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师有点怪

在惠尼中学，惩处鸡毛蒜皮的小过错，这类事情数不胜数。插嘴、忘记做作业、迟到，还有其他各式各样轻微的犯规，对于自认为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又负担过重的孩子来讲，平常得很，他们总觉得有权受到宽容。公立学校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真正恶劣、破坏秩序的行为，不过在惠尼中学完全见不到，这儿只有一些芝麻绿豆的小错，大家历来都懒得管——但戴夫老师除外。

对学生绝不手软

“虽然我们叽叽咕咕地抱怨，”詹尼弗说，“可是，老实说，知道你不能在这儿耍那些老套，反而感觉很好。事情简单多了。你也能专心。大家知道在这里耍任何花样都没有好处。”因此，老是忘记带课本到教室的学生，将会得到这样的处置：戴夫老师准许他们去储物柜取出教科书，可是当他们回到座位，会发现桌上放着一张白纸，那是一份作业，他们要写一篇两百字的作文。在考试日迟到或缺席——相当于软性罢工的学生，最后必须补考，题目还难得近乎残酷。很少有人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戴夫老师很喜欢告诉学生，尽管学校在加州排名第一，但学生们自视甚高的学科能力也许是夸张了一点。多年前，他在一所贫困的西班牙语区学校教五年级，他给他们的考试，就是现在十一年级学生叫苦不迭、高喊太难的美国总统测验。“我的五年级学生考得更好。”他微笑地告诉他们。

戴夫老师告诉学生，他明白有些惠尼中学家长酷爱竞争，结果可能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接过很多家长打来的电话，他们有各种理由反对任何低于A的成绩，他们会游说、埋怨，甚至威胁，软硬兼施，就为了说服他提高成绩——他说，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除非是计算上出了什么错，否则他绝不会更改。“不幸的是，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还有行政官僚，向这类压力低了头。要拒绝的确很难。可是，如果同意更改，就剥夺了制度的公正性，岂不更糟糕……假如我更改某个人的成绩，而他并不是该得到这样的分数，那么对所有凭实力得分的人都不公平。我们有些老师像分发糖果一样给学生A分。A应该有A的价值。”

戴夫老师让学生知道，他理解，学生和老师一样，也要面对家长压力，而这种不顾一切只为得A的态度，会引诱学生作弊。因此，为了让大家都好过，从第一天起，他就要大家明白，他会采取一切手段防范作弊。一旦有抄袭的证据，任何文章、测验、作业就会得F，而且他把所有规则以及所有其他的课堂要求，都写在黑纸白字上，成为铁定的制度。“过去很多年，我从来没有制定过行为守则。只需要向大家说一声，‘要守规矩’，每个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基于可能的法律诉讼，某些管理人员的做法，还有家长的紧逼盯人，我发现最好是写下来，以保障我的权益。所以，请看这个。”

他要求大家在这份课室行为合约上签字，而且要父母签字。“这点提醒了我，”他又用一贯的挖苦语气说道，“等我拿到你从家里带来的两份签名，你父母的还有你的，而笔迹相同，拜托至少用不同颜色的墨水……不过，你最好当心点。如果你父母来学校，抱怨你的成绩太低，抱怨我扣分却没有解释原因，我可以说，‘噢，这份合约你是签了名的’，随后，他们看着自己签了名的文件。我最好还是别继续待在那里，因为他们对我的攻击结束，现在要追着你们问了。”孩子们通常会微笑，脑海中浮现那个画面。戴夫老师相信，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会假造签名，不会作弊，但是他们仍然很乐意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那些作弊的人占便宜。

下课后，有些孩子走过蜂拥的走廊，谈论着为什么似乎每个人都喜欢戴夫老师，就连那个开学当天断定戴夫老师很可怕的同学梅根也不例外。“很奇怪，”詹尼弗说，摇摇扎着长辫子的头，“但在戴夫老师的课上，正是因为他那么严格，你可以放松。你会以为情形应该相反，因为，你知道，我们是青少年，任何事情只要能混就混。但是，当大家都知道混不了，就会放松下来，开始学习。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喜欢他的课的原因。”

