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尼中学，让人想念的地方

寒假过后学校重新打开大门的第一个早上，1月7日是教职员返校日，校园里只有老师，没有学生。教员刚刚开完会，在教室里随便做点事，补上遗漏的公文，算算学生的成绩。孩子们不在，学校尤其显得破旧不堪。

团队合作的困惑

写作专题讨论班在惠尼中学简陋的会议室里进行，一开始不太顺利。由于校舍建筑的奇特，会议室不但狭小、不舒服，还充当走廊的作用。我的长篇大论时不时遭到打断，有的是带歉意的借道者，有的是维修工人，还有送货员。穆斯蒂娄发誓，这个问题在校舍现代化后一定得彻底解决。

在和学生一起讨论的时候，背后隐含的问题逐渐明朗，一个再基本不过的事实摆在眼前：学生当中很多人根本不会写一篇有逻辑组织的作文，不会叙述、展开一个故事，加上他们不习惯担任自己故事的主角，因而使问题更复杂。很多人虽然学业成绩傲人，书读得多，认识的词汇更胜于大多数成人，却从来不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大多不认为写作是个关键，考试也不考，而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他们喜欢的沟通方式更是使自己没有机会来锻炼写作——电子邮件和上网聊天，连孩子们自己都知道，识不识字简直都没有关系。“在用即时通以前，我写得比较好，”大卫说，“现在我有时候会忘记要写完整的句子——在网上你用不着嘛！”

倒也不是每篇文章都差劲，只是好文章确实凤毛麟角，于是，那些文章便成为我拿给讨论课成员看的范本。

安娜老师认为她知道为什么毕业班上大多数学生写作文能力不如其他学业表现，原因之一是小组作业。让学生分组，合写主要的报告和作业，常见于许多课堂，结果造成他们缺乏独立写报告的练习，甚至不知道怎么动笔写一篇言之有物的简单文章。

“他们抱怨负担太重，”这位惠尼中学最新的英文老师说，她刚刚经历了十二年级高级选修班学生们特别做作的唉声叹气，“可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实在不多。在这个阶段，他们应该有能力写几段像样的文字。许多人办不到。也有一些人写得不错，可是，如果到了大学，大部分学生交上去的报告像现在这样子，许多十二年级的学生就会输得很惨。”她扬起一叠文章，“我真的很震惊。”

安娜老师发现，在她所能找到最难的选择题测验上，学生们表现很棒，而且他们阅读仔细，理解能力极佳，就连以难理解而闻名的作品，比如《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都不是问题。因此，她已经放弃一开始的假设，以为学校这么多移民家庭，或许语言障碍是写作困难的起因。现在她说，语言障碍不是问题，可能的原因就只剩下缺少练习了。

本来安娜老师不知道小组作业是惠尼中学许多课程的基本作业模式，后来，每次出作业时，她那班十二年级学生都请求让大家分组合写，她才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有几个学生，如果被迫要自己写，就只好抄袭在网络上找到的片段和文章，假装是自己原创的——这个问题令人担忧，以至于学校采用了应教师所需的网络专业服务“交报告网站”（TurnItIn.com），以便揪出剽窃的文章。孩子喜欢小组作业，因为他们可以整夜不睡，跟朋友相聚、上网、吃比萨，只做一丁点儿功课。雪莉老师说，屡有家长抱怨那些没完没了的团体聚会，以及没完没了的惊人食量——所带来的比萨账单。组里的写作好手可以负责大半的文字工作，其他人负责找资料和阅读，因此，盗用网上文章的诱惑大为降低。然而，在英文课上，分组报告的结果可能是把《哈姆雷特》或《第二十二条军规》分割成碎片，而不是每个人都读完整本书。安娜老师极为担心学生不阅读指定的教材，因此她要学生在课堂上逐字朗诵。不过她的不少同事宁可采取——或者至少容忍——小组作业分组报告的方式。因为五六份小组作业，比起二三十人每人一篇仔细研究后写成的报告，打起成绩来工作量要轻得多。

“我不相信团体报告，”安娜老师说，“可是我孤掌难鸣。在这个班上，我替每个学生打四十个分数，我还觉得不够。但是学校其他英文老师，有的给的分数不到一半。这是教师工作负担的问题，不是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其结果是，大学功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晓畅的报告写作能力——没有得到该有的训练。”

