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起来的辅导老师

雪莉·狄克斯（Shirley Dycks）第一次步入惠尼中学时，刚读完六年级，一点也不确定中学适不适合她这样一个瘦小、害羞的荷兰移民的女儿。她膝盖骨凸起，一头浓密的草莓红金发，卧室衣柜里，动物玩具仍然占据一席之地。中学真可怕：我的天啊，十二年级的女生看起来像成熟的女人。男生必须刮胡子，至少有些人是这样。知道这所学校会有年龄很大的同学是一回事，可是亲眼见到他们都长得那么大，然后意识到必须小心别让他们在走廊把自己踩扁——啊，雪莉明白，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入学考试

不过，这才第一次来，在不在这儿读书还没有确定，至少现在还说不准。雪莉和学校双方都尚未承诺，彼此还在揣测对方。他们让她坐在校长室外面一张巨大的圆桌旁，桌面是仿木纹的人造树脂，底下不知道有多少根细瘦的金属桌脚。他们发给她一束长方形的法律文件尺寸的纸：惠尼中学入学试题。这个考试将决定她秋天有没有资格入学，要不然，她会进那所自己原本打算去读的普通初中，那里大部分的孩子她都认识，而且两节课之间永远不必担心要躲闪别人的大脚。

雪莉第一次听说惠尼中学考试的时候，她想都没想就说不考。她要跟朋友在一起，去读附近的初中，即使那所学校的名气不怎么样。她父母让她自己做决定，虽然他们比较喜欢惠尼中学——倒不是为了学业，而是他们觉得对她来说，那会是最安全的环境。反而是雪莉的姐姐很反对她去上一所“书呆子”学校，姐姐不赞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似乎增大了惠尼中学的吸引力。

雪莉心想，去申请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胜过别人，惠尼中学确实有某种魅力。说不定蛮好玩的，而且，去考不等于必须去读一所自以为了不起的中学，竟然还挑选学生，不像其他公立中学那样，愿意收下所有住在附近的小孩。然后，雪莉听到好几个朋友说他们也要去考。“好吧，”她终于说，“我会去考，先看看怎么样再说。”

三小时的惠尼中学入学考试，难是难，但她发现做起来还可以，而且题目发人深思，有时候又挺怪异的。有一题她写的时候几乎笑出声音：“谁出演了《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试题在考察她知道及理解多少数学、科学、文学、历史、公民、语法和时事，还要交一篇不短的作文。她不知道为什么，可她喜欢这个考试，觉得受到鼓舞，等到她放下铅笔离开学校的时候，她变得比较倾向惠尼中学了，或许这里其实没那么可怕。很久以后，拿学生生涯中必须经历的其他考试跟这次相比，她才明白那份包罗万象的试卷是惠尼中学教师的特别设计，不只用来分辨懂代数的聪明小孩——任何现成的能力测验都做得到这一点——而且还要判定谁是爱问好学、独立思考的学生，拥有学习的潜力与欲望，乐意尝试不同的新鲜事物。

雪莉考得够好，学校邀请她注册入学，寄来厚厚一大封祝贺信，跟大学入学信件没啥两样，这对于她怎么决定颇有帮助。她向姐姐承认，自己感觉其实还蛮酷的，很像大人。事实上，到那个时候，雪莉已经丢不开只要换一次学校的想法，从小学进到中学，然后初高中都在同一所学校度过，就不必像别人一样先进初中，毕业后再上另一所高中，经历两次适应新环境的痛苦。如果一次就可以解决，何必忍受当两遍新生的难受滋味？当她一听现在同校的几个好朋友考得很好，也决定转到惠尼中学。她成为那届七年级新生里年龄最小的几个人之一，这个决定她再也没有后悔过，而且成了公开的惠尼中学追随者与支持者。

