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生态系统中个人与机器的智能趋向于融合的泛人本主义已经开始侵蚀欧洲文化的根基，正如它们在《德国基本法》和以类似的方式在欧盟基本法宪章或者有关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公约之中的体现。人的实际自由依赖于基本权利的不受伤害，它们是社会契约与政治的保证，使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
基本权利遭到支配和人将接受迫使他保持一致的监控的地方，自由将停滞，独裁将开始。
谴责独裁是挑衅性的，社会模式“窃听与监控”的受益者们反对所有警告的声音。因为刺眼的是，大数据的野蛮生长不仅伤害和无视人的基本权利，并且专门推进了监控和监控策略。基本权利的被无视和通过信息、行为与感觉对公民社会的控制恰好是独裁的补充，一种绝对统治形式的补充，其中数学精英预先决定人的未来。在未来，公民创意权、决定能力和创造性将通过主动与被动的传感器的大规模监控来压制。
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丑闻可以预知，哪些弊端已经接受了监控。诸如谷歌这样的私人企业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使用谷歌账户、Gmail邮件服务、Google＋的用户，甚至使用谷歌网络实验室的加热恒温器以及谷歌搜索的人，都会交给这个技术巨头足够的数据材料，帮助其毫无困难地拼合出这些谷歌产品用户的数字化双胞胎，从中计算出其虚拟的僵尸。谷歌对用户的了解的确非常多，甚至比他们自身知道得更多。
尽管如此，谷歌公司并没有激起社会愤怒的呐喊，对其绝对监控的抗议也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用户们站到大数据获利者的一边，嘲笑涉及自由问题的良知声音或者仅仅为个别人的思考，而这些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人权，因此表现出“节省数据”的倾向。在数据主体和打着物质—经济烙印的受益者之间可以预期的冲突似乎没有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许多答案值得深思，政治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答案：“人必须前往今天发生未来之地。”38也就是去往其他所有的人已经到达的地方。利用数字化媒体并掌握了程序语言的人，为了获取战胜数字化革命的专业知识，只能参与数字化革命。39
因此可能只有一个答案：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且它并不新鲜，因为该错误早在六十年前在有关核能利用的争论中就已经提出了。
比起让我们屈服的技术，政治对我们没有提任何别的要求。许多人已经低三下四，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大多数可能弄错了。但是臣服是一份面对数字革命的破产申明，其他人早已这么做了，这种未来，正是那些数据科学家运用他们的模型与算法“挑战”数字化革命，推动现代化的星球改造。谁是流水线工人，必须走向流水线——他没有其他选择。但是谁要不去未来发生之地——他也可能自己塑造未来。因此不能轻描淡写地把任何对大数据的批判性思考范畴化地作为卡珊德拉的呼喊。谁要求人类屈服于技术，得容忍其他人相反需要技术可以向人类屈服——抱着这种要求，人在未来保持了《基本法》确保的他的特权。因此不是每个表达技术批判的人都是公开承认的技术之敌。
此外，人与技术关系的讨论早已不新鲜，在20世纪就由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与他弟弟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荣格尔（Friedrich Georg Jünger，1898—1977）发起，由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得以延续。海德格尔要“改变方向”，在技术的关系中思考转向。替代丧失技术的自由，我们应当关注，在技术后面矗立着更高之物，才使技术成为可能。这是马丁·海德格尔“较为初步的现实”。思路的改变要求人返回自然之中，从仓鼠轮中走出来，可以给未来一条更好的轨迹。因为随着数字化革命的威胁，解决方案也同时得到发展，它们确定无疑是法律上的自然。但是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我们要面对挑战，要为这个数字化时代发展一种技术伦理，一种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与掌握当代的技术突破。我们不必都到那儿，一种想象的感觉舒适区等待着我们和未来成为现实的地方。不仅仅是消费和再生产，还有塑造（gestalten），给予数字化革命一种善意的转折，属于其中的是知识、资本和冒险的文化。这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比起仅仅前往其他所有的人都在的地方，要求有所不同。
