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数据成因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固然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是直接的原因则是“非结构化数据”所致。这个“非结构化数据”就是京城安上门门监郑侠画的一幅《流民图》。

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北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有名、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这在当时也是世界领先的，因此，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变法还启发过美国政府推出新政，以克服1929—1933年的大萧条危机。罗斯福执政期间，曾派副总统华莱士来中国，搜集有关中国古代宏观经济调控的资料，从而为罗斯福新政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其中一份相当重要的资料，就是关于王安石变法。华莱士在1944年深深感佩并且赞誉“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第一人”。

王安石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享有盛名的人物。他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突出成就，史称唐宋八大家，特别是他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等诗句为世人传唱，经久不衰。

变法前，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曾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宋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

1067年，宋神宗登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总想要“富国强兵”，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王安石在欧阳修、司马光、文彦博等（可笑的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受到了王安石的无情打压）的推介下，加上自己做地方官时积累的名望，很快就进入了宋神宗的视野，职位连续升迁，成为可以支持他变法图强的宰相。

王安石变法开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他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等九大改革变法的方针政策。应该说，这次变法的立意和改革的初衷还是好的，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在农业生产、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国家财政好转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五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是，改革最终失败了。

历史上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评价认为，新政是具有进步性的，如果王安石能够在改革过程中注意政治策略，不坚持激进的观点，多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改革还是可以推进的。但是，这个“拗相公”仍然表现出他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特性，对于一些善意的提醒和好的建议也未能吸收和采纳，凭着神宗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强制推行。虽然，司马光等人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怀疑，但是对其刚愎自用的个性以及政治作风却极为不满，最终演变成对整个变法的全盘否定，包括欧阳修、苏东坡都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掀起了北宋政治舞台上的政治风暴。究其原因，就是王安石过于看重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改革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失去了广泛的支持，弄得天怒人怨，社稷震动。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入主相位，不顾苏轼、范纯仁等朝中大臣的反对，彻底废除了新法。至此，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

这次变法失败后仅过了41年，即公元1127年，北宋王朝便灭亡了。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史书上评价基本上有三个原因。除了变法目的的天生缺陷及变法领导者及支持者的人格缺陷外，还有变法的法自身缺陷。其中“青苗法”是当时最主要的一项变法也是后世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

“青苗”，是指春天时尚未成熟的幼苗。春天时，上年的秋粮已经殆尽，而春粮则尚处于成长期，即“青黄不接”的时候。所谓“青苗法”，就是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而当时地主开出的利息可远远不止二三分，有的利息甚至达到五分）。即朝廷在春天，以比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农民，而农民以青苗本身为抵押，在秋收后连本带息还钱给政府。这便是所谓的“不加税而国用足”，王安石企图通过金融手段，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获得政府财政收入。因为当处于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的理想化条件下，即便税率不变，也能在高效的流通环境下刺激经济，获得增税的效果。王安石的这些想法，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最先进的，遥遥领先于那个时代。

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做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为了慎重起见，在正式实施这项法律前，王安石又特意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再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才正式推向全国。而且，在颁行之前，他还特别加上了“禁抑配”这一条款，即禁止强行摊派贷款。

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为了保证还贷，政府强迫地方富户与普通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把利率提到了30％。到最后，“青苗法”代替民间资本成为官家垄断的高利贷生意。如此一来，实施“青苗法”就成了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盘剥百姓的苛政。而“青苗法”也自然就由良法蜕变成了一部让“天下汹汹”“民怨沸腾”的“恶法”。

再加上“青苗法”实行后，偏偏连年遭遇自然灾害，很多地方久旱不雨，树木枯焦，庄稼尽死，路尽饿殍。政府为了还贷，逼迫农户纷纷破产，饥民流离失所，纷纷流入京城，情状凄惨。

宋熙宁六年（1073年），对王安石耿耿于怀的京城安上门门监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王安石停止新法，但中书省拒绝向上传达。情急之下，郑侠顶着欺君的罪名，利用职务之便把《流民图》假冒成边关急报交给银台司，直接呈送宋神宗。宋神宗展视《流民图》后，惊恐不已，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

画面上，一支逃荒的队伍逶迤于田野间驿道上。画中人物近百，有乞求老者，背着幼儿的农夫，有病卧路边农民，有在井边排队苦苦等水的农民，还有掘野草的儿童，个个面黄肌瘦，神色愁苦。画面上还有一个骑在马上的官吏凶狠地用鞭子抽打衣不蔽体的农家少女……惨不忍睹，催人泪下。

宋神宗看后，大受刺激，夜不能寐，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第二天早朝时下了“责躬诏”，罢去方田、保甲、青苗诸法。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被逐出知江宁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另一个历史真相，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三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往往被忽视的原因，就是统治者的信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信任的背后是统治者权力的支撑。统治者的信任是与他所接收的信息相关联的，这个信息既来自于“结构化数据”，也来自于“非结构化数据”。郑侠的《流民图》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非结构化数据”。正是这一“非结构化数据”影响了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信任，从而导致变法失败。

权力，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看不见它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那么理性决策就十分重要。

在没有互联网的传统社会里，统治者获得真相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是要靠人格为节点，这时候“真相”就容易带有人为的因素，或有以偏概全的“真相”。郑侠在当时是小有名气的，后来得到王安石的提拔重用，之后因反对变法而被贬为京城安上门门监。他呈送宋神宗《流民图》的动机也不是单纯的。《流民图》呈现的就是全部的事实吗？就呈现了全部的真相吗？未必啊。到最后，获取权力中心者的意见偏向只有靠这种纯艺术的方法，而不是诉诸真相的方法，这就是那种传统时代手段的粗糙。

此外，欧阳修啊、司马光啊、韩琦啊、富弼啊、苏轼啊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和硕学鸿儒，他们都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尽管王安石和他的改革派，也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说“青苗法”有益老百姓。而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驱动者宋神宗，作为一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他看外朝哪个大臣都可能是贪宫，都有可能是贼子，都有可能叛乱，谁都不能信任。他坐在深宫中的御座之上，又何从判断“青苗法”到底是利民还是害民或者扰民呢？在那样的朝代里，对于宋神宗来说，他又没有统计局，也没有什么社会调查小分队，他们怎么能够从数据上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呢？

今天，在时间已经过去了900多年之后，倘若对王安石变法尽量冷静客观地进行案例分析，无论它的改革初衷还是它的改革时机，都是再合适、再正当不过的，纵然新法的某些具体内容或变法的制度设计有一些瑕疵，执行的某些具体程序或环节也难免存在些漏洞，但只要在变法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改，加以完善，许多困难和问题还是可以克服、可以解决的。那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导致“王安石变法”“非正常死亡”的其实并不是它自身染上了什么不治之症，而完全是外力的侵犯与伤害置它于死地的。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古老伟大的中华民族痛失一个发展战略机遇期。

当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人们将越来越多的通过信息技术看到没有“水分”的真相，但统治者的决策理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郑侠画的《流民图》之一“非结构化数据”，正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