面是什么呢？”

“没什么，我以为。只有黑。绝对的黑夜。”

鲍尔斯，遮蔽的天空^[189]

“诸天诉说上帝的荣光；苍穹传扬他的技艺。”在大卫王或者别的哪位写这首诗的人眼里，^[190]恒星一定是显然地证明了存在某个更加完美的秩序，那是跟我们地上枯燥的岩石和树木的世界迥然不同的秩序。自大卫的年代以来，日月星辰已经失去了特殊的地位；我们知道它们不过是一些炽热的气体球，靠引力吸积在一起，靠来自星体核心的热核反应产生的热所维持的压力抵挡自身的坍缩。天上的星星跟我们周围地上的石头一样，并不曾告诉过什么上帝的荣光。

假如我们真能在自然里发现什么能让我们特别认识上帝之手的杰作的东西，那只能是自然的终极定律。知道了这些定律，我们手里就拥有了驾驭星体、石头和天下万物的法则。所以，霍金说自然律是“上帝的思想”也就理所当然了。^[1]另一个物理学家米斯纳（Charles Misner）用类似的语言比较了物理学和化学的前景：“为了回答‘为什么有92种元素，它们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机化学家可能会说，‘隔壁办公室的那人大概知道。’但是，物理学家在被问‘为什么宇宙生来符合某些物理学定律，而不是别的定律’时，很可能回答‘天知道。’”^[191]爱因斯坦曾对他的助手斯特劳斯（Ernst Straus）说过，“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是否有过什么选择。”^[192]在其他场合，他说物理学事业的目标“不但要明白自然如何运行，自然交易如何实现，还要尽可能接近那个近乎狂妄的乌托邦式的目标：为什么自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可以说，我们从这里体会到上帝本身不可能以跟实际存在不同的方式安排这些联系……这就是科学经历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对我来说，科学奋斗总是有着神奇的魔力。”^[193]爱因斯坦的宗教很模糊，所以我怀疑他说这话不过是一种比喻，正如他自己讲的，“可以说”。这样的隐喻对物理学家来说无疑是很自然的，因为物理学太基本了。神学家提利奇（Paul Tillich）曾经说过，在科学家中，似乎只有物理学家能用“上帝”这个字眼而不会带来麻烦。^[194]不管什么宗教，不管是不是相信它，都禁不住要借上帝的思想来隐喻自然的终极定律。

我曾在一个奇异的地方，在华盛顿的雷伯恩国会办公大楼，遇到过这种联系。那是1987年，我在国会的科学、空间与技术会议上为超导超级对撞机（SSC）计划作证，我讲述了我们如何在基本粒子研究中发现更和谐、更普遍的定律，如何怀疑那不仅是偶然事件，相信在那些定律的背后还藏着一种美，反映了深深植根于宇宙结构的某种东西。在我讲完以后，其他听证者和国会议员们也发表了意见。接着，在两个议员之间展开了对话。两个都是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来自伊利诺斯的法威尔（Harris W.Fawell）和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里特尔（Don Ritter），他们一个是超级对撞机的一贯支持者，一个曾是冶金工程师，是国会里最顽固的反对者之一。^[195]

法威尔先生　……非常感谢。谢谢您的证词。我想它很精彩。假如我要向所有的人解释为什么需要SSC的理由，我一定会像您那样说。那确实很有帮助。有时我真希望我们有一个能说明那一切的字眼儿，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想温伯格博士，您也许离它更近一些，虽然我没把握，但我想是的。您说您认为统治物质的规律并不完全是偶然事件，我记下了，这能让我们发现上帝吗？我肯定您没那么说过，但它当然应该能使我们更多地理解宇宙，不是吗？

里特尔先生　这位先生讲完了吗？假如先生能歇息片刻，我想说……

法威尔先生　我还没打算停下来。

里特尔先生　如果机器能做那事儿，我也会反过来支持它。

我完全有理由做一个旁观者，因为我认为议员们并不真想知道我对在SSC发现上帝的问题是怎么想的，还因为在我看来让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对计划也不会有帮助。

