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力的重要性不因地域差异而异

自控力的重要性不因地域差异而异

我无法想象还能有哪两个地方的差异会比斯坦福和布朗克斯南部之间的差异更大。斯坦福地处阳光充沛、棕榈树遍地的加州绿地，那里的必应幼儿园里的孩子十分愿意接受我们的研究，学校也十分支持。而在布朗克斯南部，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才得到在一所公立中学进行研究的许可，在此之前我们共花了四年的时间，在无数次被拒绝之后，终于得到了进入这所学校的权利。纽约当时有一套十分冰冷的防御制度，不允许任何研究人员进入公立学校从事相关研究工作。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冒着惹恼教育委员会的风险才让我们能在这所学校如堡垒般的深色石墙内开展我们的实验研究。实验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整个城市刚从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勉强恢复过来，尽管如此，当时大部分的公立学校（当然也包括这所学校）还都处于严重的衰退期：学校破乱不堪，石灰不时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窗户破了只能用木头固定，灯管昏暗且容易爆炸，相当不安全，当时的这些现状都苦于经费不足而无法维修或者改善。这种情况不仅和那时斯坦福的环境完全不同，说实话，甚至比我几十年前在布鲁克林一个以工人阶层为主的街区学校的情况还差。

当我第一次拜访这所学校时，警车甚至就停在戒备森严的围墙外，一群学生排着队缓慢地穿过配备安保的校门并接受金属探测器的检查，当时我突然想到这种情况和我在俄亥俄州读博士期间参观的一所安全级别极高的州立监狱的情形一样。一进学校，我便听到了从巨大的学校礼堂里传来的学生们大声喊叫与咆哮的噪声，而在过道里，班长和男老师们则状如军人，拿着像警棍一样的东西不断巡逻，喊着：“闭上嘴巴，安分点！”并试图在音量上压过学生。通过询问，我才知道这是课前自习阶段，我们在这所学校里发现的混乱让我确定这正是我们的实验所需要的样本，因为正如我们所期望的，它和斯坦福大学的情况正好是两个极端，尽管我们没有预料到布朗克斯南部的学校环境是如此的寒酸。

我们的研究从学生们12岁时进入中学读六年级一直观察到他们14岁读完八年级毕业离开学校。此项跟踪调查连续开展了五年，当孩子们刚进入中学时，我们便会对他们进行棉花糖实验——只有这一次，我们把用作奖励的棉花糖换成了M&M巧克力豆，但实验的整体规则和形式仍旧相同。在学生在校的三年时间里，我们不断收集资料，从中观察学生在棉花糖实验的表现是否和他们后续的表现和成绩有关。

与享受着优质资源的斯坦福大学必应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一样，布朗克斯南部的学校里对人际关系高度敏感且自我价值认知较低的学生在各项表现上都处于劣势，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连续两年都无法有效地掌握延迟满足能力的学生身上。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学生只要有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缓解压力（即能够出色掌握延迟满足能力），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

为了在未来进一步跟踪这些学生的发展情况，我们先是要求他们的同学评价被测试的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表现如何（人缘好吗，同学们愿意接纳他吗），并让老师评价他们是否具有攻击性，从这两项评价中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关联性：在老师眼里越具攻击性的孩子，其他同学对他的接纳度也越低，评价也越消极。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年轻人在同龄人中不易被接受，在老师眼里也更具攻击性。当然，这只是对那些无法完成棉花糖实验的人来说而已。

而那些虽然在人际关系上较为敏感但能够迅速缓解压力且能够完成棉花糖实验的学生，则会被老师认为是最没有攻击性的，同时，他们的同龄人也认为他们是最受大家欢迎的类型。对抵抗排挤的高积极性和自控力的结合让这类孩子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被社会接受的结果。对被排挤的过度焦虑并没有让他们陷入人际关系破裂的泥潭里，这种焦虑甚至能帮助他们变得更受他人欢迎、被他人认可。

我在布朗克斯南部遇到丽塔时，她才13岁，在KIPP中学读七年级，同样也是在这所学校我遇到了乔治·拉米雷斯，他后来去了耶鲁大学（详情见第8章）。丽塔说话虽然柔和，但其中却透着一股力量，并且她说话时的表情也十分丰富，当她说起自己很喜欢或者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时，她就会笑出来，十分可爱。

丽塔在KIPP学习了三年，之前她也是在类似之前提到的那种乱糟糟的公立学校里读小学，她为自己赢得了进入KIPP学习的机会，她的家庭正好符合KIPP规定的贫困要求。我向丽塔询问她在KIPP的学习经历，希望从她那得知KIPP和那些挤在一栋楼里又吵又闹的公立学校的区别，当然我得先告诉大家，KIPP有着冷静、严肃、学习氛围良好、有纪律的教学环境。她告诉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融入这个环境，而当我真的来到这里后，我放开了，开始和这里的人交流说话，我的老师告诉我有事情也可以写下来，于是我买了一本笔记本用来写东西……我喜欢把我的日常生活写下来，而不只是把学到的知识点写下来。”

