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思维是以理性思维做基础的，它体现的是科学的精神，没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就不可能有数据思维。在我国，为什么数据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素养没有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李约瑟也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说到“李约瑟之问”，我们还要从《中国科学技术史》说起。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李约瑟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编写，历时45年的时间而完成的历史巨著，全书共七卷三十四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这本书的问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成就。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图片，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李约瑟是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落后评价的第一人。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在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家庭。李约瑟是中国名字，他的英文名为约瑟夫·尼达姆。由于家庭良好的教育和个人的天赋，使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成就斐然。
1930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李约瑟也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成为英国著名生物化学专家，从而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一年李约瑟还不到30岁。
使李约瑟萌发探求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强烈兴趣来自于一个偶然的因缘。这个关键性的推动力量，就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鲁桂珍。
1937年，鲁桂珍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她的导师就是李约瑟的妻子德萝西·莫耳。鲁桂珍比李约瑟小4岁。这位中国女科学家虽然身材娇小，但聪慧活泼，个性鲜明，端庄慧秀，在她的身上展现了东方女性气质之美，深得李约瑟夫妇的喜爱。因此，鲁桂珍也经常被李约瑟夫妇邀请到家中，饮茶进餐聊天。久而久之，李约瑟与鲁桂珍产生了感情，不经意之间，竟然彻底改变了李约瑟的后半生。
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科技的发明，从而激发了他的浓厚兴趣。他特别崇拜中国文化特别是老子的道家学说，由此，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李约瑟回忆道：“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这位40岁的英国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36岁的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并为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
50年之后的1989年9月15日，李约瑟与鲁桂珍结为伉俪。
实际上，“李约瑟之问”在与鲁桂珍相处的过程中就已经在李约瑟的脑海中形成了。1942年的夏天，李约瑟专程从英国前往纽约，看望在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就在他们短暂的相聚中，李约瑟告诉了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两年之后，也就是1944年2月，他在重庆中国农学会上所做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而不是在中国这一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说道：“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即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17世纪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在李约瑟看来，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落后。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追问，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如此大起大落，并且距离在不断的拉大？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后来他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把“李约瑟之问”称为“李约瑟难题”，从而引发了世界包括科技界在内的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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