有些人的上帝观很空泛、很顽固，不管在哪儿，他们最后一定总能找到上帝。我们听他们说“上帝是终极”、“上帝是我们善良的本性”，或者，“上帝是宇宙”。当然，“上帝”跟其他任何词语一样，可以被赋予我们喜欢的任何意义。假如你想说“上帝是能量”，那么你可以在煤堆里找到他。但是，如果词语对我们真有什么价值，我们应该尊重它们在历史上的用法，特别应该保持词语的不同个性，以免得跟其他词语的意思混淆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如果说“上帝”一词有用，它的意思应该是一个有心的主，是造物者和立法者，是自律然和宇宙乃至善恶标准的创立者，是关注我们行为的某个人格化的存在，总之，上帝是值得我们崇拜的东西。^[196]这就是那个在整个历史中对男人和女人至关紧要的上帝。科学家们有时用“上帝”来说某种非常抽象而没有确定意义的东西，很难把他跟自然定律区别开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在存在物的有序与和谐里表现他自己，而不相信把他自己跟人类命运和行为联系起来的上帝”。^[197]但是，假如我们用“上帝”来替代“有序”或“和谐”，那么，除了也许能躲过无视上帝的责难，它对任何人还可能有别的意义吗？当然，任何人都能自由地以那种方式运用“上帝”一词，但在我看来，那即使没有什么错，也把上帝的概念弄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会在自然的终极定律里发现有心的上帝吗？提这样的问题似乎是荒谬的，不仅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终极的定律，更因为我们甚至很难想象拥有一个不需要任何更深的原理来解释的终极原理。但是，不管问题多么幼稚，我们几乎不可能不问我们是否能在终极理论中发现我们最深层的问题的答案——一个有心的上帝劳作的影子。我想不会有那样的答案。

我们却在相反的方向经历整个科学的历史，走近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自然定律。在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揭开天国的神秘面纱。每个人都知道是哪些人物：提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证明哥白尼可能正确的伽利略，^[2]猜想太阳不过是众多恒星里的一颗的布鲁诺，还有证明相同的引力和运动定律既适用于太阳系也适用于地球物体的牛顿。我想最关键的一点，是牛顿发现了统治月球绕地球运动和地球表面落体运动的同一个引力定律。^[3]在我们的世纪，美国天文学家哈勃走进了宇宙奥秘的更深处。通过测量仙女座星云的距离，他证明并推测，这个星云与其他千百个相似的星云一样，不仅是我们银河系的边缘部分，实际上它们本身也是同样光彩夺目的星系。现代宇宙学甚至还在谈哥白尼原理：没有哪个真正的宇宙理论能使我们自己的星系处于宇宙中任何特殊的地位。

生命也不再神秘了。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和其他有机化学家在19世纪初证明，在实验室里合成与生命相关的尿酸已经不成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达尔文和华莱士，他们证明了生命的神奇活力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而不是在外来安排和引导下进化来的。在本世纪，随着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在解释生命行为方面的不断胜利，越来越多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

生命奥秘的发现对宗教情感的影响比其他任何自然科学的发现都大得多。不断引发最激烈和顽强反对的，是生物学和进化论中的还原论，而不是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发现，这也是不奇怪的。

即使从科学家那里，我们偶尔也能听到活力论的声音，他们相信生命过程不能用物理和化学来解释。本世纪的生物学家（包括反还原论的迈耶）一般都躲开活力论，但是到了1944年，薛定谔才在他那本著名的小书《生命是什么》里提出“生命物质的结构我们已经懂得够多了，现在可以准确地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的物理学不能解释生命”。他的理由是，决定生命组织的遗传密码过于稳定，不适合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描写的持续涨落的世界。分子生物学家皮鲁兹（Max Perntz,最重要的成果是发现血色素的结构）指出了薛定谔的错误：他忽略了诸如酶催化等化学过程所能产生的稳定性。^[198]

对进化最可贵的学术批评也许来自加州大学法学院的约翰逊（Phillip Johnson）教授。^[4]约翰逊承认发生过进化，也承认它有时是因为自然选择，但他又指出，没有“确凿的实验证据”说明进化不受某种神圣计划的引导。当然，谁也不能指望去证明没有超自然的角色把天平倾向于他所喜欢的突变。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讲其他任何科学理论。尽管牛顿或爱因斯坦的运动定律在太阳系的应用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仍然可以假定某个彗星偶尔会受一个神秘力量的推动。很清楚，约翰逊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思想的公平、开放，而是因为他出于宗教的理由更关心生命而不太关心彗星。但是，任何科学能进步的惟一途径是假定没有神圣力量的介入，并看在这个假定下能走多远。

