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最后几天和五月的头几天，学生们对大学入学这个成年仪式的烦恼逐渐变淡，但另一个令加州学生畏惧多时的春天仪式却不期而至：一年一度的STAR周。
标准化测验与成绩报告计划（STAR）是为期三天的炼狱，一连串的选择题测验，包括阅读、数学和其他几种轮流应试的科目，全州每个学生（除了高中毕业班）都得考，用来衡量每个学生、族群、学校的学科表现。当测验结束，全州所有8757所学校会依分数高低排名。名次是分组计算，类似的学校列入同组，不以绝对分数从头排到尾，理由是拿一所市区的穷困学校和惠尼中学相比，并不公平。无论如何，报纸、网站、机灵的家长和自豪的校长，一定会解析那些官方发表的不透明数字，制作出一个直接列出名次高低的学校排行榜。通过标准化测验得到的学校排名，称为“学术表现指数”（Academic Performance Index，简称API），辨别出成功的、失败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学校，赌注极大，影响深远。学校经费、额外奖金，甚至当地的房地产价格，都跟这个指数的结果息息相关，而跟实际测量的学校表现完全不符，远远超乎理性范围之外。这个指数就跟缩减班级人数的计划一样，是由政客而非教育人士所创。它衡量了几样东西，但至于孩子每天在教室里学到什么，并不在衡量范围之内。
在加州许多学校里，跟其他大部分州一样，STAR期间是一阵狂乱的训练和准备。万一分数下降会发生什么事情？校长和老师的咽喉被焦虑情绪紧紧扼住，他们知道，每个会计年度都比上一年度更危险。只要考试分数与去年相比变动达到上下几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学校是会得到还是会失去数以千计的经费，而书籍、教师助理、新设备，还有列入失败学校名单的可怕命运，全系于此。
STAR计划，名义上是要学校负起责任，并以此作为学校改进的诱因，它给学校带来的压力固然很大，但老师厌恶它的原因不止于此。测验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一种现成的全国标准化测验，叫做斯坦福9测验（Stanford 9），其内容不见得跟加州学校那年的教材一定相符。也许九年级的学生要作答十年级的社会研究题目，而十一年级学生考的是四年前学的东西。因此，加州各地学校的老师常常要中断正常课程，复习测验要考的内容，方法是那种快速而缺少实质的反复训练，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考试分数，但跟真正的学习或理解没有什么关系。孩子讨厌它，是因为测验跟自己的成绩、毕业资格、升级毫不相干。测验期间，教育进程完全中止。
不断有人、新闻报道，质疑这一测验及指数的可靠性，因此大家更加认为，以这个指标要求学校责任自负，很值得怀疑。特别是，如果在全部学生口中，任何一个群体的分数降低，那么，即使校内其他学生表现一流，也会被贴上失败的标签。这类古怪的矛盾使雪莉老师发愁：她怕一不小心，这种事就会发生在惠尼中学身上。那只是她担心的问题之一，她问自己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今年春天会答应去做这一年的“测验总指挥”。这个测验使惠尼中学位居学科表现指数的榜首，但是，得分如此之高，反而带来了相反的效果：由于简直没有进步的空间，学校拿不到额外补助的经费。“只有退步的空间，”雪莉老师说，“而且我担心这些孩子今年可能不会怎么努力。他们实在负担太重了。”
这个星期雪莉老师并不顺利。今天是星期二，测验的第二天。她双颊发红，头发散乱，整个周末都在加班准备。照理说，她的准备工作应该使得一切都得以顺利进行，可是不然。学区订购的十年级、十一年级的数学试题出了差错：超过两百份卷子失踪了，哪儿也找不着。试卷是从圣安东尼奥订购的，但没人敢说能不能及时送到。雪莉老师担心，试题公司的客户服务此刻有点不可靠，因为加州选择在考试的前夕宣布，以后将跟另一家公司签订测验的合约。
此时，十一年级的学生骚动不安。起先，有一群学生惊慌失措，因为监考阅读测验的代课老师，在朗读考试规定之前就开始计时。他以前没监考过这个测验，所以费了不少工夫；等他念完，预定时间已经用掉四分之一。孩子们很气愤，可是他不理会他们重新计时的要求。最后有个学生跑出教室，冲到雪莉老师的办公室，“雪莉老师，雪莉老师，那个代课老师把考试全部弄错了，他还不相信我们说的。”雪莉老师必须赶过去，指示他给学生更多的时间。
休息时间结束后，十一年级学生按计划是继续考数学，却因试卷失踪一直到放学都无事可干。如果能用手机找到父母，而且父母授权学校准许自己的子女离校，学生就可以出校门。不过，绝大部分的学生只得唉声叹气，既走不了，又没事做。老师也不能离开，因为他们必须监护学生，大家都浪费了一天。
测验的最后一天，失踪的试卷终于抵达，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送货员推着有轮子的平底板车，把试卷送进校门。然后，试卷分装，交到等待的学生手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之后，测验终于结束，学校的一周也浪费了大半，雪莉老师看来即将崩溃。竟然还有一个老师经过她的办公室，探头进来说：“看来今年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对吧？”雪莉老师差点被一口拿铁咖啡呛到，那是一个好心的学生端来的。她只希望“辛普森”会替她发言，大吼一声：“笨！”可是它很少在恰当的时机出声。她终于说出口，“要不是我这么精疲力尽，我会告诉你事情是怎么个顺利进行的。”那位老师灰溜溜地走开，没说一句话。
