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周到了

季末周快要到了——惠尼中学每个学季的最后一个星期全是考试。在那之前的两个礼拜，所有的事情接踵而来，越积越多：工作、会议、大学申请截止日、好消息、坏消息。一大堆的麻烦事。

雪莉老师的办公桌似乎是麻烦事的中心地带，放着一堆便条留言、粉红色和蓝色的转交条、成绩单、档案。她一直在和川流不息的来客会面：有的是问题孩子跟他们的父母，这些孩子的问题最好立即纠正，以免堕落到来不及挽救的地步；有些则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得了一个B，就人心惶惶，需要她来抚平心中的恐惧感；还有的是留校察看的孩子要是能得到那个B，他们愿意交换一条手臂，他们自信心全无，等待她的一剂强心针。

约见家长

十月下旬一天，她在教员休息室坐下来，跟其他科学教师一起，准确开科学教学组的会议。她叹了口气，说道，“我见到了约翰（John）的父母。”

进驻普勒尔旧教室的新老师妮塔·宋，不自在地笑了一下，是她介绍那名九年级学生给雪莉老师的。他的父母打电话抱怨小孩的进步报告（Progress report）不够好。进步报告是个早期警告，由学校寄给某些学生的父母，让他们知道小孩的学期末成绩单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不如意”是这个报告的别名，有些孩子截取报告的技巧高超，在爸妈还没看到信件之前，先过滤一遍。每次雪莉老师发了一个不如意报告，但是没接到学生家长的询问，她一定打电话追踪，确定通知已经传达到了。约翰的报告平安抵达，结果一如预期：他的母亲第二天打电话来，非常不安。约翰人聪明，但在课堂上桀骜不驯，拒绝写完作业，分数因此不佳。他就是不肯听妮塔老师的话，他父母的态度似乎在不相信和绝望之间摇摆。“结果呢？”妮塔老师问道。

雪莉老师摇着头说，“很有意思。他妈妈问，‘你认为他需要寻求专业上的帮助吗？’我说，‘不需要，他需要开始做作业。’”

这一小群科学老师笑了起来。他们坐在休息室一块高背椅隔开的区域里。有些学生考得不错，但是逃课、不交作业，还认为自己应该过得了关，甚至分数应该更高，在惠尼中学他们通常能如愿以偿。他们人够聪明，能力够强，因此能够得逞：或者，他们有父母愿意写凭空捏造的假条；或者，老师在一波波的求情和电话攻势之下，心软了下来。雪莉老师说：“现在不会这样了，至少约翰的个案不会这样。他人是聪明，但是太懒，不肯做功课，我们更不能让他轻易脱身。他妈妈答应帮忙。”

你的作业就是去生活

雪莉老师似乎特别忙，寡言的青少年，以前从来没找过辅导老师，现在每天坐在她的房间里不走。他们难受的时候找她，生气的时候找她，担心某件事的时候也找她——他们知道雪莉老师会倾听，会欠过身把门关上，在这个以狭小、缺乏私密空间而出名的学校里，创造一小段静谧的时间；她会不顾自己的工作分量有多重，想尽一切办法帮忙；只要可能的话，她不会高高在上地评判他们；如果他们该受罚，她就会痛骂他们一顿。

已故的普勒尔既是她的恩师，也是亲近的朋友。不论在多年前，当她是个害羞的低年级学生时，还是后来，当她成为惠尼中学年轻的新老师时，普勒尔都给了她很大的帮助。雪莉老师记得几年前，普勒尔是怎么帮助一名学生的。那名学生被父母逼得极紧，没有时间交朋友，不能在书本和课业之外跟其他孩子交流，更没有时间玩。他要进哈耶普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痛苦不堪。因此，普勒尔给他的作业是看电视。他必须在当时青少年最流行的几个节目和几个毫无价值的电视剧之间任意转台，目的是要他能跟别的孩子有共同的话题，让他放轻松点。他的父母以为他在做一项特别的作业，一个健康教育老师想出来的点子，事实上也的确是一项特别作业。普勒尔告诉那名学生，“你的作业是去生活”。这个办法，雪莉老师喜欢极了。在这方面，雪莉老师以普勒尔作为自己的典范。

