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技术进步对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总是导致巨大的亢奋，社会的变迁，新商业模式的出现，但投机的泡沫自蒸汽机发明以来就没有什么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像微软和苹果等企业开始了全球性的进军，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的创建者和早期员工，拥有的股权已经使其成为了亿万富翁，所有的人都着迷地关注那些成功的美国故事：老套地从车库开始，在市值数十亿的企业董事阶段结束。人们开始苦思冥想：为了赚钱放弃工作，可能更有利可图，特别简单地把钱投向一家企业，少许等待，直到企业市值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可以用原始投资的倍数（Multiple）套现。钱还可以生钱——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伟大诺言。
在实体资本主义(1)（Realkapitalismus）之中，银行向企业提供信贷，让这些企业用借来的钱投资生产物资，升值，让经济增长整体获益的东西，随着经济金融化开始统治金融系统全部。人们优先考虑金融赌博，而放弃实体经济。1990年全世界所有的金融交易相当于实体经济的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到2007年美国不动产危机开始之际，上升到70倍。7仅仅衍生商品的交易，其中用于担保不足的信贷的信用的违约互换，在2008年金融地震之前大约达到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高度——一个不健康、危险的比例，这表明市场上的有价证券大大多于实际的债权。经济金融化得到了许多因素的推动：在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对银行与股市放松了监管，银行投机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首次得以放任自由；8互联网在全球的推广；自从各国中央银行推动量化宽松政策，市场上数量不受限制的钱通过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给“金融化学”赋予一道严肃的科学色彩。这些量化分析师（Quants）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为金融经济提供新的复杂金融产品。投资将始终更数学化，更技术化，更快速，更能量化，所以人们相信能预测可控的风险。数学模型和算法开始支配投机买卖。有时没有约束的奇迹适合于数学，但是银行家和经理人常常既不理解运用金融数学模型实施的精神努力，也不理解从中推演出的模型自身。尽管如此还是适合的，自数学及其模型晃动了金融市场的节杖以来，人们还是确实地感觉到了。1997年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罗伯特·莫顿、迈伦·斯科尔斯、费舍尔·布莱克因为他们评估股票的模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瑞典帝国银行和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这种可靠的感觉也做出了贡献。经济学家挑选出一个受欢迎的股票，建立一个反映股票价格特性的统计模型，在其模型假设的基础上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平价格可能有多高，从而平衡股票价值增长的风险。这些方法得以在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实施，迈伦·斯科尔斯在那儿被任命为监事会成员，如果涉及风险评估，应当完全相信数学。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授予了患精神分裂症的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1924—），因为其拓展了博弈论。每当当地银行的代表来到小学生跟前，向他们讲解投资时，人们就向他们传授“证券市场博弈”。面对这些，当今高度装备的证券市场早已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证券市场博弈”是靠不住的。证券市场不是游戏场。私人投资者对股市的看法早已被机械的平行世界所取代，在其中只是计算机与计算机交易。它们的交易活动与实体经济不再有什么关联。证券交易商在其计算机屏幕上监控股市行情，发出一个电子任务的图景已经不合时宜，尽管我们确定，为了起码初步地理解一段时间内非常抽象的事件，更正确的是应该思考一个巨大计算中心内闪光的LED灯。每次闪烁都是电子交易合同的串联，从一台机器向另一台机器传递，以更短的时间，一眨眼的工夫实施。人们由此传授我们年轻一代的投资表明，经济金融化的观点多么广泛地传播开来。因此已经掌握金融手段的人，才能从经济金融化中获利。谁用钱投资，谁才能从钱中生出更多的钱。然而谁依靠必须为他的生活费用工作，谁就是经济金融化的失败者。谁仍然在劳动，谁就是新“穷人”。
谁把股市理解为游戏，谁就有高概率履行数据科学家的职业。故事就像人们猜测的那样，直截了当成为约翰·纳什非合作游戏的竞技场。蓄意发出的错误信息，误导“对手”的买卖兴趣，促使他采取一种轻信行动，有目的地散布电子“谎言”，为了在“游戏”中像大数据科学家建模那样取得金融的优势。量化分析师们首先在这里开始，为了尽可能有创意地、可获利地交易有价证券。首先他们观察“电子合同书”（Order Book）的市场深度，合同书与一种金融工具的原始价格数据相反，需要更多和额外查看供需。因为在合同书中供需适时地对立。此外对一种有价证券的实时价格交易商可以从合同书中识别，一种金融工具的最高报价处于何种价格水平，对该价格发出了多少报价。与刚刚交易完毕的实时市场价格联系，交易商可以预测金融工具的价格在短期内朝哪个方向发展，相应地做出预测。如果交易商从合同书中得出结论，理论还没有到不错的程度。因为这儿正是投机与欺骗的空间，同时也适用于博弈论非合作性博弈（游戏）。因为利用合同书实施交易的人很快就会想到，按照自己的投资策略欺骗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可能会获利。想卖空（shorten）股票者，期待一个高销售价格。为了让价格走高，机智的量化分析师们使出诡计，对速度提出要求：一种算法假装想要以高价购进这种有价证券，向合同书中报出了相应的报价。市场乐于见到这种询价，吸引其他的投资者，在自己过高的报价上被另一个市场参与者接受之前算法适时地撤回购买命令。在屏幕上还可以看到购买命令的地方，突然清空了，购买的报价消失了。作为替代，在合同书中一个算法的销售报价在闪烁。当其他的交易商接受了这个新报价时，人们就可以把股票以更高的价格卖空，这些类似的欺骗策略的源头也是军事领域。对此，各所大学以对手有意识的谎言（Intentional Lying of Counterparties）为题进行研究。市场事件的谎言——已经有数学模型能够计算在一个谎言里藏匿了多少利润。9
