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合法性与学科化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合法性与学科化

李荣国　卢衍鹏

摘要：西方“文化研究”以其“立足当代的批判的方法”，迅速完成了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合法化进程。“立足当代”是“文化研究”的立足点，“批判”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这种合法性还仅限于工具论的范畴。作为学科，“文化研究”在出版业的支持下迅速成为学术热点，并得到前沿学者的拥护，是一次学术版图的颠覆和更新。作为课程，“文化研究”虽然登堂入室，但学科定位上，没有明确的定义；研究内容上，没有成熟、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呈现“关键词”式倾向；前沿性与知识化的调和与矛盾是“文化研究”课程化的难解之谜。

关键词：文化研究；合法化；学科化

原本被文学研究视为“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在逐渐蚕食文学研究阵地的同时，也在悄然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成立一门新的学科，而且近期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继陆扬、王毅推出第一本面向研究生教学的《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值得注意的是，以“文化研究”为旗帜的教材都得到了教育管理部门的权威认可，前者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用书”，后者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出版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可见“文化研究”及其教材得到政府的大力推荐和重点扶持。这种“推荐”和“扶持”的意义在于，“文化研究”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权威认可的“通行证”，使其不仅“合法化”，而且还有望成为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必将推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如果说把“文化研究”用于研究生教学主要是为了关注学术前沿的话，那么把“文化研究”推广至本科层次就使其成为一种高等教育中的基础课程，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而这与文学研究界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有很大不同，后者还在继续着“文化研究”的性质、特点及其合法性方面的争议，因此这个问题。应该加以认真审视与考量。

一、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之路

产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首先来源于英国文学学科，以1964年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伯明翰大学创办“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标志，并于之后的八九十年代影响到美国、欧洲、东亚、印度等地。“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5年杰姆逊在北大演讲时就对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介绍，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被看作是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1]。而其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译著和文章相继被介绍到中国，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这与当时的理论气候和文化需求有一定的联系。即使后来影响日益扩大，“文化研究”也是被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的。

看到“文化研究”日益兴盛，很多人的疑问是，与其他的舶来理论相比，“文化研究”有什么独到之处？在《文化研究概论》把“文化研究”的方法概括为“立足当代的批判的方法”[2]，成功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强烈的时代感、敏感性使得“文化研究”时刻关注不断更新、正在发生的热门话题、敏感话题，“立足当代”是“文化研究”的立足点，强调现实性和时效性。而其他人文学科、知识领域的关注点往往是已经发生或还没有的事情，以对其进行归纳、分析和预测为任务，如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世俗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时代、现实疏离。无视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也只是加剧文学边缘化进程，“文学死亡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流传不仅显示了文学界的恐慌与无助，更是一种挣扎、求生的本能欲望。当发现重回“中心”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时（其实文学从来就是在主流话语的边缘化流转生存），不得不打破原来就不存在的文学乌托邦，向现实妥协，贴近时代。

与其他学术研究通常遵循的“客观”“中立”的原则大不相同，“批判”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一般都在一个或多个领域里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得心应手地从事“文化研究”，并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批判地、超越地运用本学科的方法。“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差异理论、性别文化政治理论、知识分子重构理论等，这些都决定了“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

契合了中国文学、文化语境的需要，“文化研究”作为“立足当代的批判”，成为理论界突出重围的“次优选择”。面对风起云涌、复杂多变的文化热潮，文学研究并没有因此变得兴奋，更多的人是茫然无措，受过严格文学训练的文学批评家一边感慨文学的没落、作品的贫乏，一边却没有理论、办法解释更受大众喜爱的电影、连续剧、流行歌曲、服装表演等日常文化现象，文学研究陷入困境、陷入尴尬。而“文化研究”的出现，无疑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战场，提供了新的武库，“新的战场”是指扩大了文学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原来不能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的流行文化、社会热点也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新的武库”是指扩充了研究方法的范围和种类，不仅可以自由运用一个学科的多种方法，而且可以跨过多个学科、方法，不仅是量变，而且是思维上的质变。

二、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之路

“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学科化之路格外坎坷，这与其在其他国家的命运有些类似，又有自己的特色。美国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在高等教育体制内部发生和发展，虽然已经稳稳地在各大高校立足，但一般是作为跨学科课程进行教授，其地位比较复杂。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还存在很大争议，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以下不同看法。准学科的批评，认为“文化研究”首先是超越文本中心主义，具体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文化唯物主义等[3]。一种立场和方法，认为“文化研究”的核心是一种用“症候分析”方法去解构权力、解决问题的一种特殊途径，认为“文化研究”不是少数人或专门的领域，而要强调当前语境，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考虑问题[4]。特殊途径，特指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思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还有的学者反对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义，认为其不是一般的跨学科，而是不断生成和扩展的知识实践领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研究领域或方法。理论上的质疑并没有妨碍“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体制化、学科化进程，甚至扩大了其影响力，具体表现在出版物的大量涌现、前沿学者的大量参与和高等教育的吸收等方面。

