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临床病例,它显示了社会态度和目标是如何转变为反社会类型的。患者是一个差不多14岁的女孩,她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长大。她的父亲很勤劳,一直以来勤勤恳恳地工作养家,但是后来生了病;母亲是一个善良老实的女人,非常关心自己的6个孩子;老大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但是12岁的时候死了;老二小时候病怏怏的,但是后来康复了就出去工作帮忙养家;老三是患者。这个女孩一直很健康,母亲一直以来都忙于照顾两个生病的女儿和丈夫,所以就没有太多时间关心这个女孩——我们可以叫她安妮。安妮还有一个小弟弟,他很聪明,身体也不是太好,结果安妮就觉得自己挤在了两个被喜爱的孩子中间。她是个好孩子,但是感到自己没有像别人一样被喜爱,并且抱怨自己被冷落了,且感到很压抑。
在学校里,安妮非常努力,她在班里名列前茅。但是当安妮13岁半上高中的时候,有个老师很不喜欢她——或许她给这个老师留下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不管原因是什么,缺乏赞赏使她的情况变得很糟糕。
她一直以来都被老师喜爱,只要这样,她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儿童;她曾经成绩很优秀,而且同学们也都很喜欢她,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个体心理学家也能通过观察她的朋友关系,发现事情有点儿不对劲——她总在责怪自己的朋友,并且总想要支配他们,她想成为关注的焦点,想被奉承,但是从来不会责怪自己。
安妮的目标是被欣赏、被喜爱和被保护。她发现自己只有在学校才会实现这些,在家里则不会。当她换了学校之后,她发现在那里也得不到欣赏,老师指责她,说她没有好好预习,而且成绩也很差,终于她开始逃课,而且一逃就是好几天。之后,她的情况比以前更加糟糕,最后老师建议学校开除她。
开除学籍一点儿用都没有,那是学校和教师方面对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妥协。但是如果他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请来可能会有所帮助的其他人。跟家长交流后,他们本应当做好安排让安妮转到另一所学校,也许另一个老师可以跟安妮相处得很好,但是她的老师没有那样思考,她的想法是,“如果一个孩子逃课并且成绩不好,就必须被开除。”这种想法是个人逻辑而不是常识的表现,常识对于教师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女孩失去了她对生活的最后一点儿把握,她觉得所有事情都土崩瓦解了。被学校开除后,她失去了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赞赏,于是她逃离了家庭和学校,失踪了几天几夜,最后人们发现她跟一个士兵住到了一起。我们能理解她这样做的原因——她的目标是被欣赏,一直以来,她都在努力做有用的事情,但是现在她不再那样做了。那个士兵刚开始很欣赏她、喜欢她,但是后来,家人收到了她的来信,说她怀孕了,想自杀。
这种给父母写信的行为与她的性格是一致的——她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都是期望能得到赞赏,最后她回到了家里,她知道母亲肯定会对自己感到绝望,因此不会责怪自己,她觉得家人巴不得自己能再回到家里。
在对待这类问题时,同情的能力——用同情心使自己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这里讨论的主人公非常希望得到别人赞赏,并且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我们应当同情这样的人,并问问自己:“我在那种处境中会怎么做呢?”给予他们鼓励也很重要——但得是朝着有益目标的活动。我们应当努力使她们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他们会说:“也许我需要换个学校,但是我并不蠢。或许我还不够努力——或许我的注意力还不够集中——或许在学校里我过于用自己的方式做事,而不能理解老师的话。”我们可以给一个人勇气,这样他们就学会了朝着生活中好的方面而努力。正是自卑情结引起的缺乏勇气导致了这些问题。
换一个和安妮相同年龄、相同处境的人,可能会选择犯罪。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没了勇气,他们可能不自觉就陷入了犯罪活动,或者成为暴力组织中的一员。这种行为很好理解,当孩子们失去了希望和勇气时,他们开始逃课、撒谎、不做作业,并且找地方待着——不在学校里面,在这些地方他们会找到那些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并加入他们。他们对学校完全失去了兴趣,然后慢慢地退回到自己的个人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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