突然她变得严肃起来：“我不喜欢受到批评，当我被人批评或者议论时，我会把这些记下来，例如是在哪里受到的批评，谁批评了我，怎么批评的，为什么我会那么伤心以及那个人批评我的原因。我会把这些和我的辅导员交流，她会帮助我克服这些消极的情绪，并告诉我解决办法，我会去找那个批评我的人，并把我当时写下的这些疑问拿去问他，这样做能让我知道我被批评的原因并让我不再为此生气，我慢慢知道了其实每个人都会受到批评，你只需要把这些批评合理解决，不再执着于此，然后继续迎接每一天的阳光就好了！”

丽塔正是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与掌握自控力结合的最佳例子，最后依然可以和那些人际关系低敏感型的人一样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他人的帮助下，她慢慢能够减少对被排挤的忧虑，并从自我沉浸的观点中走出来，通过将痛苦写下来并讨论它，采用自我疏离的方式客观看待这些“悲伤的情绪”，克服它们并如她所说的“迎接每一天的阳光”。

当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的人如往常一样感到生气和敌意时，若他有能力通过深呼吸、战略性地调节自己的想法、思考自己的长期目标等方式让自己冷静、放松、不再紧张，那么他就拥有了一个巨大的优势。此类型的人如果可以尝试并不断练习“如果-那么”计划，他们就可以将这些自控策略自动化而不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如果-那么”计划会把那些激起心中愤怒的外因（例如，“如果”她只看报纸而不是关注我的话）和内因（“如果”我开始感到愤怒）连接到自我控制策略（“那么”我就开始深呼吸并从100开始倒数）。

那些延迟技巧同样也可以被用来冷却人们的攻击性冲动（通过激活一个与攻击性冲动相反的热思考）。例如像那位婚姻总是失败的比尔，如果他可以更好地掌握自控力，他也许能在当时生动地想象一下自己盛怒之下丢出去的鸡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他下班回来时屋子里可能已经空无一人，只有一封妻子留下来的信。这种思考机制如果在当时运行了的话，延迟满足的能力就可以让比尔在这个爆发时刻即将到来前停住，同样这种方法也能帮助其他类型的患者，如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倾向的人、肥胖症患者或者瘾君子，这种方法能够让他们更好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为。

在2013年的《儿科期刊》（Journal of Pediatrics）上，塔尼娅·施拉姆（Tanya Schlam）及其同事花了很大篇幅报道了斯坦福大学必应幼儿园学龄前儿童在棉花糖实验中的等待时间和这群孩子30年后的体重指数的关系：“学龄前儿童在棉花糖实验中愿意多等待一分钟，在他们成年后，其体重指数就会向平均值靠近0.2个百分点。”施拉姆教授在此恰当地提出了警告：尽管这两者间的关联显著，且整个研究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看上去十分新奇也很令人震惊，但这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不过，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可以从中明白延迟满足能力的重要性，并且持续、有目的地培养孩子们的自控力。

科学家总是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不同地区，特别是环境和人口状况都不同的地区进行独立的重复实验。2011年，另一支研究队伍，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进行的实验再次证实了孩童时期的自控对人的保护性作用在全球都普遍存在，对此，我感到很欣慰。在我进行第一次棉花糖实验的几十年后，特里·莫菲特（Terrie Moffitt）、阿夫沙洛姆·卡斯普（Avshalom Caspi）和他们的同事一直密切关注着在新西兰达尼丁生活的1 000多名孩子——从1岁开始一直观察到他们32岁。他们运用的自控测量方法和长期效果评测方法和我们所用的不同，他们会在孩子们的头10年里通过大量的观察和测定以及来自父母、老师和孩子自己的描述来评估孩子的自控力。整个评测指标包括好斗、多动、不耐烦、粗心以及冲动五个方面。为了测量他们的健康情况，这支研究团队从药物依赖、烟瘾及代谢异常（包括肥胖、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这些方面来测量被研究对象的健康状况。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会观察他们的经济水平，包括经济收入、家庭结构（例如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爸妈）、储蓄习惯、信用情况以及经济依赖性等。另外，还会评估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如刑事犯罪）。无论运用的是哪种测量标准，在孩童期间自控力较差的孩子长大后很有可能处于社会底层，健康水平、经济水平均处于低水平，但是犯罪率却较高。

让人深感欣慰的是，2011年新西兰达尼丁的实验结果与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斯坦福大学“惊喜屋”里得出的结果具有如此惊人的一致性。自控力，尤其是孩童期间的自控力，对一个人的未来有着极大的预测价值。更重要的是，在本章提到的其他研究也表明了自控力在防御伤害方面也有极大的价值，能让人们改正某些会令其陷入人际关系破裂的泥潭里的性格缺点。这些都使得自控力的培养十分有价值，不仅是我们的孩子，更包括我们自己，都应该不断培养并加强自己的自控力。

●当人际关系高度敏感型的人在社交中被排挤或拒绝时，他可以力通过深呼吸、战略性地调节自己的想法、思考自己的长期目标等方式让自己冷静、放松下来，并运用“如果-那么”计划把那些激起心中愤怒的外因（“如果”她去看报纸而不是关注我的话）和内因（“如果”我开始感到愤怒）连接到自控策略（“那么”我就开始深呼吸并从100开始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