在众所周知的文学研究出版日益艰难的情况下，在“文化研究”名目下出版的论著、译著、期刊等居然成了出版社的宠儿，成为文学研究界最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领域，让坚守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吃一惊。“文化研究”的引入场面火爆，成为文学研究界一大“吸引眼球”事件。仅以译著而言，全国几乎所有一流出版社同时关注、参与和策划同一个学术热点相关著作的现象让人称奇。商务印书馆于1999年开始推出南京大学教授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译丛》《文化和传播译丛》，其中的10余部就是“文化研究”知名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传播与文化译丛》8部著作，2000年推出《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其中包括罗钢等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研究读本》等重头译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从2000年起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其中张一兵、周宪主编的《通俗文化系列》《大众文化系列》《消费文化系列》等20余部著作，分类更细，专业化更强；上海三联出版社推出《文化研究译丛》等等。与此相关的理论文章更是数不胜数，连续几年成为学术热点，占据文学研究专门刊物的大量篇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学术风向的《文学评论》《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等权威刊物也开始大量刊登相关成果，为“文化研究”推波助澜。

著名学者的大量介入，尤其是著名文学批评家的广泛推动，是“文化研究”快速吸引眼球的重要原因，是“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推进器。与传统的老一辈学者不同，生机勃勃的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们对新潮的“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题似乎具有切身的亲切感，逐渐将越来越多的新话题纳入文学研究的版图，将“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重心。之所以选择“文化研究”，有的学者是因为不再满足于书院经斋式的治学方式，而是面向现实，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研究；有的是想通过“文化研究”进入文化产业，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富国强民的“软实力”；有的是看到“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批判意识与实践，急于通过“文化研究”介入历史，从意识形态领域研究文学等等。不管目的如何，确有一批学者在“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中焕发出学术生命力的光彩，如陶东风、金元浦、周宪、王岳川、戴锦华、陆扬等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研究”。

三、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课程之路

“文化研究”在传入中国之后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不仅长久地处于学术中心，而且逐渐登堂入室，将要成为大学里一门课程。这在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早些时候传入中国的精神分析学、现象学、分析心理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虽然也曾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辉煌，但很快就被其他思潮取代。正像《文化研究概论》作者陆扬坦言，“文化研究的课程在国内高校中普遍开设起来，——这门课程究竟应当是什么模样，大家都还在摸索之中。有鉴于这样的考量，《文化研究概论》决定同她的姐妹篇《文化研究导论》拉开距离”。关键的问题是，出现在学生面前的“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面孔呢？既然《文化研究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文化研究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姐妹篇，可以在两者之间的比较中窥见端倪。

学科定位上，没有明确的定义。虽然都是在介绍什么是“文化研究”，但《概论》重点放在思想来源的简单梳理，《导论》侧重对“文化”定义的考辨，最后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概论》提供的是一种文献资料，主要包括英国伯明翰传统，代表人物威廉斯、霍加特和霍尔等。

研究内容上，没有成熟、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呈现“关键词”式倾向。《导论》提供的关键词有现代性、文化社会学、文化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大众传媒、空间理论等。《概论》提供的是文化与阶级、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性别研究、视觉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新闻传播与民主政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青年亚文化等。同一作者编著的《导论》和《概论》与其说提供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研究关键词的排列组合游戏。而关键词的选取也并没有什么显见的标准或原则，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很难说出前后之分、轻重之别。不同的是，《概论》涉及范围和论述方法更加切合大学生的实际。难度偏低，抽象理论分析被更多的形象化的个案分析代替；内容选择上更加具体，“青年亚文化”等更容易切近学生；范围更广，文化产业、新闻传播等内容也被纳入，但都停留在简单介绍层面。

前沿性与知识化的调和与矛盾是“文化研究”课程化的难解之谜。“文化研究”的本性决定了其关注当下的前沿性，而课程教学强调的知识化很难满足这一要求。即使《概论》中提供的内容是最前沿的，但若干年之后其中的很多内容可能会“下课”，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与学术文章、专著不同，教材的特殊性在于知识的相对稳定性和系统性；而文化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总之，“文化研究”的学科建制必然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陆扬.文化研究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4]陶东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综述[J].文艺争鸣.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