“我反对的不是责任自负——我完全赞同，”雪莉老师后来说，“但是，这个测验做不到。这是向公众示好，是政客的手段，他们好拿来说，‘看，我们正在改进学校，逼他们非努力不可。’而现在不只加州，全国都如此。”
雪莉老师是指一条新的联邦法律，这个学年刚刚付诸实施—— 《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规定全国执行这类测验，并且赋予家长权利（至少在理论上），有权带小孩离开表现差劲而且连续两年没有进步的学校。这个主意出自一个由得州提倡的计划，也是小布什当年竞选的中心议题之一。所谓的“得州奇迹”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教育绩效责任制的系统，通过测验计划提高了全州统一考试的及格率。布什的论据是，1995年学生及格比例刚过半数，但2000年升高到了80%。布什宣称测验推动了改革，优者得到奖励，劣者遭到惩罚。现在加州以及全国都走了类似的路。
但是，仔细研究得州的经验，就会发现那可能是幻想而非奇迹。得州的学生固然连续数年在该州本土测验上表现越来越好，但在联邦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中，并没有这样的进步。自从小布什当选总统以来，研究者已经指出，得州分数的提高，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学校的学科表现提高，真正的原因在于：第一，官方的及格分数降低；第二，特殊教育班级的学生人数突然加倍，那些学生可以不参加测验；第三，州内高中学生退学比例上升，这等于减少了通常在测验中得分最低那组学生的人数。同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者对二十八个州所做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得州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证据证明这种大赌注的测验能够改进学生的表现。
尽管由测验及责任制所推动的种种改革，着眼于提高全国学生的成绩，但是2002年全国教育进展评估披露了以下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美国高中毕业班的学生，80%无法通过一个基本科学测验。63%不会做四年级的简单乘法，内容相当于：邮寄一个包裹时，按重量来计算需要多少邮资。90%的学生即使使用计算器，也说不出自己的储蓄存款能得到多少利息。这也是为什么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必须补修数学课（往往教的内容属于初中程度），或者为什么美国本土出生的学生中，主修数学、科学、工程的人越来越少，还有为什么惠尼中学这么热衷于要所有的学生选修一年微积分。因为这样一来，大学会认为他们非常了不起，待他们如天神。这些都说明了二十年的全国责任自负的测验制度，好处是能揭露问题，但要拿它作为带动学校整顿的火车头，至今欠缺可行的明证。事实上，在全国评估中，大部分年级的基础数学分数，自1980年起就一直下降。
但是测验机器的运转速度毫无减缓的趋势；不管考试最终能不能改进学生的表现，它在政治上很受欢迎，而且是作为责任自负的有说服力的标志。对于惠尼中学来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学校受益于本身所憎恶的测验。即使雪莉老师的预测后来得到证实，分数确实下降——跟前一年相比，退步了9分——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而且完全不影响学校排在第一的名次。惠尼中学在满分1000分中得到956分；第二名是惠尼中学的当年模仿对象，旧金山的罗威尔中学，他们得到928分。今年加州只有另外三所中学分数达到或高于900分。如果考虑到众多加州中学里，只有6%的学校拥有800或800以上的分数，你就知道，惠尼中学所处的位置确实是“不胜寒”的高处。800分是加州规定每一所学校的正式目标，而目前平均得分低于这个目标几百分。加州自己定了一个独具野心、压力极大的目标：要在2014年以前，让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有足够的本领，能够进入四年制大学。目前，不符合标准的学生占总人数的绝大多数。但是惠尼中学多年来一直符合标准，这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雪莉老师说：“我们痛恨测验，可是我们爱谈分数。那是家长想看的，是学区想看的，是大家之所以认为我们很特别的原因。万一我们不再拿到那些高分，就要小心了。所有那些一直想要我们关门的人，终于会有足够的火药可以把我们轰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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