对于我们如何能掌握数字化革命的知识（Wissen）而言，大规模使用现代化监控设备，例如智能手机、魔术眼镜或者智能房屋技术，本来就不具有强制性。能够使用一种APP软件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成为数字革命的专家。驾驶私家车，您也不会必然成为机电专家。使用数字化仪器也有非常相似的表现，在屏幕之前的世界与屏幕后的世界是不同的内容，其中我们做了足够的说明，在未来若干年将会形成智能机器的生态系统。对此，无人能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更好地理解。相反，数学是“芝麻开门”的魔幻公式，为我们开拓新的美丽的大数据世界。但是我们要坦承：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数学是恐惧的完美化身，因此最后在较大范围内我们缺乏手工工具，在全面的复杂性上理解数字化革命。掌握程序语言替代自然语言同样对理解数学模型帮助甚少，它们是数字化革命和我们发达世界的专家治理改造的真正催命者。从实践者的视角规划好的程序语言与自然语言相比不再是单调的流水线劳动，而且早就不具备人造语言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程序员，只要理解唯一的程序语言逻辑，便可以非常轻松地学会其他的程序语言，而无须详细研究它。对于英语、法语和希腊语这几乎不适合，但是攻读它们正好可以激发我们随时都在学习的大脑突触的连接，这阻止了我们以技术的名义在精神上逐渐变小。屈服于技术，在高技术的世界里精神萎缩，一切以渴望市场工人的信息市场的名义——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几乎不会是未来的幻影，他们在其中可以幸福地生活。
第二个原因，公民社会之所以没有攻击顺从难以驾驭的大数据经济的行为，可能是社会已经投降了。人类意识到绝对监控对他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因此他表现出行为一致，不敢做出反抗。
“我们上大学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我们可以借此挣到不错的工资。我不想被骂得抬不起头来，仅仅因为我抗议监控。”40
“因为像我的自拍照（selfies）或者Facebook上我每天所吃食物的图片那样，我的抗议将公之于众。”41
这种感觉（Gefühl）让如此表态的大学生觉得足够了，他将受到监控，为了在未来不会遭受经济损失，他不得不表现出行为一致。因此他对令人气愤的监控的反抗保持距离。强迫他接受更多一致性的监控没有必要。他自己业已在监控自己。
大学生的想法是常态还是例外？如果这些想法继续蔓延，那么就是对康德的自然的自由人的死亡判决，而且是全球性的，因为监控是全球性的，人们允许这样假设，包括被监控者的思考。
第三种可能的答案回应了社会的冷漠问题。公民社会没有把大数据当作问题，因为人类遇到的不公正太难看透，尚不足以感觉到。大数据的危险让公民与消费者感觉如同国债那样抽象。被窃听不会导致疼痛或者贫穷，至少没有一种不适的模糊感觉，人们并没有把国债当作自己的账户结单。两者——监控与国债在触感上没有任何感觉。
相反，大数据的危险披上了赢得快感的外衣，并且允诺一种不断提高舒适性的更美好的生活。不是物质的困境增长，而是享乐主义与主观主义将得到伺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比义务与美德更彻底地喜欢附加在我们身上的恶习。后面隐藏的不再是超越一种合适营销的保证，如同我们从每个广告认识的那样。因为优化生活的诺言仅仅是一个陷阱。长此以往，人类心灵的忧虑将通过广泛的监控传播开来；而且心灵的困苦很少能通过更大范围的物质幸福得到抵偿：“不是开始，而是结束承受负荷。”
也就是说，这不会促成公民社会的起义，若可能，无论如何也不是现在。而且如果在若干年之后道路上最终布满了坑坑洼洼，因为国家由于债务无法维持基础设施，或者一个人由于其“变形的”数字化双胞胎不再找得到雇主、保险公司或者医生，那么这种消极的报酬（Reward），后续“账单”时间上的迟滞妨碍了认知：公共基础设施的衰败直接应该归咎于国债，受损的生活底线直接归咎于自己的数字化僵尸。