与校长的拉锯战

纵然戴夫老师广受学生欢迎，却不能博得惠尼中学校长的亲近，他们两人几乎没有相同点，共同语言甚至更少。布洛克校长跟戴夫老师互相不喜欢，从前还隔着薄薄的一层膜，两人互相以礼相待，但现在差不多人尽皆知，连向来不清楚教师之间关系的学生都知道了。每当学生稍稍一鼓动戴夫老师，他就会十分乐意地开始批评起学校的管理，他从不指名道姓，但是意思很明显。而在学校的另一端，布洛克校长一星期召开数次领导会议，参加的教师人数有限，学校所有重大决定都先在会议上仔细研究，然后以充分公开、民主的方式定下方案：戴夫老师在这些关键会议上的缺席颇引人注目。

布洛克校长认为戴夫老师是“老一辈的”，他有成绩作为武器，使学生听话，用极难的补考惩罚学生，学生犯错就扣分数，把成绩拔高到课堂上最重要的层面。布洛克校长认为这不是鼓励学习的好方法，不过，他的看法在惠尼中学会受到严峻考验。这里许多学生认为，分数对他们来说——或者对他们父母来说，胜过其他一切因素。校长承认，的确，不能说戴夫老师只会推行成绩单恐怖主义，不管他的方法过时不过时，要不是他有教学才能，怎样解释他如此广受学生的欢迎？

另一方面，戴夫老师发现，传统方法有其清晰明白、目标明确的优点，他认为布洛克校长性格摇摆不定，老是做墙头草，不停地观察风向。他跟校长一向为工会的事情针锋相对。今年，由于他妻子在进行癌症治疗后疗养，他辞去了工会的职务，之前，他一直是ABC联合学区的教师工会总协调人。学区内恶劣的劳资关系直到最近才有缓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戴夫老师协助领导了一次教师罢课活动：当中有一次电视访问，他尖锐地批评了学区领导人的策略。他说，从那以后，他就被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帽子，老是被分派去做带有惩罚性的工作，就是因为他“大嘴”。不过，工会的那次罢工行动出乎意料地获得大胜，赢得家长跟教师站在同一阵线，他们投票选举出的新任学校董事会，半数以上是工会支持的候选人。

上学年春天的时候，戴夫老师和布洛克校长本来就很糟的关系，跌入了深谷，当时，历史老师突然退出了设立六个辅导组长的计划。惠尼中学计划为每个年级安排一个辅导组长，他们既教书，也当顾问。这个新方案目的是解决惠尼中学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工作负担过重的辅导老师很少与他们的学生见面，甚至不认识。因为两位全职辅导老师每人要辅导五百名学生，跟学生完全没有教室里的接触，就像大多数公立学校的辅导老师一样，只有在危机发生时，他们才有机会跟学生建立联系。在惠尼中学高压锅般的环境里，情绪紧张与失眠日益常见，而且存在一种深刻的学校文化，大家都不承认自己不够完美，因而原有的辅导模式已不再能够应付现在的情况了。教课的老师跟学生很熟，由他们取代专职的辅导老师，似乎顺理成章，这个主意一经提出，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早想到这点。每位新组长只需管理一百七十名左右的学生，即使他们把时间平分在教学和辅导上，也会留有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跟每个学生至少一个月谈一次话，若有需要，次数还可以增加。雪莉老师告诉其他老师：“我们希望由事后的危机处理，变为事前预防危机的发生。”当时行政单位正在全力准备向教职员推广这个计划。

戴夫老师绝对不是会为了改变而改变的人，竟然也热烈赞成这个想法——起码在开始的时候。他甚至同意加入委员会，参与聘任辅导组长并且决定职务内容，而且只要他开口，不论校长对他的私人看法如何，其中一个组长的位置就会是他的。布洛克校长知道，有这位难缠而影响力不小的历史老师支持，这一计划要获得工会和许多其他教员的通过，必定轻而易举。六个全职老师将会变为兼职，把剩下的半天时间花在繁重的辅导工作上，因而大多数老师必须承担新增的教学课时数。在仅有的四十一个全职教员的学校里，空下来的课时数相当可观，而许多老师已经在惠尼中学待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并不特别乐于看到自己一手帮助建立的学校出现剧烈的改变。在一所现代公立中学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里，任何新事物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合作人物：布洛克校长需要戴夫老师。他们很顾全大局，为了这个两人都认为有助于孩子的计划，把相互间的敌意搁置一旁。