独特的学校氛围

进了惠尼中学没多久，雪莉就发现学校真是棒极了，就连繁重的课业似乎也没有吓倒她和朋友；不过，直接从六年级升上来的他们，实在也没有别的经验可以比较。这是惠尼中学创办者的一大创举，让学校和当年加州所有公立高中区隔开来：趁孩子尚未进入青春期，将年幼、可塑性强的孩子招收进来；维持小规模，可以照料到每个学生；还有，定下高标准的期望。“你们全都要上大学……没有第二句话！”雪莉还记得，从一开始，老师就这样对他们说。

因此，孩子们以为正常的中学生活就是：全校学生一律升学，每堂课几乎都是荣誉课或高级选修课，每晚花上好几个钟头做功课，一星期有两天要提前一小时到校，边喝热巧克力饮料边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惠尼中学跨学科的核心课程，两个小时的课结合了文学、社会研究、语法和世界史，十分不寻常，对雪莉来讲却没什么特别。《根》（Roots）不但本身是一本重要的美国小说，也是研究奴隶政治的素材，又可作为讨论文学中运用方言、谚语及语法的原始资料，还可以用来回顾非洲大陆的历史，以及那片土地受到掠夺的情形。她当时并不明白，在经费短缺、老师人手不够和书本数量有限的状况下，核心课程的教学使相当少的老师能做所有的工作，这首先是学校的费用控制手段，其次才是教学的创新。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体育课，由于经费少得无法培养校队——反正没有体育馆，本来就不可能有校内比赛——校长干脆发给学生公交车车票，让他们去先锋保龄球馆打保龄球，抵十节体育课，接着去附近一家室内壁球场接受几堂严格的训练。学生自己搭建了一个滑板斜坡，作为体育课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严重缺乏资源的体育课，反而成为当地所有学校羡慕的对象。

“我们一无所知，”雪莉现在说道，“那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中学。当时以为很酷，不知道跟别人有多么不同。”雪莉也很喜欢大部分的老师：他们年轻、兴奋、有趣。金·普勒尔（Gin Pooler），一位严格的科学教师，坚持把举止礼仪纳入健康教育的课程，后来她几乎成了雪莉的第二母亲，也是许多惠尼中学孩子非正式的心理咨询师。当然了，有几个老师似乎有点怪，或是承受不了压力，其中一人说是神经崩溃而突然辞职，原因是学校课程不断加重，竞争越来越激烈。还有一个可怕的英文老师，带着张牙舞爪的巨大红色指甲，她其实人很好，只要你别去看她的“鹰爪”。“噫……哑！”她会向朋友发出作呕的声音，把音节拉得长长的，好让大家都能听到，但是那个老师似乎从来不以为意。

尽管如此，雪莉发现惠尼中学的亲密气氛和意想不到的家庭归属感，十分独特。惠尼中学之所以会有这种特质，部分原因是她那一年的七年级学生人数不到100人。但是，另一个较难清楚定义的原因是，每天放学后，没有人急着冲出校门。大家都喜欢聚在一块儿，坐在走廊，跟老师说说话，多做些功课。那时候学校有郊游、旅行、聚餐和课后指导班。一位大家爱戴的老师结婚时，孩子结队出现在她家，合作粉刷墙壁。雪莉成为拉拉队员、学生年鉴工作人员、惠尼中学垒球队的创始队员、数理优等生。惠尼中学提供的不只是对学业的重视，还给了雪莉这样的孩子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全面参与活动，成为领导人：要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普通综合高中，他们只能活在边缘。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自己正在开创一种独特的学校生活，”如今她说，“也不知道，要是我们不珍惜，这里的一切会是多么脆弱。我们与众不同，其结果就是，我们在教育界被当成一个威胁。总有人追着我们喊打，总有人想要我们关门。”

