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吃瓜群众”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起源于夏商西周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治国思想迅速发展成熟，诸子“百川异源，皆归于海。百家殊业，皆务于治”。进而形成了高度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其中治国原则和具体途径对后世治国思想的发展一直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但无论是“仁义”“德刑”思想，还是“礼法”“王霸”理念都离不开孟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大逻辑。

在当今中国的网络社会，“吃瓜群众”的需要恐怕是具有代表性的。2016年12月14日，“吃瓜群众”一词入选素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杂志社发布的“2016年十大流行语”；12月21日又入选“汉语盘点2016”年度字词。

近一两年，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吃瓜群众”成为一个网络用语。在网络论坛中，人们发帖讨论问题，后面往往有一堆人排队跟帖，或发表意见，或不着边际地闲扯，这也成为中国网络社区的常见心态，即只关心发生的事情，不关心事态的前因后果。对待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总觉得与自己无关。2016年，有人将“不发言只围观”的普通网民称为“吃瓜群众”。人们频频以“吃瓜群众”自嘲或互嘲，用来表示一种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状态。由“吃瓜”到“吃瓜群众”，其内涵更加丰富起来，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吃瓜群众”最开始来源于一个公路新闻报道，在报道中，记者采访一个老伯，老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吃西瓜。后来新闻评论里就有人把这位吃瓜的老伯形容为一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这样，“吃瓜群众”就流行开来。于是就干脆有人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用于形容围观某事物的人们。再后来，“吃瓜群众”就已经几乎等同于“群众”一词，从此以后，“吃瓜群众”成为社交媒体的时髦词语，例如“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吃瓜群众”“然而吃瓜群众早已看穿了一切”“吃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等等。“吃瓜群众”构成了今日中国网络最亮丽的风景线。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吃瓜群众”也有从“草根”实现“华丽转身”的。宋代有一个著名的百年望族，这就是河南吕氏家族。这个家族在北宋时期出了4位宰相，吕蒙正为宋太宗与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到了宋仁宗时期，吕蒙正的侄子吕夷简做了宰相，而后，吕夷简之子吕公弼成为宋神宗时期的枢密使，当时的枢密使相当于副宰相的官职，之后，吕公弼的弟弟吕公著也成为宋神宗时期的枢密使，后来，还成为宋哲宗时期的正宰相。现在网上用“吃瓜群众”来形容看热闹的草根，可是当时吕蒙正却连“吃瓜群众”都不如。据历史记载，有一天，被父亲遗弃的吕蒙正在伊水岸边赶路，当时，骄阳似火，吕蒙正唇焦舌干，“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穷得连一片甜瓜（也可能是西瓜）都买不起，只好捡起别人丢弃在地的一片烂瓜皮解解渴。后来吕蒙正当了宰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不忘贫贱也”。“饐瓜”就是烂瓜片的意思。吕蒙正盖这个亭子告诫自己与家人：富贵不忘贫贱。由此可见，“吃瓜群众”也藏龙卧虎，不可小觑。

在网络时代，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使新的交往方式与行为方式不断生成，进而导致人们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也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秩序和行为秩序的重构。当今，“吃瓜群众”构成了网上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网络群体。当“吃瓜群众”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也为国家治理增加了新的内容。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上多事而下多态，上烦忧则下不定。我们或许能够从“吃瓜群众”“闲磕”之中发现治国理政的道理，这就是从“吃瓜群众”的舆情中发现他们的需求，从而找到施政的“痛点”。比如，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中，国旗订单量最大的就是德国的国旗，而德国果然最终夺冠。当然，德国最终夺冠与国旗订单量并无直接的关联，但是，国旗的偏好代表了球迷的关注度和意愿，也可以从中判断足球比赛的趋势。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能够成为美国总统？除了大数据之外，“吃瓜群众”就是“隐藏选民”，而网络民意数据就是大数据。希拉里却忽视了这些“隐藏选民”中的“吃瓜群众”。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这是《黄帝内经》中的一句话。国家治理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在信息社会，大数据将为“治未病”“治未乱”提供了一条路径。

大数据的技术和思维改变了传统的政治生态，促进了网络政治、网络民主的发展，并直接导致现实政治的转型。

在网络社会，社情民意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网络反映出来的，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理念对网络民意的总体趋向、主要观点、网民情绪进行实时研判，并把网民的主要意见经过分类整合将有助于精准把握公众诉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对于网络虚拟社会的构建，仅仅是一种事后的管控和处理。“事前”的预判和解析则较为缺乏。

长期以来，我们对网络民意的研究，主要源于抽样数据、局部数据、片面数据。由于社会结构模式的流动性、弱结构性、碎片化，使得抽样设计难免产生误差。在无法获得“实证数据”的时候甚至纯粹依赖经验、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去进行判断。比如，传统的舆情监测，只能对已经出现的网络舆情进行测控。但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在“吃瓜群众”网上“闲磕”过程中将关联的数据进行挖掘，把敏感信息的传播监测控制在初始阶段。

除了关联之外，深度的分析也是大数据对政府决策的另一要求，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深度的、实时的分析。大数据分析更多的是个性化的数据，这些信息以形态各异的形式，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网站平台，因此，政府决策就是利用大数据不停地进行挖掘分析，在那些看似不相关的数据海洋中找出数据间可能存在的规律。

在传统的网络舆情引导中，由于数据库的缺乏和计算分析能力限制，要做到对网络舆情的全面分析是十分困难的，有时得出的分析结论也有失偏颇。网络空间不同于现实社会，有其特殊发展规律。比如，网络具有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交流与运行特征，因而，实现网络舆情科学预测，至关重要的是对数据相关性进行全面分析，这就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解构海量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加以重构，对网络数据的相关性进行深度挖掘，从而全面科学地分析并预测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

由于网络舆情信息量巨大，需要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量化，并建立数学模型对信息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数据量化指的是可计算的，第一是对“吃瓜群众”等网民态度与情绪变化采用量化指标加以标识，进行分类，第二是对网络言论所持不同观点的人群数量、类别进行划分，第三是透过网络信息文字内容来对网民互动的社会关系网络数量进行统计。

网络信息是网络背后的网民所传达出来信息的集合，因而对网络数据进行研究，实质上是对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产生速度快，数据体量大，而且异常复杂。要实现网络舆情预测，离不开对网络舆情之间的关系进行关联研究。因为，每一个网络数据都是一个节点，只有在舆情链上对关联数据节点进行挖掘，才能通过数据分析来了解网民群体的言论和心理特征，从而实现准确预测网络舆情变化趋势。政府也可以根据对“吃瓜群众”和其他网民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并将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匹配起来，构建以用户为心、以服务为导向的数字政府。可以说，大数据时代开创了一个基于“数据计算”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融合的新时代。

互联网的公开化和透明化颠覆了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如果政府还是用传统的习惯、传统的方式来施政，其治国理政的能力就会丧失基础。互联网、大数据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还影响到政府治理思维、意识、理念的转变。这就是从关注政府自身到关注民众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就需要实时了解“吃瓜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把“碎片化”的数据汇集起来，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撑。这种基于大数据的社会治理，就是社会成员的需求，因为，它能真正提炼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共识，所以，就是最原生的人民主体诉求，就是群众路线和实践标准。

在大数据时代，不仅需要政府治理思维的变革，技术变革也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数据作为国家战略资产意识的增强，政府作为数据的拥有者，大数据也势必进入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的领域。无论是把大数据单纯作为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思维理念，它都将对政府治理哲学、治理范式、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严谨的数据治理、富有洞见的数据分析，将成为政府治理的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