真实的个人小传

“你申请大学的个人小传应该是一个故事——你的完整的故事。”我想办法向学生们说明，“焦点可以放在你生命中的大事，或是很小的一件事上，都没关系，只要那是纯纯粹粹的你，能够向未来可能就读的大学表明，他们应该了解这样的你。”

此刻我发现——尤其当我正在讲述“你的故事”那部分的时候——除了那些正低着头在活页夹上记下我说的话的学生之外，大家正一脸茫然地盯着我。那些记笔记的学生让我很紧张，仿佛我真的在吐出智慧箴言似的。

“把这篇个人小传想象成最接近于你向他们自我介绍的机会。我不是熟知大学招生手续的专家，不过我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专栏文章，作者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招生委员。”这时，我忍不住提到，有很多申请人把学校的名字拼错，因而给学校留下了不好的第一印象，因为他们似乎是在申请一种夏天的大水果（Mellon与Melon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Melon是“甜瓜”的意思。作者在这里指的是学生们经常性地把Mellon误写成Melon，意思就成了申请一种“卡内基甜瓜”）。

我继续讲下去，“总而言之，每年卡内基梅隆大学有14000份申请信要处理，读信的人一共只有十人左右，一个星期内要看完。所以，你该不会想写一篇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个人小传吧？看的人只会把它扔在一旁，或是看得打瞌睡。你要写的是一篇具有你自己鲜明特色的个人小传。”

我真的吓住他们了。我大声读完每个人交来的初稿，问题出在这里：如果说今天读的大部分文章有个什么共同元素的话，那就是，孩子绝大多数会想方设法避免写出任何泄漏自己个性的东西，或是避免让人了解自己。

交上来的文章，有的写生活中的考验与起伏，以及改变生命的决定……不过，是发生在表兄弟身上的。有的写兄弟姐妹的成功，有的写父母、写政治、写贫穷。而毫无例外，接近结尾的某个地方，会有一两句不情不愿的短语，里面终于出现“我”这个字。作者解释自己由于观察别人而学到了十分有价值的教训。

安琪拉已经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三篇草稿，我继续督促她把更多的自己加进个人小传里，她写的是开车载那些困在学校的孤单无助的低年级学生回家。搞了半天，她只加了三句勉强称得上是个人小传性的细节，但还是太空洞，缺乏上下文呼应，我再次建议她写一些关于自己的正面细节进去。

问题不只是青少年不轻易表白自己的倾向。虽然有很多青少年也像安琪拉那样，对自已的最佳品质视而不见，但是，平日对自己很满意、对自己的能力和前途都有信心的孩子，在惠尼中学多得是，说不定还占大多数，他们知道将来进第一志愿或第二志愿学校的胜算很大，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很多人的作文仍然说不出一个故事，跟自己生活、处世、人生观相关的正面故事——或是任何一个真实故事。

一直到后来我才想到一个主意，凑巧能够帮助写作专题讨论班的孩子放开来，在文章中写入一些与自己和生命有关的东西。我问他们，有多少人选择题材时，不是因为自己想要写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学想要听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更配得上最新的大学入学情报，尽管自己并不真心相信。大约一半人举手，我知道我至少找到了部分答案。我告诉他们伊琳娜的“幸运裤”，以及她拿橡皮筋当橡皮擦的故事。我告诉他们薇薇安娜（Vivianna）在超市排队，没有帮助急需帮助的人的故事。我说，他们的申请表格、成绩单、测验分数和推荐函，已经包含了所有跟学业和日常成就相关的客观评价，所有的整体印象——就是缺了个主旨。这就是他们的个人小传要完成的任务。我叫他们去找自己的“真实故事”，然后文章就会自动成形。

有意思的是，对不少孩子来说，这的确有效。他们开始着眼于细节，寻觅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真的会跟人说的故事，动机不是出于推销自己或做成一笔交易，而是要逗人开心、惹人发笑或传达一种感受。有临床忧郁症状的母亲不再占据整篇作文，只出现在背景里的一个小句子，而文章主题是在舞蹈中找到了欢乐。关于多元价值的政治谩骂变为一篇内容丰富文章里的一小段，主要内容是一个美国女孩学习孟加拉民族音乐的古老传统时所遇到的挑战。原本是写起来分外沉重的一篇作文，描述身为学生议会中唯一“负起责任”的成员，现在焦点转为探讨作者的一道眉毛为什么有个小而明显的伤疤，十分爆笑，但是文章中表达的关于责任的教训，远比先前那篇没有生气的作文所讲的要多。

