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数据时代,我们拥有的数据量非常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很少的数据资源和数据盲点让我们陷于数据饥荒中,我们生活在数据信息匮乏和贫困之中,因此我们要求每个数据点都是精确的,也必须极精确地、高质量地来处理及呈现它们,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拥有足够的数据资源,不同的数据资源,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更宽容地对待它们。但是,精确,无论是小数据时代,还是大数据时代都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数据的意义就是从把握数据的“度”去判断思维的属性,中庸的深刻含义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而“过犹不及”就需要数据的把握。比如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空气是不行的。而空气中最重要的就是氧气,但是缺氧不行,醉氧也不行。那么什么是标准呢?正常的氧分含量就有一个数据的问题,这就是“中庸”。
那么,孔子是如何说明事物应该“适度”的呢?在《论语》中,有一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后来大家惯用的成语“过犹不及”就出自孔子的这段对话。
这里面的“师”是颛孙师,即子张,“商”是卜商,即子夏。这两个人都是孔子的高徒。子贡问孔子说,子张和子夏这两个人哪一个比较好,孔子说子张太过了,子夏则不及。子贡听孔子这样说,就问:如果是这样,应该说子张比子夏好一点,因为他过了,子夏还不及呢。孔子说:不能这样说,超过了与不够都是一样的。
子贡听罢,也许未置可否。《论语》中并没有写子贡的疑惑,老夫子把这个疑惑留给了后世解读《论语》的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子贡当时很可能是一头雾水。怎么可能呢?太聪明的人怎么就等同于愚钝的人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延伸:太原则的人怎么就等同于随意的人呢?太强势的人怎么就等同于懦弱的人呢?迷信的人怎么就等同于不迷信的人呢?
在恰到好处这个问题上,古代圣哲对“度”的认识是有大智慧的圣哲们对事物的,“度”都有自觉的认识,但各自的表述却不相同。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色彩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然而极度的酒绿灯红却使人神智眩乱;音乐与美食也可以使人赏心悦目,但是超越了一定的度就会让人厌腻。中国古圣先贤对事物的“度”都有着自觉的体认,并告诫后人一定要谨慎对待事物的“度”。
老子还说“欲速则不达。”也是这个道理。这里就有一个数据的“度”的问题。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晏婴所说的一段话,晏婴说,做汤,要在水里放上酱、醋、盐、梅等佐料,与鱼肉一起烹,每一样东西分量都要恰到好处,少了一点,多了一点,都不能做出美味的汤,这其中就是中庸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种庄稼的时候需要气候、阳光、土壤、水分、肥料都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粮食的大丰收,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可是这里却有“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恰到好处”的道理。中庸之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然而人们却常常忽略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讲过“德性的本性就是恰得中间”。由此可见,东西方的圣哲都对事物的“度”持有守望与敬畏的态度。这是因为,事物的“适度”有着极大的合理性。
对事物的“度”持有守望与敬畏的态度是对于“道”的把握,因为“适度”就是了解规律,把握规律,驾驭规律。但事物的“适度”并不是哪一个古代圣哲的发明,而是圣哲们的发现。因为,世间一切事物的运行都是“数”与“度”的转换中实现的。圣哲们体察到并验证了事物的本来规律,进而揭示出来事物本来规律。比如,老子、孔子、庄子等圣哲的一切言论与教诲都不是他们个人的发明,而是他对事物原理的发现与揭示。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中说道:“反者道之动。”意思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的“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发展,这就是“道”运动。事物规律的把握就在于“度”的把握,而“度”的把握又在于事物内部“数”的极限的边界,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看到“数”的运动,但是,它如同老子所说的“道”一样永远存在着。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过于强势,让人的主观能动性过度膨胀,就会走向极端。那么人的行为“数”的变化就在蛛丝马迹之中,人们是不太注意它的存在,而更多的是看到一个人“质”的变化。其实,任何事物的变化的背后都有“数”的关联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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