监管机构要求股市平台采取预防措施，识别与通报这类市场投机，使之能够被预知。10因此约翰·纳什的非合作的博弈论，在股市的纯粹形式无法使用，因为他的模型涉及两个框架，实体股市无法实现：它的博弈结构从屈指可数的博弈者出发，所有的人都跟踪相同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纳什的博弈者总是理性地考虑全面的信息。两种假设不适合现代化的电子交易场所，也不适合一个投资者与唯一的对手方（counterparty）发生关联的地方，银行与其客户之间的机构性货币交易中常常是这类情况。银行作为做市商（Primärhändler）确定货币价格，银行也是实施买卖的唯一合同伙伴。但是做市商总比客户信息多，如果涉及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私人信息”进行重构，还要更多。
不同于约翰·纳什的经典博弈，在现代化的中央交易场所聚集了上千的投资者，使用完全不同的策略。一个投资者具有长期的投资目标，另一个投资者做短线交易。第三个投资者想要减少风险，出让他的有价证券。第四个投资者正好相反，要购入股票，准备接受风险；资本从拥有者那儿流动到准备接受者那儿。11后者构成了市场的理性，有些科学家强调。但是市场的理性是一个被超越的神话。
“我们能知道何时依靠非理性的思考，导致过度估价有价证券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1926—）在1996年表达的一个观点已为人熟知，是再次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930年观点的总结：市场首先是由我们爱钱和用钱盈利的本能所支配12。
人们已开始怀疑理性市场的理论，实际上资本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已经得到证实，正如网络公司泡沫破碎那样。
2000年3月20日，金融类刊物《巴伦周刊》刊出一篇文章，列出了51家互联网公司，预言它们在十二个月之内将耗尽资金。这篇文章的信息是互联网上收集的，尤其是来自这些企业的年报，他们递交给美国股市监管机构公布。记者们的调研工作虽然不是大数据融合，但是产生的结果是相同的：寻找与汇集分布在某地的原始企业数据，为读者提供重要的信息。公司数据不再以这种方式介绍，集体歇斯底里之后的震惊，其中人们为不断上升的股市行情的幻象一搏，13无法长久地等待。突然，每个人都在新兴市场和互联网的充满希望的商业模式中投资，有着着魔的风险。网络公司的泡沫在最短时间破裂了，德国的新市场是德意志证券交易所1997年为了尚无盈利、只有若干营业额的大有指望的高科技企业而设立的，仅仅过了六年就解体了。许多在互联网领域赌博的投资者承担了全部损失。
然而理性的市场假设正是科学家们开发金融模型时采用的窍门。理性的市场假设在此跟踪类似的目的，如同变量的正态分布的假设。当人们不知道克服困难，不能在细节上了解和建模投资者的行为时，同样假设市场表现为理性的，而且人们与其模型再近了一步。模型同样是拐杖，不再小心翼翼。在模型一再被使用的地方，无论是风险预测还是分析与预测公民及消费者，总是反映了一部分真实，因此并不全面。它们不会提出更多的需求，它们是模型，并加以保留。由此物理世界比社会的世界容易观察。社会行为驱动什么呢？问题表明，在社会问题上潜在的变量的数字特别巨大，即使最好的数据科学家也无法由纯粹的观察得出一种确定的社会行为。天气比金融市场的特征更容易预测，后者不是理性的，而是由社会因素和心理确定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y）准确地考虑了那些心理因素。但是“软性”因素，大约如同投资者跟随一群人，或者肚子里做出投资决定，与坚实的、数量化的因素相比，是一个投资产品价格体现的因素，很少能在数学上建模。
当然，非合作的博弈论，类似于散布风险的金融数学模型将导致对市场事件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好解释市场的功能。如果我们不仅仅观察股市这种单一的金融场所，而是更强地概括，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纳什的非合作博弈就是两种系统的战斗。其中一个系统几乎获胜了：金融市场解除管制的盎格鲁-美利坚式的涡轮资本主义，甚至摧毁了共产主义。它的目标效应建立在自私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基础上，获取最大利润，而且不考虑损失。过去几年里，涡轮资本主义转向对付社会市场经济，后者如今处在垂死的状态。我们的莱茵资本主义——用数学语言表述——帕雷托最优（Paretooptimum），是一种最优，关心所有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的平衡。资本只允许膨胀到触及工作或者私人财产的权利边缘，不能超过。与之相反，涡轮资本主义只认识利益效应：利润最大化，直到血流成河。在体制的鏖战中，社会市场经济已经孤独地垫在下面，因为其盈利优化始终处在涡轮资本主义的下方，它将成为肉食动物的牺牲品。不再有什么逻辑，因为更强的体制总是获胜，毕竟它是最优化的。
(1)有经济学家这样区别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对企业及其生产和员工毫无兴趣，他们只想攫取更多的钱财。用钱可以生出更多的钱。金融资本主义特别非社会性。他们常常（无意识地）对准工人。在美国，我们看到更多的金融资本主义。在这里，资本比起劳动更多地参与了该国的生产率。剪刀差打开，这是资本与劳动不对等的剪刀差。
在实体资本主义中，投资者对企业感兴趣。他们向企业投资，使得企业能够向生产资料（机器等）和员工投资，实现实际的增长。在实体资本主义中，工人也参与该国的经济增长，因为投资通过工资和奖金的形式流向他们，那么他们也能够参与消费，因此他们幸福感与日俱增。
因此某些经济学家说：实体资本主义长久地促进繁荣，金融资本主义逐步引起危机。——作者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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