这些孩子仍然在摸索约定俗成的写作原则，但是，一点一滴地，故事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他们学得极快。

写作讨论课的出席人数渐渐少了，倒也很自然。白天变得越来越长，教室靠外侧的门被卡住，以便使清新的和风及棕榈叶的响声能够飘进教室。埋头写一篇八个月以后才要交的个人小传——等于是要写这个人小传的人承认，在惠尼中学这个压力逐渐增长、温暖而舒适的蚕茧式环境中的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怎么也无法和其他令人分心的杂事与规定相竞争。

学期计划要完成，派对要参加，还有期末考试，本地SAT补习班最后的课程：尽管一年来大家严重睡眠不足，耗尽精力准备AP测验，但现在需要拼完最后的冲刺。那些得到很多大学入学许可的学生，要考虑进哪一所；而得到少数几所大学入学许可的，一样要考虑进哪一所。然后，还有孩子批来外卖的汉堡、珍珠奶茶、汤面，装满纸箱，在校园里摆起临时摊位，卖起食物来。收益用来捐助红十字会、学生年鉴，或其他学校社会的种种名目。四溢的香味和油腻的食物包装，引来围上五六圈的顾客，除了经营学校官方午餐的学区部门，大家都满意。部门的经理威胁说，要是学校不撵走跟他们竞争的食物摊位，就要上告到学区。学生自然十分不满，策划起抵制的行动。个人小传，怎能比得上这些？

最热衷的十一年级学生几个月前已经登记，而且早就上完了一共两星期、四节课的写作讨论课。到了五月，一心要参加的人已经结业，而最不急着进行大学申请的那些人，现在陷在闷人的会议室里。他们之所以来，多半是基于一种义务或是心怀恐惧，或者更糟糕的是，爸爸或妈妈听说有个“真正”的作家在主持写作讨论课，因此叫他们来登记，并告诉他们，“你的申请表看起来会漂亮一点。当然了，只要你是为了上大学而去的，可千万别真的去当一个作家。”

写作讨论课里，父母这个主题经常出现，尤其是在这些后期开的班上。家长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让我很惊讶。我的亚裔学生似乎特别喜欢写自己在家庭战场中面对的磨炼与艰难，我已经数不清读过多少篇个人小传，作者在里面宣称自己揭露了典型华裔家庭或典型韩裔父母的真正特性，他们对刻板印象的推销可谓不遗余力。写作讨论课里白人、黑人或棕色人小孩并不经常探讨这个主题，或许因为他们不认为所谓白人、黑人、棕色人家长有什么不一样，而且，如果提出反对意见的话，他们恐怕会觉得是个挑战。我手下许多亚裔小作家似乎不这么认为，他们的作文里，父亲和母亲以固定的角色姿态出现，几乎一成不变。杰弗里（Jeffrey）就是一例，他以《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里面作风强势、步步盯人的林多阿姨（Auntie Lindo）作为原型范本。当然，并非人人如此；有些学生，还有我见到的大部分家长，都公开指出这种神话化的可笑。但是，选择这个主题的作者坚称自己并非在操弄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同一批青少年痛恨被人当作亚裔超级小孩，他们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天才，都在数学和科学上表现杰出，都想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在倒霉的《颂歌》演练中，对于角色分派气愤不已的，同样是这一类孩子——他们却对于把亚裔父母描述为独一无二的典型毫无愧疚。当我要他们注意自己的前后矛盾时，他们给了个简单的解释：就这点而言，他们所描绘的刻板印象，恰好是真的。

我是一位十六岁的华裔青少年。我非常幸运，也非常不幸地拥有华裔双亲。究竟华裔家长的真实定义是什么？要不搬出刻板印象，实在很为难，因为到现在，我还没碰到过任何一位华裔家长是不重视子女的教育，或不在乎别的父母看法的。华裔家长有两类：要强的，和更要强的。他们的生活似乎在子女的成就中沉浮……