约翰逊指出，自然主义的进化，“不涉及自然界以外的造物者干预和引导的进化”，实际上并没有为物种的起源带来很好的解释。我想他在这里错了，没有注意任何科学理论在解释我们看到的现象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即使除了完全的错误，我们的计算和观测的基础总是超越了我们想检验的理论的有效性。牛顿引力理论或其他任何理论基础上的计算，从来没有与所有的观测达到过完美的一致。在今天的古生物学家和进化论生物学家的著作里，我们能看到在物理学中非常熟悉的情形；进化的自然主义理论，是生物学家工作的一个绝对成功的理论，不过它的解释工作还没有完成。在我看来，不论在生物学还是物理学，我们能不求助于神的干预而在解释世界的路上走得很远，真是了不起的重要发现。

另一方面，我想约翰逊是对的。他指出自然的进化论与人们普遍理解的宗教之间存在着不相容的地方，他批评了否认这一点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接着，他抱怨“自然进化只有在一种情形才可能跟‘上帝’的存在相容，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仅仅意味着第一推动，它在建立了自然律、让自然机制发生作用后，就退出了进一步的活动。”

现代进化论与一个有心的上帝的信仰之间的不相容，在我看来不是逻辑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带着倾向建立了自然律，启动了进化机制的作用，使你我最终能通过自然选择而出现——而是真正的本质的不相容。毕竟，宗教不是来自思索具有无限先知的第一推动的头脑，而是产生于渴望有心的上帝的永久垂怜的心灵。

宗教保守派懂得，是否在普通中小学讲进化论的争论有多大的风险，而他们的自由派对头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83年，我刚来得克萨斯，应邀去参加州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法规听政会，那法规禁止在全州统一购买的中学教科书上讲进化论，除非它同时也强调创生论。一个委员问我，州政府怎么能支持讲授像进化论那样如此腐蚀宗教信仰的科学理论呢？我回答说，信无神论的人在讲生物学时会不恰当地更多强调进化，这当然是错误的；同样，如果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而忽略进化，也是不符合第一修正案的。^[199]问题并不简单是公立学校以哪种方式来关心科学理论的宗教意义。我的回答没能使参议员满意，因为他和我一样清楚在生物学中适当强调进化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离开委员会时，他还咕哝着，“不管怎么说上帝还在天堂。”也许是的，不过我们赢得了那场争论；得克萨斯的中学课本现在不但允许而且必须讲授现代进化论，而没有关于创生论的废话。不过，还有好多地方（特别是今天一些伊斯兰国家）在争论这个问题，说不准哪儿能赢。

我们常听人说科学与宗教没有冲突。例如，古尔德（Stephen Gould）在评论约翰逊的书时指出，科学与宗教没有发生冲突，因为“科学应对现实的存在，而宗教应对人类道德”。^[200]我大体上同意古尔德的看法，不过我想他走得太远了；宗教的意义是宗教信仰者们实际信仰的内容决定的，如果说宗教与现实存在无关，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信仰者都会感到惊讶。

不过，古尔德的观点今天在科学家和宗教自由派中间很流行。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宗教从它曾经占据的位置上退却下来了。从前，似乎离开了山林水泽的仙女就说不清大自然。直到19世纪末，植物和动物的形态还被认为是造物主留下的有形的证据。自然界还有数不清的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但是我们想自己知道统治它们行为方式的原理。今天，真正的奥秘应该向宇宙和基本粒子物理学去找寻。在那些认为科学与宗教没有冲突的人们看来，宗教差不多完全从科学的领地退出来了。

根据这一历史经验来判断，我猜想，尽管我们能在自然的终极理论发现美，却找不出生命或智慧的特殊位置，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找到道德的标准或价值的标准。因此，我们不会发现关注这些事情的任何神的影子。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找这些东西，但不是在自然律中。