这类压力近年来不断升高。惠尼中学被诸多力量朝不同方向拉扯着。例如，大学入学的竞赛、经费充裕多年之后的紧缩；全国性的教育政策只注重出问题的公立学校，而忽视成功的个案。跟雪莉老师一起成长的中学早就消失了。当她刚进惠尼中学时，学校还在为生存而奋斗；老师和学生仍然需要向大家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做法有成效。现在，惠尼中学是学区里的一颗钻石，是全州的一颗闪亮明星，而孩子们自认（不无道理）是学业上的巨人，他们名列前茅已经司空见惯。赢得哈耶普青睐的分数和素质，是大家从未停歇的追求，同学和家长之间，都已经习惯性地比较考试成绩。今年，有两个惠尼中学学生SAT得了满分1600分，其中一人在学校以平易近人和运动能力广为人知，但他要求学校不要泄漏他的名字。然而，父母否决了他的谦虚，在社区报纸刊登广告恭喜自己的儿子，大肆宣传。

在惠尼中学和其他大学预科中学里，高级选修课（AP）逐渐取得优势，成为高年级学生优先级选择的课程，这正是此类紧张情绪的表征。高级选修课已经成为申请顶尖大学的试金石。AP课程围绕着一个测验运转，每年五月，教育测验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也负责SAT测验）举办的标准测验是AP的高潮，过不过关在此一举。高分过关，大学学分就到手；未获得高分，你就浪费了一年——这是许多学生的观点。因为修AP，不见得是为了学习，但绝对是为了考试。惠尼中学的AP成果，至少在书面上，令人大开眼界——包括了很高的分数、额外的大学学分以及惊人的全校及格率。

即使如此，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的喜悦可能在经历AP课程考试时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考试而记忆的东西，往往不能在脑海中长期保留，以至于日后无法继续利用。孩子们学的是怎么考好法语或生物或公民，他们对那些科目的兴趣就停顿在那儿，甚至根本被紧崩的课业给扼杀了。雪莉老师明白自己的重大任务，那就是提醒孩子们愉快地去生活。

学生需要指引

现在，有一些十六岁的学生来找她，他们断言自己不正常，因为不知道未来的一生想做什么。这些学生要所有的事情都肯定下来，清清楚楚摆在眼前。尤其在学生们策划周详的学习生涯里，“不确定”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感觉。

“一点也不算不正常。”雪莉老师对内莉（Nellie）说。内莉是个特别容易紧张的十一年级学生，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路在何方。“你不需要现在决定，很多孩子要上了一两年大学以后才决定。事实上，以前很多很多正常学生都是这样的。”

“可是，我有那么多朋友都已经决定好了。”女孩惴惴不安地说道。

“相信我，那些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前途与命运的小孩，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雪莉老师说，“你知道，不少父母常常很确定事情该怎么做。你应该感激自己有这个机会可以自行决定，仔细想想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需要时间，你有的是时间。”

然而，雪莉老师知道，实际上，很多孩子没有这个时间：在他们准备好之前，就必须决定主修什么。加州大学的顶尖分校——洛杉矶和伯克利——入学竞争如此激烈，学生经常在调查哪些科系最冷门，最能给他们录取增加一点助力。想进热门科系——例如工程学或影视——会使录取更加艰难，因此，尽管学生们对园艺毫无兴趣，但开始考虑选园艺作为主修科目的惠尼中学学生，不止一个。当然，大部分的紧张压力是学生和家长自找的。全美国一共有三千多家大学和学院，很多都各具特色，个别科系并不弱于甚至优于名气大的学校。其中不到一百家学校的入学需要激烈竞争；而在这一百家开外的学校，惠尼中学学生如果想读，绝大部分等于已经保证可以录取。可是，大多数学生将目光聚集在同样的十五所、二十所学校，以至于竞争激烈到疯狂的程度，就是因为它们是品牌学校，是大名鼎鼎的学校。这也是为什么，才十五六岁，内莉这样的孩子就在吞服胃片，镇定翻搅的胃酸，只因为他们无法决定读医学还是读法律。内莉离开了，刚刚稍微平静了一点，紧接着来了一个十二年级学生，穿着拉拉队制服，一进门就嚎啕大哭。十二年级的辅导老师盖瑞·麦克哈顿（Gary McHatton）不在，因此雪莉老师领着她进自己的办公室，预想会听到一件悲惨的伤心事，因为学生的模样确实悲痛欲绝。等到雪莉老师明白过来，该学生的伤心事不过是微积分考试不及格，她才松了口气。那学生哭诉，“可是我数学从来没有不及格过，我跟这节课的数学老师就是合不来。”

雪莉老师抚慰她，然后约好爱莎来替她补习几次，爱莎的微积分AP测验得到最高的5分。“今年才开始没多久，补习一下，不会有问题的。”雪莉老师向她保证，然后送平静下来的学生出门。