放学后，他们招呼我的头几句话是，“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考试考得怎么样”。我的父母忍不住要拿我跟更聪明的同学相比，或是跟从北京来的那个惊人男孩相比，他中学的时候才搬来美国，英文水平很有限，而他拿到了加州理工大学学杂费全包的奖学金。

当他们和别的华裔父母一起吃晚餐时，华裔父母会谈以前在中国的日子，讨论某些好吃的菜，还有没完没了地比较彼此孩子的分数、运动、音乐和相貌。“你的小孩SAT考了多少分啊？”是他们聚会时经常出现的问题。

我起先认为，拿父母当题目只是一个避免谈论自己的办法。可是有一天，我随口说了句话，孩子们的反应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偶然提起，在我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一个定义分明的团体，会习惯性地对父母加以许多泛论式的描述，而那个族裔“典型”，来自于我成长期间认得的那些犹太孩子对母亲的类似埋怨。

这一点跟文化相联系的讥嘲，没想到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反应。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甚至觉得惊愕，竟然有更早一代的孩子，体验到跟他们相同的问题：移民来美的双亲雄心太大，对孩子规定太多——而且他们不是亚洲的移民。对好几个学生而言，知道这个长久以来的受苦角色，自己不是唯一的演员，既感到新鲜又感到安慰。有学生试图用一个真实故事说明这种感受：有个刚从惠尼中学毕业的学生，几个月前从哈耶普之中的一所名校返家，他解释自己的一大发现，经过六年属于亚裔多数的惠尼中学生活之后，如今他却是校园里的少数族裔。然后，我的学生说出校友那句精彩的结语，“他说他很诧异，这世界上还真有不少聪明的白人！”

好，那句话听起来恶劣、自大、以自我民族为中心，但很明显的是，那个小作者的意思不是那样。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全身上下找不到一根种族歧视的骨头——那只是他开玩笑的方式，既开了校友视野狭隘的玩笑，也自我嘲弄了惠尼中学大多数孩子的生活是多么受到保护，这里聪明的白人小孩明显是少数，而且，这里很多人往往认为自己的遭遇是独一无二的，一出了惠尼中学的保护壳，也无人知道自己的境遇。

而最后这点，我了解到为什么写作讨论课有这么多的孩子会写亚裔家长的原因。他们认为，在自己的云端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体验，没有人经历过他们的压力，没有人了解他们取悦父母的欲望。他们还不曾明白，企图心过强的父母超越了个别文化的现象。他们不知道，要应付学校成绩和测验分数带来的日渐上升的压力，是全国性的痴迷，每个学校都深陷其中，不光是自己的学校。他们甚至似乎忘记了，美国大学的亚裔族群人口极多，换句话说，大学招生处正被这类个人小传所淹没——他们跟父母的战争不是新鲜事。

◆ 我眼中的韩国人 ◆

韩国有句俗语：“如果你认得五个韩国人，你就认得了所有韩国人。”小时候我不懂，认为这怎么可能？可是现在我明白韩裔美国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定义，某些特性和习惯能够准确地标识出他们是“韩国人”。尽管我再怎么想当“美国人”，这些特色已经通过一代代的祖先相传下来，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这个民族的人身材一般都不高大，基本上，我们渴望拥有高加索民族的高个头。一个1米75的韩国女子，家人朋友都会崇拜她的高瘦身材。牛奶是我们的神奇生长补品，能使骨头长长，使我们长高。每一个矮个子的韩国小孩，都会在不同的阶段被妈妈骂，说喝的牛奶不够多。不幸的是，可惜很多韩国人无法消化乳糖，因此得服用钙片来替代。有人说，骑自行车能使腿骨变长。我爸爸奉我祖父的命令，试了许多次要教会我，省得我再骑带着两个防跌轮的学习式自行车，可他始终没成功。骑车我仍然不会，同时，对牛奶，我则更加痛恨。

韩国人，有钱没钱，生活都相当奢侈，好耍派头。重点是，在别人面前，一定要看起来过得不错。当韩国男人表达对彼此财富的认可时，他们会说，“你长大了”，那是一种比喻，意思是，“哇，你过得真不错”。有钱的韩国男人会在儿子的十岁生日帮他买个手机，十二岁生日买辆新车。他的妻子会让自己享受享受，每周上美发院吹两次头发，买买衣服和珠宝。韩国人在财务方面通常不以节俭出名。然而，我想我父母不会认同这个定义：他们相当节俭。