今天雪莉老师坐在当初考惠尼中学入学考试的同一张圆桌旁，跟学生谈话，这张桌子依旧撑在不稳的桌脚上，放在校长室外面，而二十五年已经一晃就过去了。

灵魂守卫者

现在大家都叫她雪莉老师太太，不过她跟一位吉他手才结婚没多久，不少老生还继续叫她狄克斯小姐。她在学校教了十年生物课，依旧一头金发，但是个子不再那么小，也不再那么害羞。自从她毕业以后，这个学校已经变得更传统，不再那么富有创新精神，逐渐向时代趋势靠拢，全力投入升学竞赛，毫不留情地以测验分数和常春藤盟校入学比例作为底线，雪莉老师似乎成为母校的代理良心和严厉的批评者。她自认是开拓者，参与了学校的建设，尽管当时没有敢拍胸脯说惠尼中学能撑得过上世纪70年代，更别说能继续繁荣到下一世纪。现在，她似乎一心要惠尼中学保住某些昔日灵魂，从她办公室终日敞开的门、跟校长征收的罚金到她本田汽车后座那只取名托马斯的泰迪熊，无不流露出她的努力。那只玩具熊是为了纪念十二年级的托马斯·里姆（Thomas Lim），他善解人意，成绩4.0，在篮球场上打中锋，1996年因车祸去世。两年后，他弟弟山姆（Sam）死于另一场意外，肇事车辆逃逸无踪。

今年雪莉跟惠尼中学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位过去的学生刚刚成为辅导老师，她是三个新的年级辅导老师之一。今年她负责十年级和十一年级，以后随着学生升级，辅导老师会一直跟上去，直到学生毕业以后，才再轮回带七年级。

这个新任务的工作量极大，都足够三个人干的，这下把雪莉老师的日子填得满满的。虽然她要辅导、惩处、做升学顾问，还负责惠尼中学标准化测验的行政工作，但她还必须继续教生物高级选修课。她的课是“第零节”，比大部分的课要早一小时开始。加州每一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参加这项追踪学科能力的考试。但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工作，却是最难定义的：帮助学生在冲突与压力日渐升高的求学过程中找到方向，能在惠尼中学生存并茁壮成长。

她和同事都认为目前这个任务至关重要，虽然二十五年前她在惠尼读书时，绝对不会有人想到要推出这么一个使命。当时并没有什么监督学校表现的测验，像现在这样后果如此严重。假使你读公立中学，准备升学，你就去考SAT——只考一次。除非你读私立预科中学，否则没什么人会为了SAT而补习。美国东海岸旗鼓相当的一些中学的家长，儿女还在念幼儿园就请来家教，读大学前又找入学申请顾问，他们把孩子的学期平均成绩当作勋章一样招摇，现在典型的惠尼中学家长与此类似。早年惠尼中学这种家长很少见，至少人数不十分多。“我们也有压力，那是当然，可我们比较像是自己鞭策自己，”雪莉老师寻思，“现在的情况似乎是，学生觉得驱策自己的动力不是出自他们内心。”

看起来，用功的学生造就用功的辅导老师：开学的第一天，雪莉老师是校园里最忙的人，这点没有人不承认。那张大圆桌铺满了文件，她正在电脑打印出来的名单里苦苦寻找，希望替所有新来的七年级学生找到能上的课。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涌进学校，每一个人对于修什么课，要求各不相同。而且，老师教的课需要调整，班级大小必须均衡，还得解决时间相互冲突的课程。在别的学校，这是几个月前就处理好的例行工作，可是在惠尼中学却成了一年一度的噩梦，这与州测验的官僚体系接手办理惠尼中学入学手续有关。“真是乱得一塌糊涂，”雪莉老师埋怨，办公桌早淹没在表格、便利贴，以及怒气冲天的家长电话留言里了，“考试成绩晚了！又晚了！太不公平了！”