“但愿每个问题都这么容易解决，”她说。随后，电话铃响了。

◆ 做生活的吉祥物 ◆

“哇，安娜！我不敢相信你真的自己单独出场表演。我绝对办不到，要很有勇气耶。”

我无条件热爱当惠尼中学的吉祥物。过去三年以来，时不时有人会向我走来，说，“你就是那个吉祥物，对不对？”其中包括完全陌生的脸孔……我真的被他们温馨的话语所感动，例如，“表演得真好”或者“真酷”。

我是穿着毛茸茸的吊带长裤、戴着米老鼠手套的那个女孩；我是和裁判跳舞的那个女孩；我是在排球场跳到裁判位置上的那个女孩；我是在篮球比赛时，差点因为太吵闹而被逐出场外的那个女孩。今年是我第三年当吉祥物，我喜欢扮演吉祥物时的每一分钟。

拉拉队、歌队、吉祥物，目的都只有一个——我们的存在是为了支持运动校队，不管情况是好是坏。不过，吉祥物略有不同。当吉祥物不需要腿踢得很高，用身材吸引人。吉祥物有个特权，可以看起来古怪而不搭调，爱做什么都行。我学不了俄国人，我的身体无法弯腰让手指碰到脚趾——我很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脚趾。然而，吉祥物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可以现场即兴发挥。

我喜欢认识陌生人，喜欢跟不太知道我的人打交道，因为我从他们那儿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毕竟，我渴望能从事帮助别人的工作……我只不过单独表演表演，就能认识人；大家在走廊上认出我来，他们拥抱我，我也拥抱他们。

——安娜 

琐碎而又糟糕的日子

早上点心时间，学校的扩音器传出通知，召集所有的老师到教员休息室开会，声音急促。“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联席校长芭迪·海格（Patty Hager）站在教员休息室，焦虑地扫视一个个走进来的老师，“有个很坏的消息，”当房间半满时，她说，“我们再等一分钟，大家到齐以后，只需要说一次。”

所有老师都到了，每张桌子和每个空隔位置都坐满了人，几乎要挤出人来，结果是雪莉老师站了起来，清了清喉咙，她看起来比平常更苍白，“今天早上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消息。洛根老师的儿子汤米（Tommy）昨天晚上被开车经过的人枪杀了。”

老师们倒抽一口气，摇着头，有几个人哭了起来。黛博拉·洛根（Debra Logan）是惠尼中学英语教学组长，今年没有教课，成为了三名年级辅导老师之一，是雪莉老师的同事。她爱开玩笑，工作却脚踏实地，很多孩子叫她洛根妈妈。每次有不幸的事发生，都是洛根妈妈负责主持的，忙这忙那，替别人打点。她儿子汤米即将大学毕业，快拿到会计学位。惠尼中学的老师从小看着他长大。

雪莉老师又清了一次喉咙，“我们知道的不多，连在哪个城市发生的都不知道。他站在走廊里，人在门外，那时一辆车开过来，有人开始射击。他其实并不是对方的枪击目标。汤米没有在帮派里混，他从来没加入过帮派。”她停了一下，继续说道，“学校送了花给她，不过，别打太多电话给她……她明白我们大家的感受。她很明白。”

老师们聚在一块儿，很少这么安静，此刻忽然听到这种消息，大家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同一天早上，一大批学生获准离开学校去参加一个丧礼。学生议会主席的父亲，不到一个星期前，被汽车撞死，肇事者属于酒后驾驶。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汤米·洛根享年二十五岁，遗下四岁的女儿，她是黛博拉·洛根唯一的孙女。临时会议结束后，老师们鱼贯走出，回到教室，思索着要怎么告诉学生，这么可怕的打击，竟然发生在大家喜爱的老师身上。

“汤米交了些坏朋友，”雪莉老师对留在后面的几个人说，“黛博拉最担心的一直是这个问题，怕他被拖下水。可是他真的改过自新了。看来，他是很不巧地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

接下来，那天的一切仿佛都超脱现实。麦克哈顿被一堆待写的毕业生推荐信和待发的大学申请文件缠得脱不开身，因此雪莉老师在自己的两个年级之外，又接待了洛根的八九年级的学生。之后有好几个星期，她每天晚上都必须工作到六七点以后才能回家。

随后，新的几何老师突然辞职。学生在教学评估上给他的评语有好有坏（虽然他的教学能力十分可畏，但对于座次表这种日常东西，却完全没有概念）。他离职的时候太糟了，偏偏选在季末周之前，尽管学校多次恳求，他还是不肯等到考试结束再走。结果他的学生陷入了混乱，成绩没人计算，学校着急地四处寻找能够顶替他并且长期留下的老师。因为这件事，向辅导老师表达不满情绪的孩子和家长，犹如洪水般涌来。惠尼中学的家长对数学尤其重视。

