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只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出一致行为

每个人只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出一致行为

从威迪科的研究开始，另一些研究者们对其他人群及其他类型的行为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被近距离观察到的稳定的“如果-那么”模式可以用来描绘大多数人的行为特征。人格的这种行为特征详细地说明了当特定的情境激发因素发生时，个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这些行为特征在成年人和孩子身上都被发现了，也同样在从尽责工作、社会交往到能引起人们焦虑和重压的很多事情中被发现。这些发现反驳了经典且直观的稳定特征假设：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有高度一致的行为。

每个人的一致之处只是他独特的“如果-那么”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帮助我们预言了一个人会展现出多少特定的行为特征，也预言了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会以哪种方式做出这种行为。这一理论假设为寻找行为动力和行为可能会如何变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在威迪科有关攻击性行为的研究发现也在针对明尼苏达州卡勒顿学院学生的责任心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这个研究开始于威迪科研究的5年前。

1978年的秋天，菲利普·K.皮克（Philip K.Peake）微笑着走进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他刚刚完成在卡勒顿学院的本科学习，想要与我一同进行心理学研究——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同时，他也将自己的很多最新研究数据带给我看，他的资料很多，需要一个地方安全地存放这些资料。这曾经是且至今仍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唯一一次经历：一位学生不仅带来了一个好想法，而且还带来了通过实验才能获得的大量数据。当菲利普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他就曾与尼尔·罗特斯卡（Neil Lutsky）——他在卡勒顿学院的指导老师一同工作过，也曾系统地追踪了卡勒顿学院学生数月中在一系列不同情境下的行为特征。他还评估了学生们在自己筛选出来的标准（有关各种“学院职责”要求）测量下的具体情况，这项评估的范围包括课堂出勤率、遵守与指导员的会谈约定、按时返还在图书馆借的书籍、保持寝室整洁、上课记课程笔记，等等。

如同我们在威迪科研究攻击性行为时的发现一样，在不同的情境下，卡勒顿学院学生的行为也会因情境不同而出现不一致。他们原先的假设只是一种出于直觉的判断，即认为他们会在不同情境中保持一致性。这种假设与学生们在实际情境中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并不相关，行为特征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与老师约定会谈见面时总迟到的学生却能够在应对考试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提前几周认真进行准备。之前的假设到底是基于什么呢？又或者行为特征的一致性只是一种幻想？

事实上，学生们的信念和他们已有的“如果-那么”责任心模式有很大关联：重复的次数越多或者这种模式越稳定，学生越会认为在不同情境下的自己都有责任心。他们之所以相信自己会一直如此，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那些可以被预测的“如果-那么”行为特征会长期存在。一位卡勒顿学院的学生认为他在学业上的责任心程度具有一致性（在一些方面，责任心的程度一直很高；而在另一些方面，责任心的程度一直很低），比如他知道自己总是会准时到达课堂、与教授面谈时也很准时，但他同样知道自己的房间和课业笔记总是一团乱，而且他永远都是迟交作业。这就是大多数“如果-那么”模式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稳定状态，它促使人们认为自己会持续不断地展现某种特定的特征，我们主观直觉上感受到的这种一致性既不矛盾，也不虚假，只不过这种主观直觉上的一致性并不是研究者们从20世纪就开始寻找的那种。但知道这一点也很有用，因为如果我们想要预知他人会做什么以及我们自己可能会做什么，它都会告诉我们该去哪里寻找。

这些发现让我在回答记者关于克林顿总统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时变得更容易，和白宫实习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不当行为并不意味着他就会丧失第二天在玫瑰园里与其他国家元首决定或协商国家大事的责任心，人们不能期望用特定情境下的某一个行为来预测总统随后在其他情境下的责任感如何。当被问到“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比尔·克林顿”时，我始终的回答是：他在某些情境中极具责任心和自控力，而在另一些情境中则不一样，这种正反两面性都属于真正的他。如果你想评论他在所有情境下的责任心如何，那就只能取他在各种情境下的责任心平均值，若果真如此的话，他仍算是一个高度有责任心的人，尽管责任心的高低程度还取决于你将这个人与谁进行比较。你想怎样评价他的行为就如你是否喜欢或者尊敬他的“如果-那么”模式一样——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