普通的社区中学没有这种问题，学校招收附近的孩子，不管谁来都欢迎。实施开放入学政策的学校，接受学区内任何学生报名，有些连学区外的也收，对他们来说，测验跟入学毫不相干。然而，惠尼中学的招生办法，跟全国其他预科中学及重点学校一样，入学必须根据学生目前的成绩及学习潜力而定。惠尼中学原来自创的那套入学考试，虽然能测出难以捉摸的关键性的学生素质，但十年前废弃了，雪莉老师至今仍惋惜不已。学校老师出题的怪考试，加上面试，至少在雪莉老师心目中，这个过程灵验得很。但是，有人抱怨不公正，抱怨有种族偏见，还有地方上其他学校教师抱怨这是精英政策，尽管惠尼中学的学科成绩辉煌，那些学校老师仍希望惠尼中学关门。学区官员为了平息争议，设立一套更客观的入学标准，于是撤销了惠尼中学教职员的入学许可权。有段时间，学区自己处理测验和核发入学的手续，但是几年下来，出了几次错，问题丛生，于是决定完全依靠加州全州每年春季实施的一系列标准化阅读与数学测验，通过测验成绩判定哪些人有资格进惠尼中学。

这一系列STAR （Standardized Testing and Reporting，即标准化测验与成绩报告）的测验结果，同时也是全州每一所学校的评级标准，学校对这些分数不是期待就是畏惧，因为它们决定学校是否进步。不过测验成绩报告到得早或来得晚，并不影响大多数学校的日常工作。只有在惠尼中学，这些成绩极为关键，也只有在惠尼中学，年年迟到的成绩报告导致产生无限的焦虑和挫折感。没有成绩，就没有入学的新生：学校、孩子、焦急的家长会都陷于黑暗，几乎要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谁被录取，九月会进什么学校。本来他们答应雪莉老师，成绩会在七月送来，最迟八月初，可是预定的日期过了，仍然杳无音信，谁都没办法。八月中旬，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零几天，报告终于驾到，于是学校开始陷入一片忙乱之中。之后每一天，雪莉老师都来学校报告，加上另外两位辅导老师，他们赶着通知合格的学生来入学，然后全力投入替学生与老师拼凑起新课程表的艰苦工作。

当然了，这类延误只是许多老师对全州标准化测验政策如此瞧不起的原因之一。即使成绩报告准时抵达，这项一年一度的春季开学仪式还是令人痛恨，因为许多老师认为这种测验破坏了教学的连贯性，必须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且几乎没有成就可言。这是全国性的考试，逐步被各州采纳，旨在估量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并且要失败的学校负起责任。然而，那些规格现成、由盈利单位制作的试卷，跟每一州的教室中所教授的课程不见得吻合，因此标准化测验有时让人觉得是对教学的干扰，而不是促进。无论如何，测验不能不做，因为学校的名声和经费都要依据这些测验成绩：惠尼中学的高分是在全州排名第一。所以，尽管这里的老师、学生私下都鄙视这些测验，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却十分称道，当作学校质量的明证——这点儿反讽，雪莉老师和观察敏锐的惠尼中学学生都很明白。

测验分数的迟到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使得安排必修课、选修课和新生的课程变成一场跟时间的竞赛，不消说，学校已经输了，而且通常年年必输无疑。成群的七年级学生，手上的选课单不是有没选的、不想选的课，就是有时间冲突的课程，他们在雪莉老师及其他辅导老师的办公室外面排队等待，心里想着，来念惠尼中学是不是犯了个大错。

雪莉老师的工作一件接一件。学期一开始，她所有的同事只需专注于自己的教学，给新班级一个好的开始。这个雪莉老师也必须做，但除此之外，她还得跟其他升学辅导老师合力完成一系列教材，准备到十一、十二年级的教室讲授，为学生们就大学申请的步骤提供指导。她必须处理二十个左右留校察看的学生，他们去年的学业成绩太糟，因此受到处分。她还必须弄清楚一个代代相沿、谁都不明白的罚则程序，有一百个学生去年应该被留校处罚，却没有受到惩罚。这项工作以前的负责人是前任副校长，但她也帮不了忙，因为她正在管音乐教学组，忙得不可开交：她之所以被调过去，是因为一位乐队老师受到师生恋的指控，正遭法院起诉。这项人事调动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雪莉老师的工作变得难上加难。她什么东西也找不到。