然后，又发生了成绩单失踪事件——十几份学生的成绩单，大部分属于全国杰出学生或是其他优等生，从麦克哈顿的一叠文件中消失。文件放在他经常不上锁的办公室里，几乎谁都可能拿走。学校的行政区域非常开放，一排办公室装的是透明玻璃窗，秘书和接待人员坐在敞开的办公室，学生整天都来去自由，把那里当作走廊和集合地点。惠尼中学不是一所过分注重安全问题的学校。柜台上摆着一个没人看管的篮子，装着大家捐的零钱，是用来买咖啡之类的。校长布洛克喜欢夸海口说，三年之中，没有人拿走一毛钱。

麦克哈顿并不怎么担心。他可以拿到新的成绩单，而且他觉得失踪的成绩单不可能有什么不法用途。大学要的是学校邮寄的成绩，不要学生自己提供。“我看不出来谁能利用它们。”

雪莉老师不同意，决定展开调查。她跟麦克哈顿说：“我认为有人无法取得这样的成绩，于是想偷天换日，动手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假造的成绩单上。”

嫌疑很快落在两位办公室助理身上，他们今年的课业表现很差劲。其中一人可能会因为不及格的课程太多而毕不了业，但她一心想进一所顶尖大学。有人回忆起，大约一个星期前，看到她们当中的一人单独呆在麦克哈顿的办公室里。可是，当雪莉老师婉转地询问他们，并没有指控，只是问他们知不知道任何线索时，他们没有表情地直视着着她，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雪莉老师，我们不知道任何关于成绩单的事。”当然，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回答，反而使她深信他们知道。她列了一张单子，上面有她打算问话的学生，也有她准备招募提供“秘密情报”的学生，然后放在一旁，很快就埋入书桌上成堆的小山下面，变成一件悬案。

接下来，一位怒气冲冲的母亲来到雪莉老师跟前，要跟她谈论自己的女儿，那位女生伪造了一张病假条，不来上学。一开始，学校打电话去问的当天，母亲证实了女儿的缺席没有正当理由——只是不想去上课，并非生病在家。可是，等到母亲了解到，在惠尼中学新的严厉惩处政策下，女儿必须因为伪造假条而上“周六班”，而且会被禁止参加毕业舞会，她的说法改了。她来办公室发誓自己是写了那张字条，女儿那天的确生病在家。

雪莉老师只是有礼貌地聆听，没有表达任何意见，然后，指出那位母亲描述的不断变化的情节，前后互相矛盾。但是毫无用处，母亲决心已定。如果家长选择替孩子撒谎，学校是没有多少办法的。“这给孩子上了很糟糕的一课，真的，”雪莉老师说道，“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必须让学生参加舞会。”

接着，雪莉老师发现，自己教的生物课再也不能做一项重要的、研究果蝇基因的实验。实验课的一部分是要学生以显微镜观察活的果蝇，以前的做法是用乙醚麻醉果蝇。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管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认为，即使使用乙醚量很少，尽管其使用历史已经长达几十年，但它仍然太危险，不宜在学校出现。雪莉老师曾经采取另一种措施，用冰块冻昏果蝇，不过显微镜的光线有热量，总是会把它们弄醒。有一回，一整窝果蝇从冻昏状态苏醒过来并四处乱飞，之后四年，雪莉老师的房间都有果蝇出没。“我放弃了用活果蝇做实验，”她说，“我们就用电脑模拟吧。虽然不够理想，但是现在潮流如此。我们也不能做血型测验了。以前可以用消过毒的采血针互相取样，简单又好玩。可是州政府说不行，有法律责任问题。”

然后，她必须把大卫拖到办公室谈话，再次讨论他彻夜不归的问题。他妈妈又一次打电话来，着急得不得了。可是对学校而言，这个问题十分棘手，因为大卫还是来上了学，也做了功课，但已经三天没回家。

雪莉老师问他：“你整晚在外面呆到早上六点，究竟在做什么？你疯了不成？连续三天不回家？”

大卫开始了冗长的辩解，起先是为了一份小组作业做到很晚，跟霍桑的《红字》有关——他说，他们必须替清教徒的桥头堡，当时的波士顿，创办一份报纸。他倒在朋友家的地板上睡着了。“你没听过有样东西叫做电话吗？”雪莉老师大声说。第二晚，他在朋友家做学校的网站，做得太晚。昨天晚上，他只是把车停在喜瑞都购物中心庞大的停车场，一边跟朋友聊天，一边躲避警察及保全人员。最后大卫承认，在外面待得太晚，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不想待在家里。”

