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自信往往弊大于利

过度自信往往弊大于利

心理免疫系统能够增强个人的自尊心，让人保持好心情、身体健康。但自弗洛伊德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心理医生却认为这是一种脆弱的神经防卫系统。临床医学家曾多次试图帮助人们消除这种防卫系统。这种情况现在仍在发生：当你走进心理治疗师的诊室后，在没有获知专家的背景、研究方向和专业训练的情况下，你的自我提升系统很有可能会被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而非一种应该被拥护的能力。但是，接受过认知行为疗法教育的医师很可能会选择相反的方法。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有效方法，目前已经为许多研究所证明。典型的做法是加强这种心理免疫系统，并帮助人们控制它以免过度。

心理健康医生、认知神经科学家和行为研究者已经阐明了心理免疫系统的价值以及能保持该系统健康运作的一些个人品质。但与此同时，行为经济学家以及许多心理医生也发现了它的缺点。他们发现若不能有效控制，乐观、自我肯定和其他与积极相关的品质都会产生一种偏激，从而导致过度自信，在几乎每个行业和职业里都会做出危险的决定，承担风险。不管筛选多么严格，个人业绩多么显著，即使这个人诚实守信、乐于助人、严于自律，这种“我能行”（有时也表现为“我知道”）式的乐观偏激也会让技艺精湛的专业人士承担过多风险。这些风险很容易导致灾难，那些经常会犯这种错误的人由于自大，违反了社会伦理道德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时他们的成功也就戛然而止了。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的丑闻证明了这种免疫系统的威力。热系统展现了全部实力，比冷系统更明显，更直接。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ns）是一名四星上将，因严格律己而备受尊敬，即使在阿富汗带兵作战时仍坚持每天清晨长跑。2011年9月他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但紧接着在2012年11月便被一系列邮件击垮了。这些邮件显示了他与他的传记作家的不正当关系。这些通信被联邦调查局发现，将军很快引咎辞职。他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情节是莎士比亚式的，又或许在你看来是荒谬的。

彼得雷乌斯将军的事情让我们想起这样一件事，即使希腊神话中的无敌英雄阿喀琉斯也有致命的弱点，那便是他的脚后跟，一个暴露在外的“热点”足以导致他的衰败，让神变得和人一样脆弱。然而，我们在意识到每个人都存在着致命弱点的同时，仍希望善于自控的人能更警觉，更能敏锐察觉出潜在的风险。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高延迟者能更好地防范压力，但这也使得他们不易察觉危险。同样的，由于自己的健康和事业更容易成功和掌控，他们会有意做出代价高昂的决定，尤其是当出现控制幻觉时。彼得雷乌斯的事件表明控制幻觉能促使一个强有力、善于自控的人去自曝那些有损于自身名利的消息。

控制幻觉很可能会带来灾难，特别是这些善于自控的人在承担金融风险时，他们会感觉万事都在掌控之中，却对外部危险做出错误的回应。2008年金融危机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2013年，玛利亚·康妮科娃（Maria Konnikova）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五个实验，对财产损失风险进行模拟分析。那些乐观淡定、自控力强的决策者对这些损失视而不见，免遭压力的伤害。与那些马上就对损失感到焦虑并及时停手的低自控者相比，这些高度自控者会损失更多的财产。最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缺乏自信、总是处在焦虑中不善于自控的人能够提前结束这场风险。

这些益处并不会持续。研究人员通过让低自控者赢骰子，或是回想曾经做出优秀的决策、曾经高度自控的经历等方法来提升他们的控制幻觉。在这些被试的自信得到增强后，他们很快就会丧失最初的优势：他们开始像高度自控者一样，最后会做出一样愚蠢的选择（输钱）。

关于“我就是能”的悖论认为，这些乐观者总是经常打乱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打乱那些依靠他们的人的生活。在评论这个观点时，我的心理学同事，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指出，这种乐观性偏见在个人或组织自动承担风险时发挥了作用，有时还起到了主要作用。这些风险承担者经常会低估自己所面临的风险，也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去弄清楚自己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风险。

然后，丹尼尔展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乐观主义造就了一批热情的发明家，一批充满活力、努力工作且果敢的企业家，他们只争朝夕，渴望成功；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自信也让他们产生了幻觉，导致他们低估了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最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国企业家在回答自己事业的成功率时，1/3的人不认为自己有风险，但实际上只有大约35%的美国企业会在头五年里幸存下来，不管是早点小作坊还是硅谷正在孵化的大企业。不过，至少有一点是令人放心的，即这些乐观的企业家更有可能用自己的钱而非别人的钱去承担额外的风险、下并不稳妥的赌注。