看起来“不如人”，是韩国人最大的恐惧。我们是个十分自豪的民族，这点尤其适合拿来形容韩国女人——她们绝不服输。她们天生具有本能的冲动，会拿自己平庸的小孩来炫耀和吹牛。听听两位韩国母亲的交谈，你会听到，“我女儿在上这个课……我女儿为了SAT实在忙得不行……噢，对了，我女儿得到了这个奖。”即使她们表面上只是随便聊聊，你简直可以嗅出到空气里的敌意。当然，如果我们的成功和能力能够帮助父母感到“更高大”，何乐而不为？但有的时候，他们必须意识到，那样只会带给我们更多压力。我听说有个韩国男孩收到得州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入学许可，结果却因为他父亲的愿望，去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别人问他父亲为什么不让小孩读他想读的学校，他父亲坦白地回答，“我在韩国的同事从来没听过莱斯大学，我要怎么跟他们说？”这就是韩国人。

在韩国文化里，学生纯粹就是学生，没人指望他们做家务或替大人跑腿——他们的工作就是读书、考高分。而白人家庭和美国化的家庭就不同，小孩在功课之外，通常要分担很多家务事。同样地，没人指望一个韩国学生负担任何大学学费，很多时候，祖父会付一半，父母会付另一半。而另一方面，许多白人小孩大学必须打好几份工来付学费。信用卡债务对大学生常常是个大问题，但是韩国父母会在骂几句之后，帮你付清。韩国小孩手头的钱来得相当轻松，也许因为每一个节日都是获得奖金的充分理由，亲戚这儿给二十块，那儿给个二十块——新年、圣诞节，还有生日，单子长得没完。

除了长高和出人头地的压力以外，当个韩裔青少年其实并不太坏，只要你和自己韩裔的那一面建立起联系。在喜瑞都住了将近十三年，我相信我见到任何一个韩国人，必定认得出来，我明白我不过是那些标准的韩国小孩当中的一个。

——珍妮 

冬季舞会

提早录取通知抵达信箱的同一周，校园里掀起另一波十分不一样的紧张与欢乐，只是这次的源头不是学业，而是社交生活：冬季舞会即将来临。

为了去舞会，为了邀舞伴，为了受邀为舞伴，为了想个稀奇古怪的方式邀请舞伴，搞得有些学生心理压力颇大。这种邀请法是学校传统之一：一个男生躲在不知情的受邀女生的储物柜附近，甚至柜子里面，然后在下课时间跳出来，吓倒那个可怜的女生——此法多年来的成效可疑。在这方面，惠尼中学和其他大多数学校没有两样。心理压力很大的那些孩子可分为三大类：有的不知道怎么办；有的知道想约谁，可是不敢开口；还有的以精心设计的方法和借口，遮掩自己将与异性赴会的实情。

荻伊（Dee），十二年级学生，这辈子从来没有约会过，接受了一个通过即时通（Instant Messenger）抵达她电脑屏幕的邀请。现在，她对于这件即将来临的约会，完全不知所措。“这从来没有过，”她对朋友说，“我从来没有真的跟男生出去过。应该爬窗户溜出去吗？还是干脆打消这个念头？”她把脸埋在手心里，一动不动地在美术教室坐了好几分钟。

由于种族考虑以及各自父母的规定，整个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荻伊是韩裔，而邀她的是日本人——这种组合在校园里并不多见，为了避免父母顾虑及文化冲突，可能要周密策划并保守秘密。惠尼中学的家长通常看到孩子在学校成绩好、表现稳定、守规矩，自然就以为他们不会有事瞒着父母。但是，看看神经快崩溃了的荻伊，明明该为了首次参加学校的舞会而开心，但她却情绪低落，设想一个又一个可笑的计策，以便和男孩约会而不被发现。结果到最后，她干脆放弃了约会。安琪拉则精心设计了周详的计划，先跟一群女孩子一道出发，然后和一名男孩子在舞会上摆姿势照相，当正式舞伴，其实那位男孩子只是她纯友谊的朋友。安琪拉计划好了要秘密保留第二本影集，这本影集用她惊人的剪贴及画画的才艺一丝不苟地装饰，里面是她和真正的约会对象手牵手的相片，父母亲只知道他是“那个男孩”。