“所以你和吉尔（Jill）一起待在外面？”雪莉老师问，提到另一个在外漂泊的孩子，因为父母的离婚，那个女孩充满愤怒。

大卫点了点头，说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接下来是不是也会接到她父母的电话？”

“不会，”大卫说，“她妈妈不会打电话的。”

雪莉老师难以置信，“她女儿整晚和你在外面待到早上六点，她会不打电话？”

“不是，吉尔在我家看录像带睡着了。”

雪莉老师搞糊涂了，“她整晚在你家，而你在外面？”

“不是，”大卫耐心地解释，“那只是吉尔告诉她妈妈的说法。”

这么多父母被蒙在鼓里，雪莉老师止不住自己的惊讶。那么多家长，尽管对成绩和大学申请的细枝末节一清二楚，却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朋友，在跟谁约会（或者，有没有在约会），甚至不清楚他们在哪里过夜。她摇了摇头，告诉大卫不能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我这么跟你说，不是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说，而是出于关心你的原因说，这样做不好。毫无疑问，你妈妈肯定会大发雷霆，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我晚上不会不回家了，”他疲倦地说。或许他已经达到了目的——例如他有目的——或许他只是太疲倦，无法继续下去，“这样根本没办法好好读书，我猜我上节课的历史测验是完蛋了。”

她让他回去，已经知道他母亲会罚他禁止出门一个月，而且宵禁时间提早。大卫接受惩罚，而且态度平静得出乎意料——好现象，雪莉老师心想。

看着男孩在眼前长大

多恩（Don）这天来看雪莉老师，不是因为有问题，而是来庆祝。他最近一次化学考试得了A。他微笑地告诉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雪莉老师知道，这非常不简单。两年前，多恩已经准备离开惠尼中学。他一直不守规矩，在课堂上十分叛逆，不肯读书。但是，等到雪莉老师认识他，了解他不幸的家庭史之后，情况逐渐改观。

几年前，多恩的父亲得癌症去世。然后母亲生命垂危，回到了家乡菲律宾，把他留给年迈的祖父母照顾。老人家们既严厉又传统，祖孙相处起来问题很大。他担负起一家之长的职责，照料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才上七年级。多恩很害怕，觉得自己需要负担的责任压力太大，对每个人都充满愤怒，功课表现退步。但在他对雪莉老师和另一位辅导老师黛博拉·洛根（Debra Logan）坦白相告以后，她们跟多恩的其他老师商量，大家联合起来，千方百计支持他，当他的亲人。在他成绩跌到谷底的时候给他以额外帮助，在他需要向人倾诉的时候听他说话。当多恩转身回去教室上课时，雪莉老师对他说道：“你今年的表现好极了。”

紧接着一番十分不同的对话又让雪莉老师感到非常欣慰。谈话对象是另一个年轻人和他母亲。他们来替这个十一年级学生办理转学，从惠尼中学转到学区另一所距他家较近的中学。

雪莉老师很意外，想知道原因。“为什么？他在这里表现不错。成绩好，人品好。上一所好大学的几率很大，说不定还可以获得奖学金。有什么问题吗？”

孩子直视着地板，他母亲看起来既难过又自豪。最后，母亲告诉雪莉老师，他们家在移民方面有问题。他们雇了律师处理，但是花光了仅有的钱，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她说，现在，他们很怕整个大学入学及学杂费补助的申请手续，会跟移民当局惹上麻烦。然后，她沉默下来。母亲不愿意儿子放弃上大学的梦，可是她心里又怕。

儿子开口了。他说，阿尔提夏高中（Artesia High School），也就是他将转去的那所较大的综合中学，有很多没有身份的移民就读。他可以融入那种环境。毕业以后，他想去工作，也许在工作之余的时间上社区学院。他应该开始分担一些家里的开支了，读书嘛，不急于一时。

“不行，”母亲说，“你应该上大学。我们已经穷了这么久，再穷一两年也没关系。”

儿子第一次抬起头来，说：“对我有关系。”

她暗想，此刻不是说服他的时候。只有祝福的话最合适，“祝你一切顺利，我们会尽力提供帮助。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惠尼中学绝对欢迎你回来。”

送走这对母子之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琐事都有了价值，看着一个个男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渐渐成长起来，尽管他们离应该成人的时间还早着呢。但她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