我不得不承认，有时自然显现了太多的美，有的不是严格必要的。我办公室的窗外有一棵朴树，机灵的鸟儿常聚集在树上：蓝鸦、黄喉绿鹃，偶尔还会看见红衣凤头鸟，那是所有鸟儿中最可爱的。虽然我很清楚绚烂的羽毛是在争夺配偶的竞争中进化来的，但我还是不禁想象那些美都是为了我们的赏心悦目而产生的。不过，鸟儿和树木的上帝也该是那个带来先天缺陷和癌症的上帝。

几千年来，虔诚的人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神正论的问题：一个被认为是好的上帝，竟然为世界带来那么多的苦难。他们通过各种假想的神圣计划找到了精巧的答案。我不想讨论那些答案，更不想添加我自己的回答。想起大屠杀，那些想证明上帝人道的企图就一点儿不值得同情了。假如真有一个特别关怀人类的上帝，那么他早就煞费苦心地把自己的关怀隐藏起来了。在我看来，用祈祷去打扰那样一个上帝，即使没有亵渎，也是不礼貌的。

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会赞同我对终极定律的这种黯淡的看法。我不知道有谁明确地主张有神圣存在的科学证据，不过确实有几个科学家讨论过智慧生命在自然的特殊地位。当然，大家都知道，作为实际问题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在用各自的方法做研究，而没有用基本粒子物理学的方法，但那并不意味着什么智慧生命的特殊地位；化学和流体动力学也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在终极定律的所有解释箭头的汇聚点发现了智慧生命的某种特殊角色，我们同样可以说，建立这些定律的造物者正在以一定的方式特别地关注着我们。

惠勒很关心这样一个事实：照标准的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我们不能说一个物理系统具有任何确定数值的位置、能量或动量，除非通过观测者的仪器来测量它们。在惠勒看来，一定智慧生命的需要是为了确定量子力学的意义。最近，惠勒走得更远了，他提出，智慧生命不但必然会出现，而且一定会渗透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为的是宇宙的任何一个物理状态的每一点信息最终都能被观测到。我以为，惠勒的结论似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过分执着实证论的教条——科学应该只关心可以观测的事物——是多么危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其他物理学家则喜欢另一种实在论的观点来看待量子力学，我们关心的是既能描写原子和分子，同时也能描写实验室和观测者的波函数，而决定它们的定律在本质上并不依赖于是否存在任何的观测者。

还有的科学家重视另一个事实：某些基本常数似乎具有特别适合宇宙出现智慧生命的数值。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发现有什么意义，即使有，也未必就说明什么神圣的目的在发生作用。在几个现代宇宙学理论中，所谓的自然常数（如基本粒子的质量）实际上从一个时间变到另一个时间，从一个地方变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从宇宙波函数一个项变到另一个项。假如真是那样，那么正如我们看到的，任何研究自然定律的科学家将必然生活在宇宙的某个区域，那里的自然常数具有适合智慧生命进化的数值。

我们来做一个类比，假设有一颗叫原地球的行星，各方面都跟我们自己的地球一样，不过那里的人类在发展物理学时却不懂得天文学。（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原地球的表面永远被云层覆盖着）。原地球上的学生也跟我们的一样，会在他们的物理学课本的背后找到自然常数表。表里列举了光速和电子的质量等等数据，另外还有一个“基本”常数，等于每分钟每平方厘米1.99卡（1卡约为4.187焦耳）能量，是从外面某个未知的源到达原地球表面的能量。在地球上，它叫太阳常数，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太阳，但是原地球上的人不可能知道这个能量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具有那样一个特殊的数值。可能会有某个物理学家注意到，观测的常数值显然适合生命的出现。假如原地球表面每分钟每平方厘米接收的能量比2卡大或者小许多，海洋的水要么会蒸发，要么会冻结，那样，原地球表面就没有液态的水或生命演化所需要的其他可能的替代物。那个物理学家也许会得出结论：1.99卡每分每平方厘米的常数值是上帝为人类精心安排好的。原地球上更多的怀疑的物理学家可能会争辩说，那样的常数值最终会有物理学终极定律来解释，它们正好具有生命需要的数值，不过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实际上，两种观点可能都是错的。当原地球上的人最终发现了天文学的时候，他们会明白他们的星球之所以每一分钟在每个平方厘米的表面接受1.99卡的能量，是因为它碰巧处在距离某个太阳约1.5亿千米的地方；而太阳在每1分钟发出的能量是5600亿亿亿亿卡。他们还将发现，距离太阳更近的行星太热，距离太阳更远的行星又太冷，都不适合生命的存在；无疑，他们还会发现，在绕着其他恒星的无数行星中，只有少数能够适合生命。当那些争辩的物理学家懂得了一些天文学，他们最终会明白，自己生在一个“太阳常数”接近2卡/分/厘米2的世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能够生存的其他类型的世界。生在宇宙另一个地方的我们大概就像还没认识天文学的原地球的居民，不同的是，藏在我们视线之外的是宇宙的其他部分（而不是其他的行星）的人，我们还是看不见。

