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烙印

（1）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千百年来的思想积淀，是其生产、生活方式的精神升华。一句话，文化就是人类活动的观念意识。

一方面，从本质上看，文化属于思想、观念形态，是价值和意义，是内涵性的存在，它只能通过人的意识去感悟它、认识它。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在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改造了自然，形成了社会，创造了文化，从而发展了人类的文明。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又反过来塑造人类，引导了社会。正是不同族群的文化共同创造人类灿烂的文明，推动人类的发展。正如《周易》中所说的那样：“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特殊作用和独特功能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从而塑造个人，引导社会。

另一方面，文化的作用又不仅仅限于观念形态，更不仅仅是思想和精神领域，人们的经济活动、制度设计、行为方式、日常生活、习惯定式等等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文化的主导、引导作用。在古代汉语里，“文”通“纹”，是一个动词，表示画道道、留下痕迹，基本意思是“纹饰”，以后发展成了对人性的教化、培养、塑造方式。所谓“文化”，指的就是这种人性的训练过程。

费孝通先生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叫《文化论》，他在这本小册子里介绍了自己老师马林洛斯基对文化的定义。

马林洛斯基对文化的定义分成三个层次。其中一个层次就是从行为方式、日常生活、习惯定式方面来定义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生产工具，即器具层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所用的生产工具、战争工具是不一样的。比如吃饭的时候，中国人用筷子，而西方国家吃饭用刀和叉子；生产的时候，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用机器，而我们用手工做；战争的时候，我们用长矛、大刀，他们用洋枪和大炮。这里的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和战争工具不但体现了文明的程度，也体现了一个族群的文化。

除此之外，文化对于人的行为有着重要的规范或约束的作用。因为，人既有自然属性一面，又有社会属性一面。在一个族群中，在一个社会里，文化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族群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理念潜移默化的沉淀为行为习惯。久而久之，这种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也就形成了这个群体共同接受的意识。每一种文化都提供具有约束性、普遍起倡导作用的行为习惯，这就是社会属性。

轴心时代世界文明大体可分成三种不同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重视科学与哲学知识系统的构建；南亚、西亚、北非的中近东文明，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不同类型的文明，其知识体系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同其走过的道路、秉承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密切相关。文化及其作用不但影响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会影响一个群体、一个族群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文化命运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2）农耕文化

中华文化本质上是农耕文化，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来看，尽管我们也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还是打下了农耕文化的烙印。我们的祖先在这片相对封闭但又适合耕种的土地上，孕育、培养并发展了成熟而又稳定的农耕文化，她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发源地，就是我们称之为“中原”的地方，当时称之为“中国”。以长江与黄河流域为中心，东临浩渺无际的太平洋，西北、西南则是广袤的沙漠与险峻的高山。这是一个包含着内陆广阔平原的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这种环境没有严重的交通阻碍，黄河流域物产丰富，造就了良好的耕种条件，人们安居乐业，有稳定的预期，这就形成了安于一地、少有迁徙，定居、安居的意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从海上与陆地同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从而阻碍了贸易的发展，进而形成了农耕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过程随着一年四季更迭，备耕、播种、收获、储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种简单安定的劳动生活，既现实又相对平稳，使中国古代先民很容易形成重实际、惯因循，弱抽象思辨，少探索革新的趋向。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描述的生活情景：“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

在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形成的时候，人们为了生活，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如此，才能抵御大自然的灾害风险，当时的组织方式主要是依靠亲缘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土著的关系。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地缘的土著和亲缘之间的结合，那么，同一区域的人们居住在一起久了，使得土著与亲缘又有了更紧密的结合，由原来的“近邻”变成了“亲戚”，可谓是“亲上加亲”。这种亲缘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更为牢固，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

黃帝是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名列上古时代的“五帝”之首，他和炎帝一个生在黄河这边，一个生在黄河那边，这两个族群往上追溯也是兄弟关系，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到了商代，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两个平行的政治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时期，周代的统治者选择以血缘来统治人群，邑变成族的附属品，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西周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所以，血缘文化、亲缘文化成为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一个重要因子。因此，表现在社会关系上，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里的重要基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缘人群实际上就是血缘人群，地缘关系实际上就是血缘关系。基于此，农耕社会很自然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文化秩序，即血缘秩序。从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变迁和王朝更替过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血缘文化准则对一切非血缘的社会关系进行血缘化处理的。

由于农耕文明是在熟人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那么，“理”也就成为相对的概念，道理有时就失去了判定事物正确与否的根据，因此，也就不存在一个绝对的道理。在有些情况下，虽然“道理”是某种根据，但绝不是最后的、最高的依据，因为人际关系的因素往往模糊了理性的界限。因此，这种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和处事风格形成的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文化惰性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

（3）海洋文化

两河流域的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有着不同的差异，尤其是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差异更大。由于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分割成很多的区域，其生活所依赖的土地贫瘠，物产资源缺乏，再加上这些可供人们生存、生活的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为了族群的生存，不同区域的村落与村落之间必须结成联盟对外进行征伐甚至远征，以此来获得他们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或者是用种植的粮食等农作物和捕来的鱼类资源等来交换本地缺少的物资。然后按照城邦和城邦之间，或者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合约进行物质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血缘纽带被淡化、边缘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也就是说，这种贸易的形式不是亲缘的，而是合约的。所谓“约”，就是应该共同承诺和共同遵守的规则。它体现的是平等性和普遍性的特征，不会因为某个人和某个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源头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希腊文明，它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从地理环境看，与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大陆性文化不同，古希腊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民族文化。

希腊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它由半岛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中的3000余座岛屿共同构成。

这一地区土地贫瘠而多山，并不盛产粮食。主要产出是葡萄和橄榄，以及葡萄酒和橄榄油，交通十分不便。古希腊的岛屿众多，近海海域虽不宽阔，但海岸线曲折，有很多优良的港口，为海洋航行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以维持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就必须与其他族群进行贸易。

正是这种海洋文化使他们在物质资源交换和履行“契约”的过程中，进行地缘性的扩张和掠夺，从而成为西方族群的基因，即殖民贸易。不同的族群在每次扩张的过程中，都要根据实力签订新的合约和新的协议，以便履行他们的承诺。我们从西方殖民统治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清楚西方文化为什么具有侵略性和利益计算的精准性。

在长时间的出海经商和殖民活动中，激发了人们探索、冒险的精神、求知的欲望，使他们不断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先进的文化制度。冯友兰先生就曾经对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文化倾向做了深刻的比较：“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顺乎自然的，他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于其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不怕新奇。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然后照孔子的话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哲学大师黑格尔也说道：“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我们从英国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海洋文化的影子。他们正是不断通过知识更新和技术创新支持其在海外的扩张和掠夺，通过控制海洋，控制航海线路和主要海港，把自己的势力伸向了全球，占领了相当于其本土面积96倍的海外殖民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