托马斯·阿斯特布罗（Thomas Astebro）在研究极具野心的发明家呈交的大约1 100个新发明的命运时发现，不足10%的发明会进入市场，在这些进入市场的发明中，又有60%会亏本。50%的发明家在得到客观的评价——他们的发明会失败后，便知趣地从市场撤回；而在剩下的50%中，有47%的发明家仍半信半疑，不甘心自己最初的损失。

在这1 100个发明中只有六个得到了很高评价。但是，它们却产生了超过1 400%的收益。正是这种诱人但又极不可预知的高回报使得不屈不挠的乐观者持续地购买彩票。正是这些微小的胜算率让他们持续在投币机器上拉动拉杆，在一些迷信仪式之后掷骰子来增加他们在赌场的运气。在实验中，一个强化控制幻觉的时间表承诺在未来某个罕见的不可预测的时刻，会给你带来巨大回报，能够保持鸽子不断地啄食杠杆，就像斯金纳和他的学生们所证明的，还能够诱惑赌徒不断地失去赌注直到再也得不到更多的贷款。这也使乐观的企业家和改革者保持希望地工作数千个小时以成为下一个亿万富翁。

过分自信的危险和代价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和金融领域中。任何一个对未知结果的预测充满乐观的专家都会面临风险。举例来说，在一项研究中，医术高明的医生诊断重症监护室的病人会活下来，但不久病人便去世了——对自己的诊断有十足把握的医生做出的诊断有40%是错误的。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发现临床心理医生在预测结果时通常都充满自信（比如特殊的精神病患者在几年内会回到医院的概率），但是，这些预测结果却一直缺乏正确性。于是，因为让心理学界关注到了“这种自信”和“预测结果缺乏正确性”两者之间的不符，我失去了很多临床心理学的朋友。著名诊断专家的预测不比未经训练的旁观者更准确。病人病历档案夹的“重量”概括了他们的既往精神病史，是预测发病率和再住院速度的最好的材料，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其他预测方式，就算是最好的测试、涉及广泛的访谈、专家临床诊断合力预测也不及它预测得准确。

我不仅在分析别人的失败中发现了专家预言中毫无根据的自信，在自己的研究中我也发现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在第一和平队工作，这个项目把年轻志愿者送到尼日利亚去教书。当志愿者们在哈佛大学接受训练时，我们花费大量精力设计了评估过程。这项评估很大程度上依靠专家访谈、能力评估和一系列先进的性格测试。在最后一场持续了数小时的会议中，来自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经历的专家汇集在一起讨论每一个志愿者，并对他们的性格是否适合前去教书达成了共识。这些高度共识来自不同方面的测评，预测这些志愿者在这个领域中是如何完成他们的任务的，这些评估员对预测的实用性也充满自信。

一年之后，这些评估完全失效。它们与志愿者的监管员发回的报告明显不符。相反，这些候选人对自己的态度、品质和信念的简单自述至少还有一丝可预测的价值。尽管在那时，这一结论令人震撼，但它仿佛变成了一个预言：用这种方式做出的各种专家预测往往都缺乏有效性，这似乎变成了一种普遍情况——无论是对期货市场、心理病人的行为、企业的成功等长期结果的预测，还是任何有关短期结果的预测。这些在卡尼曼于2011年出版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有详细介绍。

总之，心理免疫系统会保护我们，让我们在预期落空时也不会感觉太糟，而且不管事实多么反驳我们，我们仍会紧握心中的信念，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犯更加严重的错误。即使在身体受伤的情况下，心理免疫系统也会让我们轻易证明乐观的幻觉是成立的。2012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21个人接受了烧伤治疗，他们在听了激情演说家吹捧积极思考的力量后，被怂恿着赤脚走在炙热的火炭上。尽管烧伤了脚，但却进一步证明了心理免疫系统的力量以及人类减轻心理不协调的能力。这些赤脚走过火炭的人，当脚伤治好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次充满改革的积极体验。甚至当前额叶皮层不能保护我们的时候，当“我就是能”的心理让我们受伤时，心理免疫系统仍会发挥作用。

●高度自控的人都能善用情绪的力量，正是心理免疫系统允许我们保持自我感觉良好、聪敏、有价值，这种积极的情绪有利于实现自控。但是，过度自信的人也会让自己陷于风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