不过，她首先得把一团糟的七年级课表理出头绪，答复来势汹汹的家长电话，他们抱怨自己的小孩没排进更难的数学和语文班级，还有家长因为儿子或女儿没有被惠尼中学录取，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今天的惠尼中学家长，往往从幼儿园就开始为子女的惠尼中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有的人举家搬到喜瑞都，为的就是这个期望，他们不肯接受任何否定的答复。有一个人在电话里反复地问：“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儿子进来？”尽管雪莉老师已经向他解释了，最终取决于考试成绩，没有任何通融，而成绩由学区和州当局决定，学校无权过问。“总是有办法的，”电话里的声音坚持着，“告诉我吧，支票要开什么数目？”

她逃离这通电话，挥手招一个十一年级学生进来，她得跟他签订一个特别的行为条款，因为他多次旷课，又犯了其他校规，大部分都不严重，只是累积得太多。她告诉他，“要是在以前，你早就被开除了。”

刚好这节课有一群工读生围坐在外面的大圆桌，协助老师处理公务，无意间听到这段话，其中一个问道，“这是怎么啦？怎么变了？惠尼中学以前是怎样的呢？”

“1977，我进学校的那一年，”雪莉老师说，不理会他们一脸“天啊！你真有点年纪了”的表情，这些学生全都出生在她毕业以后，越战、水门事件、尼克松、伊朗军售丑闻，对他们成长的过程毫无影响，只不过是课本上一个个枯燥的历史名词。她叹口气，“你们不会真的想知道，想起来就叫人伤心。”

可是他们吵着要听，于是她告诉他们，“今日的惠尼中学，从任何可以衡量的角度来看，都比过去任何时期要好——考试分数更高，学生毕业以后上好大学，之后则继续在职场表现出色，获得高薪。这里的每个人都令人不可思议的聪明，他们的成绩非常非常出众。可是……”她欲言又止，陷入思绪中。可是，一路走过来，总觉得丢掉了些什么东西。核心课程没有了，换成标准的高级选修课和荣誉课，大学院校固然比较容易理解这些课上的是什么，但是它们跟其他一千所中学开的课没什么两样。滑板斜坡和保龄球也早就没有了——这是个好打官司的时代，法律诉讼和连带责任的噩梦连连。郊游、画画派对、一起去同学家过夜，和老师有课外接触？想想当今社会对性骚扰、性侵犯如此关注，可能吗？学校董事会刚委托制作了一卷录像带，用来向教职员阐明，即使只是提议这样的行为，也会被开除。而家长的期望如此之高，学生老是活在枪口下，他们恐惧有任何一门成绩不够完美，或是大学申请名单上有任何一所落空。当然，这些事雪莉老师都没有跟学生说起，可是他们在等她回答，因此，她给了一个答复。

“可能我是这么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努力用功，是因为自己想待在这里，我们喜欢这里。我想现在的大部分学生，大多数时候仍然喜欢这里。可是，现在似乎有太多人，他们努力的动力源自于压力，甚至源自于恐惧。”

她料想大圆桌上的孩子会反驳，而且也真心希望他们反驳，可是他们没有。她看着他们，发现他们在点头。

没一会儿，另一通电话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个焦急的女人，讲话口音很重，“要怎样做，我的女儿才能读惠尼中学？”

“噢，她现在读哪一所学校？”

“她现在读六年级，在我们住的这里，”她答道，“在印度。”

雪莉老师挂掉电话以后说：“有些日子就是这样，今天算是中奖了。”

她挥手叫下一个孩子进来，拿起咖啡杯，仰头想喝一口，但是杯子是空的，“到了下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雪莉老师骨子里是个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