的确，社会的反抗需要大数据生态系统复杂性方面更多的知识，若干对其技术的理解和更多对取得进步的发展状态的认知。为此，公民社会还要更严肃地向人类受损害的自由提出追问。因此争论不该只局限于个人数据的交流上，正如我们刚才对它所做的阐释。《基本法》所保障的其他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了大数据的损害，其中就有私人空间（Privatsphäre）。
“私人空间”有何含义？如果回首历史，就会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这位英语辞书中的古典作家相遇。他把私人空间描述为机密的状态，“一种秘密行为”。42私人空间作为秘密的同义词，仅仅让私人空间不可怀疑，尽管秘密的概念也可以联想到隐瞒的过程，闭口不谈或者掩盖犯罪行为。
“谁没有什么东西隐瞒，就没有什么好害怕。”48%的德国公民干脆这么评论，当监控的反对者们惊讶2013年夏天爱德华·斯诺登揭秘后为何没有激起全德国范围内反对国家窃听侵犯的大规模怒火时，他们看见要面对这种论调。43公民社会似乎不再重视私人空间及其机密。只要不存在什么东西需要隐瞒、守口如瓶或者掩盖，公民社会还乐意揭开他们的秘密。但是公民社会对机密的概念领会过于狭隘，没有按照其全部的影响和社会的收益来理解。
其实，监控的反对者也许不该对此事太过惊讶。能够观望其他人的行为和转义上享受地在邻居床头柜翻寻，自从诸如“老大哥（Big brother）”或者社交网络等真实故事为题材的节目繁荣以来，我们在里面把我们的所有东西，无足轻重、自愿地奉献出来，没有别的，这可能把我们诱惑到炉子后面或者远离屏幕。几乎不再有更多的人抱着巨大的热情抗议享乐主义，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它的现代变种——我们所有的人，不仅是个别国家的公务员，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为了我们的安全之故窃听我们。有时候，国家公务人员也承认，让他们成为秘密的观察者纯属无聊。谁身处军事管辖区坐在一个看上去有数公里监控摄像头的屏幕前长达八小时，都可能会抵挡不住诱惑，去窥视他同乡的卧室。对此，人们自然没有公开讲述，而是站在摆着坚果与盐津杏仁的超市货架旁边用手遮挡着诉述。
“启蒙”为了我们变成了日常生活。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与经济上透明，而且同时准备自愿地为了别人让我们的生活变成玻璃屋。这方面儿童正好给我们做了示范，他们会说“我最好的朋友，是不泄露我秘密的人”，可见机密对于个人发展有多么的重要。
在游戏上被儿童隐藏的东西是“非人间”之物。他们想象的充满魔幻与魔术的内在世界之物。对儿童来说，机密是重要的，与成人世界隔开，能够寻找自我。他们这么发展了生活方式的多元论、亚文化以及信仰，这也是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要求的，使得社会与个人得以幸存44。
“秘密——通过积极与消极的手段隐藏的事实——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就之一。”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在1908年就曾正确断言过。45一个社会没有秘密，就无法产生多种多样的意见与观点。为了社会的一致性，它可以被创造出来。秘密对于个人的人格形成，其创造性和判断力起根本作用，而且与此相关是为了整个公民社会。相反，泄露秘密意味着长期毁灭社会。因此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社会秩序的崩塌——由透明社会的全面公开导致一种僵化，一种决断能力的缺失。因为我们实际上观察到的是要做出决定的不断增长的恐惧。今天不但决定，而且其结果很快就会公开。在公众的眼睛里做出错误决定的人，一定要考虑到他直接的社会判决。因此许多人感觉合适，有利于前程或者个人与社会的和睦，没有人更喜欢做出一个潜在的错误决定。假设有人能在大数据辩护士所要求的“知情权利”的时代面前摆平某些错误，那么今天取得成功就没有那么容易。您不妨做个测试：您在Facebook上当众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将来您只会感觉非常困难，或者几乎无法成功地在没有旁人的前提之下调解您的争吵。机密也适合于此：这是社会的和平保护者。
《基本法》第十条，“通信、邮政业务和电信的保密”原则上对“保密”做了规定。即使在《德国刑法》的目录中也可以不止十次找到“机密”一词：国家机密、非法机密、选举机密、通信机密、私人的机密、外部的机密、邮政机密、电信机密、公务机密和税务机密，其中对“个人机密”奉献了整整一节内容。