我还想更进一步说下去。随着我们发现的物理学原理越来越基本，它们与我们的关系似乎也越来越遥远。举个例子说，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认为基本粒子只有电子和质子，那时它们被看做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的组成要素。中子发现之初，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电子和质子组成的。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我们说二个粒子是基本的，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肯定了，但我们懂得了一个重要的结果：粒子在寻常事物中出现，与粒子如何基本，没有一点儿关系。出现在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的现代标准模型里的那些场的所有粒子几乎都会迅速衰变，不可能会出现在寻常事物中间，因而一点儿也不影响人类生活。电子是我们日常世界的一个基本部分；所谓的μ子和τ子则几乎与我们的生活无关。不过，从它们在理论中表现的地位看，电子一点儿也不比μ子和τ子更基本。更一般地说，在任何事物对生命的重要性与对自然定律的重要性之间，谁也不曾发现过什么联系。

当然，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人并不指望以任何方式从科学发现来认识上帝。波尔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曾雄辩地宣扬一种“处于人类言论领域”的神学——“科学也是在那个领域找到归宿的”——它将建立在如神的启示那样的宗教经历的基础上，正如科学建立在实验和观测的基础上一样。^[201]觉得自己有过宗教经历的人不得不为自己判断那些经历的性质。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宗教追随者并不依赖于自己的宗教经历，而是依赖于据说是别人经历过的启示。可能有人会说，这跟依赖于别人经验的理论物理学家没有多少不同，但是确实还存在一点非常重要的区别。千百万物理学家的思想已经融合成一个令人满意（尽管不太完备）的公认的对物理学实在的认识。相反，关于上帝或别的什么从宗教启示滋生出来的东西却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千百年的神学分析也没能使我们更接近一个宗教启示的共同认识。

宗教经历与科学实验之间还有一点不同。宗教经历的教诲可以令人感到满足，而从科学考察得来的抽象的没有人情味的世界观却不可能那样。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经历能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告诉我们在关于罪孽与解脱的宇宙大戏里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也为我们带来一点死后还能延续的希望。因为这些，我认为宗教经历的教诲似乎永远贴着妄想的标签。

1977年，我在《最初三分钟》里匆忙说过，“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就越显得没有意义。”我并不是说科学告诉我们宇宙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说宇宙本身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意义。我又急忙补充说，我们也有办法为自己的生活找一点意义，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努力去认识宇宙。但是麻烦也来了：那句话从此一直纠缠着我。^[202]最近，莱特曼（Alan Lightman）和布拉维尔（Roberta Brawer）发表了对27个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访问，在访问最后，他们向多数人问过对那句话有什么看法。^[203]不同的被访问者有不同的背景，其中10个人同意我的话，但也有13个反对我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盼望宇宙有意义。哈佛的天文学家盖勒（Margaret Geller）问，“它为什么该有意义呢？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一个物理系统，意义在哪儿？我总为那话感到困惑。”普林斯顿的天体物理学家皮伯斯（Jim Peebles）指出，“我情愿相信我们是流浪儿。”（皮伯斯还猜想我经历过苦难的一天。）普林斯顿的另一个天体物理学家特纳（Edwin Turner）赞同我的说法，不过他不信我说那话是为了惹怒读者。我最喜欢的意见来自得克萨斯大学的天文学家同事沃科勒尔（Gemrdde Vaucouleurs）。他说，他认为我的话很“怀旧”。实际上，那真是怀旧的——怀念一个洋溢着上帝荣光的天堂的世界。