与此同时，托尼却打赢了一场小胜仗：尽管家里有禁止约会的禁令，但去年他才十一年级，就参加了毕业舞会。他的办法是：他辩称，等到十二年级，他“必须”参加毕业舞会，所以需要提早一年去熟悉一下情况，“这样到时候才不会像个傻瓜”。当时他的办法果然奏效，这次，他用类似的理由去参加。“如果是学校要求的，那就可以，跟自己找乐子不一样，”他哈哈大笑地跟朋友说，“坦白说，我爸妈并不想听这些。我家有些东西是不谈的，性跟约会绝对是首要禁忌。如果你提到的话，大家就走开去。诡异得很。”

种种欺骗策略一点也没有浇灭大家对这件事的热情，其实，秘密和计策平添了一份乐趣。十二月中旬，学生们的期待日渐高涨——更幸运的是，这个寒假没有作业——学生秘密地投下一票，选出舞会的六位公主，其中的一人会当选为皇后。假期开始几天前的一个清晨，刚刚五点钟，一队队人马被派到六位公主的家里，把她们从床上绑架起来，在脸上涂抹颜料，拉去吃一顿煎饼早餐，然后用车载往学校，不顾她们身上还穿着睡衣。

当选的女孩子人缘都很好，很受人喜爱。六人当中有五个符合一般人想象中的中学皇后形象：泰然自若，个性外向，打扮时尚。她们五人是拉拉队、歌唱队、旗队成员，或是某种校队的运动员。校报的记者访问她们，如果给她们一天的时间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完全不受限制，她们会做什么事情，结果，她们的选择是高空跳伞、逛街买东西、在海滩上好好享受一天；记者又问了他们认为自己最像哪个名人，她们的答案包括詹尼弗·洛佩兹、茱莉亚·罗伯茨、丽芙·泰勒。

但是，第六位候选人绝对不会用魅力四射、泰然自若这种话来描述自己，如果她要跳伞的话，恐怕只会选择落在一碗巧克力冰淇淋里。她觉得自己最接近的名人，是脸皮犹如橡皮的喜剧演员金·凯瑞（Jim Carrey）。她不受任何限制的一天，会是腾云驾雾飞上天堂，去看自己的父亲，并且带上巧克力生日蛋糕，再过一次十八岁生日，而这次是跟父亲一起庆祝。然后，他们可以像吉恩·凯莉（Gene Kelly）在电影《雨中曲》里面那样起舞，只不过“在天堂里，我绝对不会踩到他的脚”。

安娜入选决赛，她喜不自禁的样子非常可爱。当同学把她从床上挖起来，要在她的脸上涂上“Hottie”（意为“可人儿”）的字样时，她太不好意思了，逃出了房间，结果整天脸上挂的是模糊的笔迹“Hottie”。她止不住脸上的笑意，后来，安娜在比赛中出人意料地当选为皇后，那一刻，她想象父亲就站在身旁，过去一年总是笼罩着的悲伤阴影，如今似乎终于散去了一些，使她历来挂在脸上的微笑更加灿烂不已。她的老师都感到高兴，虽然没有几个人料到她会赢得那个头衔。不是因为安娜不该赢——她有资格，其他每个候选人也都有资格。她是个非常好的孩子，有自己的才华和特殊素质；只是因为这种比赛很容易流于表面化，最终选出一个芭比娃娃，而安娜不属于那一类女孩子，因此，她的获胜并非理所当然。她不符合典型的高中皇后的特征，可是她却证明了选上她是最完美的决定——穿着礼服的她光采夺目，笑容耀眼。

雪莉老师后来评价说：“这些青少年前一分钟使你深深相信，他们是地球上最肤浅、最表面的动物，但过了一分钟，他们马上又去做了一件这么酷、这么奇妙的事情。我真是替安娜高兴。这也提醒了我，这群孩子一点儿都不一般。在其他任何一所高中，她都不可能获选为皇后。可是在这里，至少有的时候，似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他们还真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