在一件泄密丑闻中，德国农业部长于2014年引咎辞职。(1)他从他过去的国务秘书那里了解到一桩公务的机密：相关部门将对一名联邦议员展开一项刑事调查程序。他转达了此条公务机密，该议员提前得到了警告，在申请废除外交豁免权之前放弃了其议员的议席。在接下来处理“爱达迪丑闻”中首先涉及儿童保护，但也明确社会之中机密所处的情况。又是一次讨论之中的交换：现在不应该为了安全抛弃自由，而是为了道德抛弃机密。法律保护的机密，人们获得了印象，假如存在足够的道德理由，跳过这些法律保护，就可以泄密。
“如果我们不保护道德的崇拜，道德的事务就等同于可以公开，控制崇拜，所有神秘的东西都适合于怕见天日……？不是我们所有的民主理想都反对机密……我们没有向计算机和互联网托付我们的‘我’的不断增长的部分，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关心清晰的关系吗？经过宣传的全球化不再是一项涵盖地球信息的战略，它不再容忍任何机密吗？”46文化学家哈特穆特·波姆（Hartmut Böhme）在1997年就提出这些问题。它们已经过时，然而涉及大数据的内容却比往常更具有现实意义。机密拥有一个不良的声誉，诸如透明度或者监控等臆想的珍贵价值已经牢牢地扎根于社会之中。为了未来接受机密作为社会有价值的，甚至必要的财富，在步入后隐私（Post Privacy）范畴，进入没有私密性的“公共社会”道路上情况不佳。在“爱达迪丑闻”中社会的新关系对秘密不会做出反应吗？诸如在行之有效的法则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分歧意味着，保护私人空间和机密的法律已经过时，需要修订，以胜任社会上公开的交际。数据与信息全球的入口，大数据和信息资本主义永远摧毁了机密吗？
然而早就应当注意到差异与混乱，大数据的辩护士们借此使用一个人的个人数据和他们自己的大数据生态系统。在他们打听、分析，而且透明地预言可以对待个人数据的主体的同时，他们像对待眼球那样保护着他们的大数据运营机密。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参与泄露他们数据的分析细节的活动，Facebook也把他们的分析算法深深地隐藏在计算中心的地下室内。而且“谷歌X”项目自称是技术巨头秘密的思想锻造车间，人们在里面参与着应该能够改变世界的项目。47同样的企业也对他们的搜索引擎的算法核心严格保密。其间人们期待屏幕前的使用者通过传递其个人数据暴露——“显示出来”，大数据的获益者已经在屏幕之后，隐藏于最严格的沉默之中。因为谁知道数据是信息经济生产手段，就会如同人们从中获取的重要的新信息，如同对待黄金宝藏那样，保护他的数据积累与工具，而且希望对宝藏价值的认识非常缓慢地传播。从法律保障的视角看，这无疑是合法的，对于大数据企业来说不管怎样看上去都不是那样，好像他们的私人空间和营运机密是过时的模式，否则我们仍然有效的法律和社会纲领等事务的过时的猜测也许会切合实际。
如何面对这些机密，这些机密又代表了什么呢？只有少数几个特权者能否支付得起这种会变成财富的东西？正是这些人积累了数据，推导的信息与知识吗？这也许绝对不新鲜。私密性就会在统治精英身上出现，这些人通过机密获得了“他们的特权和统治权”，文化学家哈特穆特·波姆继续补充道。49
谁如今支配数据、信息、知识和关键的技术，谁就拥有权力；这些权力早已不在我们的国家手上。大数据企业想要保留他们的市场权力，一种技术优势，也许还有垄断，寄望于他们的私人空间和运营机密。维护他们的私人空间允许他们能够维持权力。但是在逆向论证中恰好正确。一个维持其私人空间的人，同样保持了权力。私人空间是控制的一部分，应该归个人数据的主体所有。私人空间是平衡权力关系的仪器：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完全的透明，那种后隐私，数据保护者自身的要求，权力关系被推动几乎不会对使用者有利。这个人不仅拥有大数据入口，而且能够对充分利用它们的人——无疑不是消费者——拥有一种永久的优势，后隐私只会继续被支配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谁泄密，就会变得虚弱；放弃私人空间者，即放弃了权力。
实际上让人惊慌失措的是对权力交接的毫不在意。
对于植根在人类尊严当中的人之自由权利，也属于消极的自由（negative Freiheit）。一个人有权利完全避开国家、经济或者社会对其个人数据的需要。如果人有意愿，“让他保持安静”，如同189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Brandeis）的描述那样，这种逃避通过积极地与通信保持距离得以体现：“请扔掉你的手机。”