但是，当工会领导跟学校起了冲突时，他们的合作骤然停止。工会抱怨没有得到学校充分的知会，似乎问题在于程序，而非实质内容，不过这个障碍还是一样，必须解决。该计划需要学校做几项让步，原因是组长的职权混合了管理和教学两方面的任务。此举的连带影响，远远超过学区最小的一所中学里六个教师的命运，如果通过了，学区其他学校说不定会做同样的事。布洛克校长和几位工会领导人开会，希望消除误会，但没有成功。很快所有老师的信箱开始收到信件，通知他们，因为该计划侵犯了教师和学区的合约，工会正式反对这项计划。布洛克校长和戴夫老师为沟通破裂而互相怪罪对方，历史老师离开委员会，六名辅导组长的计划胎死腹中。

布洛克校长说得很清楚，即使这一计划可能因此而缩减，但无论如何他都会推行下去。他在学区里找到先例，必要时，校长可以指派老师从事特殊行政职务，他们的薪水从校长直接管理的行政经费中支出。只要相关的老师同意职务上的调动，工会无法干预。布洛克校长找到的钱数和老师人数，刚够腾挪出三名辅导老师的位置，只是最初计划的一半。于是一位辅导老师要带两个年级，大约三百多个学生。这仍旧要比目前重得不得了的辅导工作量好很多。同时，这还意味着，新的辅导老师因此不太可能保证按时教学，只有雪莉老师从一开始就坚持她可以身兼两职。布洛克校长找到了绕过工会反对意见的一条路，但是改革幅度大大降低，也导致他与历史老师的关系僵化。

后来，布洛克校长的另一创新之举，使戴夫老师跟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没有人感到惊讶。布洛克校长打算向科技公司示意，希望建立一所“科技领先型学校”。

要说戴夫老师对科技毫不关心，这还不足以形容他的观点。他一直拒绝使用电脑，历来使学生觉得十分有趣，可是他的态度——不少同事跟他一样，也对学校引进新科技的行动制造了障碍。

戴夫老师并非没有道理。他认为，教科书、教师薪水及学校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应当优先于引进价值还没有得到证实的新机器。毕竟，建立扎实的教案和课程，以及弄清楚在实际教学中什么有用，什么没用，要花上好几年的工夫。在引进多媒体演示、电脑软件教材和其他科技产品以前，必须更多地重新思考、重新构建、重新设计老师的教学方法——这需要花上几十个小时，甚至有可能数百个小时。而老师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等于是牺牲了自己业余的时间，完全没有报酬可言。因此，很难看出有什么诱因，能使一个成功的老师随意抛弃积累了二十年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可是，布洛克校长保证不会一定要老师把新科技生吞下去，他仍在积极找机会与科技公司建立伙伴关系。

睿智狡黠的老人

戴夫老师不用电子日程表，不用PDA。当他需要记得一件事时，便在纸上草草写下短句，塞进口袋。他规定的研究报告、参考资料必须是有实际纸张的真书，而不是一个网址。时事的口头报告，一定要引用真正的报纸，而非不入流的网站。下列作业迟交的借口，他一律不接受：“我的电脑瘫痪了”、“我的报告被电脑吃掉了”、“我的打印机没有油墨了”，或是任何其他科技怪兽主题的变奏曲。“只要你想，总有办法做好的。”他只说。他的桌上有台年久失修的电脑——学校坚持要给——但是，只有他的助教科莎，才会把它打开。

“有个学生花了三年时间，用尽所有他想得出来的论点，想说服我用那部电脑，”戴夫老师很自豪地告诉全班，“他失败了。”

戴夫老师的教室是史密森认为极为不幸的那种传统教室，要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 Franklin）见到了，也能轻易认出来：老师讲课、布置作业、带头讨论、鼓励发问和辩论、复习讲过的内容、出题考试。每个星期，戴夫老师的美国历史最新的一节课都在重复这个模式。

这是最基本、最简陋、最严谨，或是最纯粹的教育——用哪个形容词，取决于你的立场。没有多媒体展示，没有流畅的录像带放映。戴夫老师连黑板都不用，只拿来写考试日期和报告截止日期。他有意不在新电脑白板的申请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学区发的一份备忘录，要求老师在课堂上容纳更多科技产品，他的处理方式一如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一切行政文件：不予理会。