大约一个半世纪前，阿诺德（Matthews Arnold）从大海的落潮看到了宗教信仰的退却，在水声里听到了“悲伤的乐音”。^[204]在自然定律中发现有心的造物者的蓝图，在蓝图里看到他为人类设计的特殊角色，应该是很奇妙的。我不信我们能那样，这也让我感到悲哀。我的一些科学同行告诉我，过去人们从有心的上帝那儿得到的精神满足，他们在自然的沉思里都感觉到了。其中一些人甚至真的有那样的体验。我没有。而且，在我看来，像爱因斯坦那样把自然律与某种遥远的无心的上帝等同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我们越把上帝理解得精确，弄出一个似乎合理的概念，它就越没有意义。

在今天的物理学家当中，像我这样关心这种事情的人可能不太多了。午餐或喝茶时，我们偶尔也谈到跟宗教有关的事情，多数物理学家伙伴感到有点儿吃惊和可笑：现在还有把那种东西当真的人。许多物理学家在名义上还保留着父母的信仰，不过他们几乎并不在乎那些信仰的神学。确实，我认识两个笃信天主教的广义相对论专家，几个信守犹太教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个天生反基督的实验物理学家，一个献身穆斯林的理论物理学家，还有一个在英国教堂担任圣职的数学物理学家。一定还有许多热心宗教的物理学家，只是我不认识或者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不过，据我个人的观察，我只能说，今天的大多数物理学家，即使有资格成为实践的无神论者，对宗教也没有足够的兴趣。

从某种意义说，在精神上，宗教自由者比正统的基督信徒和其他宗教保守者离科学家更远。至少，保守派像科学家一样会告诉你，他们相信什么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它能带来幸福和快乐。今天的许多宗教自由者似乎认为不同的人可以相信不同的相互排斥的东西，只要那些信仰“对他们有用”，就没有哪个是错的。相信来生转世，相信地狱天堂，相信死后灵魂消失，都不能说是错的，只要信仰者能从他相信的东西获得一点心灵的慰藉。借松塔（Susan Sontag）的话说，我们的周围充满了“空洞的虔诚”。^[205]这令我想起听说过的一个关于罗素（Bert-rand Russell）经历的故事，那是1918年，他因为反对战争被送进了监狱。看守照规矩问他信什么宗教，罗素回答说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看守疑惑了片刻，然后明白了，说：“我想是的。我们都崇拜同一个上帝，不是吗？”

有人问过泡利，他是不是认为一篇构想特别拙劣的物理学论文是错的。泡利回答说，这种说法太温和——那样的文章连错都谈不上。我也在想，宗教保守派在信仰上是错误的，但他们至少还没有忘记信仰某种东西真正意味着什么。而宗教自由者在我看来就连错误也说不上了。

常听人说，对宗教而言重要的不是神学——而是如何帮助我们生活。奇怪的是，不论上帝、荣耀和罪孽还是天堂和地狱，它们的存在和性质也都不重要！我曾想，人们没有在自己假想的宗教里发现神学的重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自己承认他们根本不相信它。但是在整个历史和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总是相信这样那样的神学，对他们来说，神学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有人会为宗教自由主义的理性迟钝感到气馁，但是保守教条的宗教才是祸害的根源。当然，它也有过重大的道德和艺术的贡献。一方面是宗教的那些贡献，另一方面是历史上那些可怕的宗教战争、异教徒讨伐、宗教裁判所和犹太人大屠杀，宗教的功过不是这里可以评说的。不过，我还是想说明一点，把宗教迫害和圣战归结为宗教的扭曲，也无助于功过的评价。那样的假定在我看来是一种普遍的宗教态度的表现，怀着深切的崇敬却缺乏意义。世界许多大宗教教导说上帝需要我们特别的信仰和崇拜。一点儿也不奇怪，把这些教诲当真的某些人会认为这些神圣的要求是宽容、同情和理智等世俗品质所不能比拟的。