如果关掉传感器就已够用，也许这么彻底的一步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将会摆脱他们的配件，他们凭借这些工具兴奋异常地使用着一种尚且年轻的交际手段：互联网（Internet）。互联网技术有两副面孔，它具有善与恶的双重性，与其他的技术特征没有区别。技术使人类互联、减负、自动化，让生活更美好，更简单。它若转向反面，就会摧毁团结与社会的和平，损害安全或者否认人的主体特性。
按照最初的计划，互联网应该把军方与研究机构的计算机相连，使得机器与机器的通信成为可能。当浏览器技术能够把互联网的内容以图形方式展示给人时，人类才姗姗来迟般地介入，掌握了互联网，以更快、更多和别样的方式进行交流。这种交流的全新方式非常受欢迎，因为交流不仅是人的权利，而且是人的天职。交流承载着人，人也在交流中产生影响，只有经过非常个性化的互相理解与通报之后，才能形成团体。互联网因此是一种交流的充实，新媒体和个人数据的传递在其中共享一种逻辑的连接。
正如人对互联网的商业利用那样，机器连接最初的景象作为“物联网”及其所有传感器和间谍软件的应用会迅速得以实现，但是长期不在视野范围内。互联网在屏幕前面拥有一个世界，它是使用者对一个系统质朴的视域，他们相信，这不再是一个包括产品或者媒介内容的巨大数据仓库，可以利用更便宜的软件或APP来开发。屏幕后面的世界是大数据生态系统及其数学模型、网络分析、预测和控制战略的世界，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其中的若干内容。在面纱后面是Die PrismTempora X-Keyscore-Systeme以及所有没有命名的、隐瞒的、商业上的同类项目，在谷歌、Facebook、苹果、黑石等公司计算中心的长长通道里提供着国家同行类似的服务，价值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甚至更多。
“互联网不是那种我曾经认为的东西。我相信，这是民主与自我解放的完美媒介。高科技集团的窃听丑闻和控制妄想改变了一切。”50失望显而易见，对新媒体同样可以理解的欢欣鼓舞是其先导。在此基础上的一切都是一种高估技术的反理性，它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互联网只是一个客体，来源于人这个与媒体打交道的主体，但是从自身出发表现不出任何东西。因为利用互联网不再发生任何事情，致使人移交他的个人数据。他采取了“及物的行为”传给他人，他的个人数据从人这个主体出发，过渡到一个外在的客体——一种广义上的智能机器。智能机器及其最常用的通信手段——互联网，已经不再作为人的及物行为的工具和对象，这就是一切。清醒地观察，互联网没有更多的东西。
“社交通信手段既不利于自由，也不利于全球化，对于所有人的民主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它让连接的机会和观念的循环增加了许多倍。”51数字化媒介不再作为通信的结构，而且作为结构它们尚未产生内容。诚然，运用互联网可以产生无数的崭新仪式。人们可以在线约会，号召集会，抗议民主。但是能够让这些集会成为可能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却在为独裁政权生产应用软件，正好预测到了这些人的集会，立刻把他们标识为持不同政见者，使得有人能够对他们残酷地追捕。52就连德国企业也参与其中，“阿拉伯之春”公民权的维护者在叙利亚和巴林监狱里遭到拷打与谋杀，因为他们就像在国内刑事侦查局那样，不做精神区别，便向国外政府转让他们智能手机的监控软件。53之所以可疑，是因为所有道德的思考，以及使用者的无视道德标准的生活方式的知识，退到了商业利益的背后。一切都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一如既往。
伴随着消极的自由权，产生了某些含蓄的表达：每个人有两种表现形式——每次交往都会产生不同。联系到消极自由的交往让人要么成为公共的人，要么成为私密的人。如果人要求放弃交往，他就想保留私密的个人。一个人充当这样的个体知道有关自身的事务，另外的人则不熟悉。他没有放弃与他们交往。作为公共的人，其他人熟悉他。与此同时，他自己知道，其他人可能了解到有关他的东西。他没有摆脱掉这种交往，在公众之中做出了涉及自己的事情。
随着这种交往，人想形成他的公共的人，但是已有某些东西脱离了。个人数据的主体不再独自形成他的公共的人，这个是由其他人替他完成的，也违背了他的知识与他的意志。
