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83年,在全州性的测验里,惠尼中学的成绩列入前三名。到1987年,爬上了排行榜榜首。同年,美国教育部授予惠尼中学“杰出学校蓝带奖”(Blue Ribbon School of Excellence),这是该校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后来还两次获得。从此之后,惠尼中学一直是加州排名第一的学校,而且大部分时候,在全州每一年级的评比中都是夺冠的公立学校,测验成绩也经常超过全国其他公立预科中学公布的数字,并且超过很多私立学校。
这一点,既成为社区居民倍感自豪的地方,可也是一个痛处:每当本地报纸又一次发表新闻,报道惠尼中学的考试成绩如何胜过学区内及州内的所有学校,喜瑞都地区其他学校的老师,尤其是主持大学预科和高级选修课程的老师,就更加对其恨之入骨。惠尼中学被控从其他学校窃取了最好的学生,被贬为反民主与精英主义——造成了“人才流失”。另外还有一些反击的手段,有的严重,有的轻微。学区关闭了惠尼中学的餐厅,原来那些现做的、营养均衡的学生餐点,被高热量、高脂肪、高价位、已经热好的汉堡、湿湿的三明治、薯片和汽水所取代。
不到一英里之外的喜瑞都高中,对惠尼中学的敌意尤其尖锐。惠尼中学加入该校的竞争对手行列以前,喜瑞都高中是学区内学业表现最好的常青树。自从惠尼中学推行改革以来,他们受到的最大打击是大学预科部分,不过,依然保持着远超过州平均及全国平均的测验分数,而且毕业生继续升学的比例也很不错,高达65%。然而,喜瑞都高中成为请求关闭惠尼中学呼声的中心,理由是惠尼中学的课程和教学已经存在于其他现有的综合中学,是不必要的重复。在那些请愿人中,有两名教师后来加盟了惠尼中学——教微积分的莫雷和年轻的科学老师罗德老师。
“你必须了解其他学校的老师当时是怎么想的——而且现在还是那么想,”罗德老师回想道,“你正在建立一个课程计划,提高学业水准,然后来了一所新学校,感觉上,他们简直就是在偷你所有的顶尖学生。这些学生每个老师都想教。如果你的课上全是这种学生,要出头,要夺魁,那还不容易?这让其他老师很生气。他们觉得不公平,对大多数的学生也不公平。”
当时别的学校有些老师这么说,他们的学校什么都不必改,只要跟惠尼中学交换一下学生,就可以挤到考试分数的榜首。而且每到年度州测验结果公布的时候,老师们又要重提此话。这种看法认为,惠尼中学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从其他学校摘来了拔尖的学生。惠尼中学面对的所有批评当中,最令鲍勃校长和那些一起共患难过来的教员生气的,也就是这一条,因为这个看法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他们说,惠尼中学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是在吸引伟大的学生之前,惠尼中学先按部就班爬上加州名列前茅的学校榜单,然后才变为学区的学科重点学校。最初几年,惠尼中学录取的人数在报名的学生中占相当高的比例,学生的组成跟学区每一所学校都很类似。尽管这样,惠尼中学进入了全州测验分数排行榜的前十名,然后是前三名,于是开始扬名。某种神话般的气氛开始环绕这所不起眼、严重缺乏设备的小小学校:一直要等到这个时候,入学竞争才逐渐开始。
“如果其他学校有任何不满,它们应该先反省自己,想办法改善教学课程,提升学生的成绩,而不是把表现优异的年轻人给拉下来,”鲍勃校长驳斥道,“而那些,正是我们惠尼中学当年所做的。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寄予学生极高的期望,而他们回报以极高的成绩。”
除了谁先谁后的问题之外——先有好学校还是先有好学生——到了请愿发起时,惠尼中学所收的学生不仅仅是原来可能去读学区其他中学的孩子了,已经开始有人纯粹为了进惠尼中学,而把家搬到喜瑞都及临近的社区。喜瑞都之所以能够转变为亚裔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大致要归因于惠尼中学。要不然,许多亚洲移民和亚裔美国家庭不会来这里:惠尼中学是块吸铁石。鲍勃校长厉声责备那些请愿人士,“是你们学校的表现下滑才造成人才外流,我们造就了人才流入。”
多年来,鲍勃校长和惠尼中学学生家长遏制并阻止了要求学校关门的种种行动,对方甚至采用一些稍加伪装的恶毒计划,如果按照他们的建议执行,学校会出现剧烈变动,导致无法生存,例如,停用任何入学标准,不收七、八年级学生,或是把惠尼中学并入另一所学校。有一个提议甚至要求分割学校的十八英亩土地,卖给建筑开发商。最终,每个提议都被推翻。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反对的一方终于找到最佳时机,当时学区面临三百万美元的预算短缺,对于只有两万两千人的中型学区而言,这个数目极为庞大。学区其他初、高中的大多数老师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要求停办惠尼中学与其他学校“重叠”的课程,至于其他方面的教育服务则不缩减。委员会开会时,来了许多听众,挤满了会场,每当一方提出有力的论点,听众就爆出掌声。整个学区似乎一分为二,辩论影响了每一个人,从学校董事会董事、行政单位的上层官员,到街头的老师和学生。那时的学监支持惠尼中学,但并不怎么热情。可是,批评者发动了媒体攻势,有的匿名对新闻界表示,惠尼中学追求“精英主义”,黑人和拉丁裔的代表人数如何少,而亚裔如何多。一名“学区高级主管”告诉《洛杉矶时报》,“筛选孩子是不对的。公立学校不让人入学,谁会说是对的?”还有一位六年级老师匿名加入口水战,“我非常反对惠尼中学对我的学生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极为负面。我眼看着惠尼中学毁了孩子。我眼看着它挑起孩子之间的争斗……他们以为自己一辈子的成败就在十一岁的这次考试分数上面。”
惠尼中学支持者辩论说,当运动明星、艺术家、表演者由于本身的天赋获得奖学金时,或是当四分卫的候补球员把休息区的凳子坐得发烫,而由技巧更好的队员上场时,并没有人抱怨。的确,如果教练不这么做的话,绝大多数的高中几乎会杀了教练的头。那么,为什么学业优秀的孩子应该获得不同待遇?难道他们不是一个群体,可以增进文化的多样性?
“成功遭到忽视,失败却获得经费。”惠尼中学的数学暨物理老师珊蒂·布鲁斯科(Sandy Bruesch)当时这么告诉《洛杉矶时报》。她是惠尼最资深的老师之一,今天她仍然有同样的感受。
最后,关门的请愿失败,惠尼中学的家长团结起来大力支持学校,使学校董事会不去干预惠尼中学。批评者也一定程度上取得胜利:由于经费紧缩,惠尼中学的体育馆兴建计划再度延后多年;而在校舍翻新、电脑连线上网及其他设备购置的名单上,惠尼中学排在末位。但是惠尼的未来至此定案,只要能继续保持高成就,将来便不会再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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