在亚洲和非洲，宗教狂热是一股看不见的团结的力量，而理智和忍耐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特雷弗·洛佩（Trevor-Roper）说过，正是17世纪和18世纪科学精神的传播，才最终结束了欧洲的火刑。^[206]为了保留一个健全的世界，我们可能还需要依靠科学的影响。科学担此重任的不是它的确定性，而是不确定性。我们看到，对那些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研究的物质，科学家们都在不停修改他们的思想，那么，宗教传统讲的、圣书写的关于超越人类经验的物质的那些言之凿凿的东西，我们还能当真吗？

当然，科学本身也给世界带来过悲哀，不过一般是带来相互残杀的工具，而不是动机。当科学的权威被用来为恐怖辩护时，科学真的被扭曲了，如纳粹种族主义和所谓的“人种改良学”。像波普尔讲的，“不论在十字军东征前还是后，所有国家的敌对和侵略都是非理性主义的罪过，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不知道有什么战争是为‘科学的’目的而进行的，或者是由科学家挑起的。”^[207]

遗憾的是，我想凭理性的论证不可能为科学推理模式带来什么有用的东西。休谟很久以前就发现，借助过去成功科学的经验相当于假定我们正在力图证明的推理模式是有效的。^[208]同样，只要拒绝逻辑推理，一切逻辑论证都会失败。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在自然定律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精神安慰，我们就不能简单拒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在别的地方去寻找——在这样那样的精神典籍中去寻找，或者干脆直接走进信仰中？

信还是不信，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完全决定的。假如我想自己是中国皇帝的后裔，我大概会更幸福，更高贵，但是无论怎么想，我也不可能相信的，正如我不可能让自己的心停止跳动。不过，似乎许多人都能对他们相信的东西施加某种影响，都能选择相信他们认为能使自己快乐和幸福的东西。关于那些影响如何发生作用，据我所知，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里有过最有趣的描述。^[209]主人公史密斯（Winston Smith）在日记里写道“自由是说2加2等于4的自由”。检查官奥布雷恩（O'Brien）认为这是挑衅，强迫史密斯改变自己的观点。折磨过后，史密斯也很乐意说2加2等于5，但那并不是奥布雷恩所期待的。不堪忍受的史密斯为了逃避痛苦，最后才想办法让自己暂时相信2加2确实等于5。那会儿，奥布雷恩满意了，对他的迫害也停止了。同样，面对我们自己和亲人的死亡的痛苦也会刺激我们相信能减轻痛苦的东西。如果我们能那样调整自己的信仰，又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我看不出有什么科学和逻辑的理由不让我们通过调整信仰来寻求安慰——只有一个道德的理由，一个关乎荣誉的问题。有人因为实在缺钱而想办法让自己相信一定能中彩，我们如何看这样的人呢？也许有人嫉妒他那可怜的幻想，但是多数人会认为作为一个成熟而有理性的人，他没能演好恰当的角色，实际地去看待事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中被迫学会了抵制对寻常事物的妄想的诱惑，同样，我们人类也不得不在成长中明白了我们并不是什么宇宙大戏里的明星。

不过，我从来不认为在面对死亡时科学能带来宗教那样的安慰。据我所知，对这种伴随生命存在的挑战，“可尊敬的”比德（Bede）在公元700年左右写的《英吉利教会史》里有过极好的表述。比德告诉我们，诺森伯利亚王爱德文如何在公元627年召集了一个会，如何决定在他的王国接受基督教，他还让国王的一个近臣讲了下面的话：

陛下，依臣下看，把今天世上的人生跟我们一无所知的时间相比，它就像冬日的一只孤单的麻雀，在您和您的领主、顾问们吃饭时，迅捷飞过您的餐厅。中央的炉火温暖了大厅；屋外正飘着冬日的雨雪。麻雀迅捷地从大厅的一道门飞进来，又从另一道门飞出去。它飞进屋里，躲过了风雪的寒冷；但是经过顷刻舒适以后，它又消失在它所来的冬天的世界。人来到世间也是如此，稍纵即逝；在它之前和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一概不知。^[210]

像比德和爱德文那样，相信在餐厅的外面一定为我们存在着某种东西，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诱惑。抵制那诱惑而产生的荣耀不过是宗教慰藉的可怜替代物，但它本身也不是没有一点令人满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