“私人空间是不受第三者观察与干扰的自由的状态。”新近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如此解释私人空间。54但是通过被动的大数据传感器实施萌芽中的绝对监控和不停地提取个人的二手数据，自身便是有意识的个人禁欲，它想要显示尽量少的数据，希望放弃数字化媒体，一次想要维持私人空间的徒劳的尝试。违背人之意志不情愿的观察和被动的监控发生之地——不仅通过尊贵的权力，而且通过私人企业，通过窃听的光纤电缆或者始终打开的话筒和新一代智能手机，受监控的交往就不可能。放弃一个受监控的公共的人，形成一个无法控制的虚拟僵尸。公共的人从缝隙中离开，这里大数据把人的权利荒谬地（ad absurdum）导向了消极自由，这里大数据跟踪人，妨碍（stört）他，这里智能机器冷酷和罔顾个人，提出测量和分析的需求。
这导致大数据让私密的人公开化或者公开的人同时合计成虚拟的僵尸。大数据融合的结果是：对于个人数据的主体而言，他的虚拟僵尸将成为盲点。人不再知道更多其他人对他的了解。他的交往丢尽了面子，尽管他没有积极地交往，一个公共的人不情愿地产生了。什么以它为基础，它从何处来——大概总要保留机密，“这是我们社会的大骗局之一，它致力于信息、启蒙、交往技术和大众媒介，相信揭开秘密，它以自己的尺度产生机密，正像它排除这些”。55
大数据生态系统似乎让私密的人被消灭，而且采用了双重打击。用一种公共之人自己的阐释——虚拟的僵尸——同时对人造成持续的干扰。
用消极的自由，好像某些东西显得非常糟糕。即使他想这样，人也不再能躲避大数据，无法避开控制他的电子交往和他个人数据的传递。他不愿意泄露的信息将从他身上抽走。他自己不再难交流的智能机器及其传感器会在旁边从他的日常生活中汇集。它们喜欢为他完成这种工作，顺便无声地消灭他私密的人。从人身上留下的是公开的人，应该注意到：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他自己。正如虚拟僵尸产生，避开了人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真正向他转让对他个人数据的控制。他可以稍微领会到，虚拟僵尸从何处而来，谁计算了他，他画了而且将要画哪些圆。仔细的观察显示：在大数据时代消极自由的权利已经过时。消极自由的权利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社会秩序时代错误的威胁好像真的得到了证实。
还有私营经济与社会期待强迫人的地方，能够温柔而含蓄地泄露个人数据，因为倘若在他身上产生弊端，人的消极自由就会粗暴地受到蔑视。谁想要放弃普遍存在的监控与分析，同样得受到尊敬，如同那种人专门通过其个人数据寻求实现理想。因此应该对汽车保险商的新车载通信费率实施临界评估。为了更少地支付保险费率，按照实际的民意调查，可对大约三分之二的德国驾驶员实施监控。该保险费率与欧洲相比甚至更高。56
在向大数据保险提问时，这些问题不仅对于个别投保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清楚的。迄今为止，保险系统建立在团结的原则上。多数人交款，少数人需要保险支付，基本的计算就是如此。采用新车载通信费率可能很快就发生变化，它们对团结的原则产生威胁。愿意接受监控的汽车驾驶员投保可节省保费。从保险公司的视角来看，这是一项战略，通过监控识别“获得利益”的驾驶员，这些人之中造成事故的概率较低。对于“得不到利润的”投保人，保险公司自然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兴趣。
起码在开始阶段保险公司及其产生利润的新保险模式将会取得成功——直到社会与不再承受得起数量的非投保人发生关联。保险商和缺乏冒险的客户群从有利可图的模式中获利，但是当这种模式膨胀到成功的边界，剩下了不复存在的保险功绩时，集体再次被要求承担未投保群体的费用。
这个场景没有牵强附会。美国的健康体系也证明了这种思考：美国的疾病保险商借助大规模统计的计算逃避义务，对于健康风险提高的客户实施保险，直到人们没有能力让全社会吸收他们统计的经济成果。非投保人的数字迅猛增长，全美国的健康体系崩溃即将发生。时至今日的衰竭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高悬在美国财政预算之上。
而且个别的监控反对者会遇到什么呢？宣布不赞成车载通信费率之人，直接陷入了通常的嫌疑之中，他作为一个正派之人将被排除无罪的良民名单之外。其保险经济将受到怀疑。如果拒绝者的驾驶行为肆无忌惮和事故频发，信任将由机器的判断替代，三十年无事故的驾驶将不值一提。
(1)2014年2月14日，时任德国农业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被指控泄露了机密数据而被迫辞职。相关信息来自一名检察官对社民党籍律师塞巴斯蒂安·爱达迪（Sebastian Edathy）的调查，这名律师涉嫌持有儿童色情物品。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