然而，老古板的戴夫老师是学校里最受爱戴与欢迎的老师之一；他的学生AP测验考得很好；邀请他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毕业班届数，已经多得数不清。不同的学生喜欢他的理由也不同，但是似乎可以一言以蔽之：跟他怎么教历史的方式分不开。在他眼里，历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连续的故事、人物和高潮迭起的情节，这些全都带进了他的课堂。去听听他的课，就会知道原因很简单：他懂他的题目，不打一点折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解最新的研究，因而能以具有特别意义的细节、局内人的了解，以及对传统看法的驳斥，不断带给学生惊奇。没错，他同意学生所说的一点，“今天我们读《汤姆叔叔的小屋》，写得糟透了。很难想象怎么会那么轰动。但是，站在18世纪的立场去看，当时在整个美国南方都是禁书，那么它绝对具有革命性。它带来新的启示，成为畅销书。”

他沉吟了一会儿，“想想看，大家认为奴隶不是人的时候，你说这个看法有问题，那么，你是在跟整个制度、整个经济体系作对。一本小书，禁掉它没有用。大家再想想看，就连在英国，奴隶制度也受到了攻击，它也是畅销书。林肯在一个聚会上见到哈丽叶·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他对她说，你要为这一切负起责任。”

孩子听到这样的轶事，喜欢极了，这是戴夫老师的标准作风：大事件大场面，点缀一些恰到好处的细节。其实，细节本身也是个大事件。接着，课堂讨论延伸到当代的奴隶交易问题，强迫性的奴隶移民和自愿性的其他族群移民之间的差异，以及那些差异如何奠定日后不同族群在美国的历史发展和地位。比如说，惠尼中学的孩子知道，从韩国来到美国的自愿移民，整体来说倾向于在学校里表现优秀；而在日本的韩国人，他们在历史上是被迫迁徙来的，整体来说通常被视为较差的学生。在戴夫老师的班上，学生似乎很少感到历史跟自己的生活无关，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很聪慧、能够举一反三，但也因为他们的老师有意要在当代事件与往日事件中找到联系。戴夫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唱反调，学生尤其难以抗拒。

“八年级的时候，你们上一次学到这段历史，比较起来，是一种吸收固有价值观念的学习，”有一次他这么说，“现在你们是十一年级，我们要看实际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不要打破对亚伯拉罕·林肯的迷信？”他问全班。

“要。”答复异口同声。

“亚伯拉罕·林肯被认为是伟大的奴隶解放者，你们八年级都学到过，对不对？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奴隶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他让一个阻止黑人集会的法律通过？还有玛丽·托德（林肯之妻）来自于肯塔基州一个很有势力的蓄奴家族？她的三个兄弟都为南军战死。有人控告她为南方作间谍，林肯必须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为她作证。”

班上每人个看起来都很专心在听。他们这一辈子听到的都是林肯给了奴隶自由，这事大家都知道。而现在戴夫老师告诉他们，等一等，林肯是个伟大的总统，说不定是美国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但是原因并不在于他最受称道的那件事。

“奴隶解放宣言给了几个奴隶的自由？零。”戴夫老师告诉他们，他们的教科书，他们以前上的课，从来没有提到这点，“宣言只影响到北方所控制的地区。不过他达到了最主要的目标：不让英国人加入战争。”

然后，他发下这星期的词汇——必须学习的关键课题，共二十五个，涵盖了他认为这一章美国历史最重要的主题和事件。这星期他们会在课上讨论每一个词，学生之前已经知道试题就在其中。考试偶尔会考选择题；更常见的是，学生必须就每个词汇写上一段解释。就考试而言，这门课没有什么意外惊奇之处：听讲、念书，分数就高；心不在焉、不读课本、忽略词汇，分数就低。这种教学方式稳定连续且符合学生的预期，加上生动的讲课和讨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很有效。他们如果表现差，几乎从来不会抱怨是老师不对，他们知道原因在于自己。

跟其他一些学生一样，塞西莉亚视戴夫老师为她最喜欢的惠尼中学老师之一，觉得他的“颠覆性”人格很可亲。

“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正在大声宣称，女性是个愚蠢的种族，”她带着好感回忆道，“因此，下一次他说女孩子不应该出现在教室里之类的话，我就说了像这样的话，‘唔，老人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可是你还在这里’……随着课堂讨论的进行了，我发现他故作沙文主义的姿态，目的是使大家站起来为自己说话，将来才不会被那种人踩在头上。他不受普通教条的约束，比如说，‘别跟学生打成一片，永远保持一段距离’之类的教条——他跟你讲话时，把你当平辈。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反应不如他那么快的话，就会被他机智狡黠的嘲弄搞得很惨很尴尬。他根本不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虽然他每一条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遵守的是自己那套规章，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真的抗议过……就算有，他也不会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