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晚年”“戒酒”了吗

杜甫“晚年”“戒酒”了吗?

写下这个题目，首先想到诗人杜甫之死：

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

此段史料见诸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郑处诲，太和（827—835）中进士，卒年上距杜甫之死六十多年，所述当不是空穴来风，故两唐书《杜甫传》均从其说。大历五年（770）夏，杜甫阻水耒阳，时值暑天，聂姓县令（此据杜诗《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送来牛肉白酒，杜甫一次未吃完，所余牛肉腐败。诗人吃腐肉饮白酒中毒而亡是很有可能的。尽管诗人之死有“溺亡”、“病卒”之不同说法，但那是为尊者讳。还是清初钱谦益评说客观：“当逆旅憔悴之日，涉旬不食，一饱无时，牛肉白酒何足以为诟病？”（《读杜小笺》）

之所以重提这一公案，是因为读到了人教版《语文》必修第三册《登高》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一条注释：“杜甫晚年因肺病戒酒，故谓新停。”

注释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断定，杜甫“晚年”因病而“戒酒”。诗人明明说的是“新停”，即止酒不久。这时间，少则三日五日，多则三月五月，无论如何扯不到“晚年”上去。何况，由前引文字可知，在终焉之地耒阳，聂令送来的白酒，诗人是来者不拒照饮不误的。

教材的说法也不是毫无来历。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注《登高》尾联：

《绝交论》：潦倒粗疏。魏文帝乐府：嘉肴不尝，止酒停杯。朱注：时公以肺疾断酒，曰新停。《绝交论》：浊酒一杯。

朱注，指清人朱鹤龄之说。《杜诗详注》影响很大，朱鹤龄之说遂为今之注家信从。

教材沿袭旧解，本也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朱鹤龄说的是“时”，教材标示的却是“晚年”。时者，当时、一时也。众所周知，这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教材注释将“一时”抽换为“晚年”，对时间的这一界定是否有据，就值得讨论一番了。

中国的古典诗歌中常常飘荡着浓浓的酒香，杜诗亦不例外。且以其寓居夔州前的作品为例。“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为了“尽醉”，不惜质当春衣，欠下酒债。“纵饮久拚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曲江对酒》），为了“纵饮”，做一个违世情之人，连公务都抛开了。“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乐游园歌》），为了尽兴，哪管对身体的伤害，罚酒百杯亦不推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绝句漫兴》之四），这是诗人的饮酒观。杜甫之饮似乎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样温文尔雅，当然，比起“一日须倾三百杯”的酒仙李白，“诗圣”望尘莫及。

《登高》一诗大历二年（767）秋作于夔州。这一年，有一次诗人骑马从白帝城急驰直下巫峡，不幸坠马受伤，友人纷纷携酒看望。《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记载的是诗人寓居夔州时的一次痛饮。诗云：

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贷，喧呼且覆杯中渌。

酒坛肉盘，堆积如山，诗人下笔有点夸张。但有酒有肉还有丝竹，亦为实情。在这样的氛围中，众人大呼大嚷，杯盘狼藉。太阳西斜了，诗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伤情，在觥筹交错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五十六岁的诗人似乎又回到了“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今夕行》）的青年时代。

“新停浊酒杯”，是说戒了一段时间的酒。“戒酒”的原因是“潦倒”。教材注“潦倒”作“衰颓、失意”。“衰颓”指容颜，《夔府书怀四十韵》“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可印证。“失意”指人生，人生失意之时，不是更要借酒浇愁吗？生活安定之人方讲究养生之道，杜甫寓居夔州时，生活相对安定舒适，才思量止酒。所以“潦倒”指的是疾病。这一点，杜甫自己说得很清楚。是年所作《同元使君舂陵行》云：

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

“长卿”指汉司马相如。诗人所患疾病是糖尿病和肺病。“潦倒”为因，“新停”为果，多病潦倒，因而戒酒，故曰“新停”。

诗人戒酒情形如何？套用名人的一句名言：戒酒很容易，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杜甫自言“新停浊酒杯”，这种夫子自道恐怕当不得真。“篇篇有酒”的陶渊明作过《止酒》诗：“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止酒可达神仙世界，可致长生不老，对陶渊明而言，“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是永远兑现不了的空言，“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才是文人的大实话。杜甫的“新停浊酒杯”正是陶渊明式的“止酒”。此有杜甫诗作为证：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

这四句诗出自七律《九日五首》（其一）之前两联。我国重阳节有登高的传统习俗，《九日五首》与《登高》是创作时间极为相近的作品。（《九日五首》存四，有评家认为，《登高》即其五，待考。）“明日重阳酒，相迎自酦醅”（《晚晴吴郎见过北舍》），诗人约定与吴郎重阳品酒。重阳之日，吴郎爽约，寂寞的诗人只得“独酌杯中酒”了。为消除“独酌”、“新停”的矛盾，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称：“虽酌酒杯中，实际却未饮，由第三句可知”（该书302页）。此说不符合事实。一者，“独酌杯中酒”语出江总诗“独酌一樽酒”，说的是饮酒，不是止酒。二者，首句“重阳独酌杯中酒”又作“重阳少饮杯中酒”（《杜诗详注》卷二十），酒是饮了，多少而已。三者，《九日五首》（其四）有句云“为客裁乌帽，从儿具绿樽”，酒在杯中，岂有不饮之理？至于第三句，说的是名酒“竹叶”饮之无份，至于自酿的“浊酒”，喝多喝少是不成问题的，诗人不是说过“樽酒家贫只旧醅”（《客至》）吗？

此后，杜甫有没有“戒酒”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从写于出峡后的诗作看，虽有所节制，诗人并无戒酒的事实。大历三年（768）春，杜甫由白帝城乘舟出峡，在江陵遇见了尚书李之芳，两人月下对酌。杜甫《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记其事：

湖月林风相与清，残尊下马复同倾。

久拚野鹤如霜鬓，遮莫邻鸡下五更。

“江月既清，酒兴未阑，饮当垂白，达旦何妨？”（《杜诗详注》卷二十一引周珽语）诗中叙述得很明白，二人竟然喝了一个通宵。大历三年（768）秋至公安，作《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酒酣耳热忘头白，感君意气无所惜，一为歌行歌主客。”友人做东，不喝白不喝，直至喝到酒酣耳热精神亢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首题壁诗。醉酒作歌，自得其乐，诗人有意向世人报告这一信息。大历四年（769）春至潭州，舟中作《发白马潭》，诗云“人人伤白首，处处接金杯”。看来，杜甫漂泊湖湘的“晚年”，尽管年老多病，还是一路饮酒一路诗，直至大历五年（770）夏，不幸在聂耒阳送来的白酒的作用下永远地醉倒。

关于“潦倒新停浊酒杯”，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有一实事求是的分析：

因病断酒，稍愈即开，时开时断，酒终难戒，此于酒人中屡见不鲜……“潦倒”，失意貌。“潦倒新停浊酒杯”，是说新近因病断酒，心情更觉不快。今逢佳节，江畔登高，姑且“从儿具绿樽”，“独酌杯中酒”，但求一醉销忧，遑恤他！这样解释，又有什么不合呢？（该书下卷第1056页）

陈先生所说，彻底否定了杜甫“晚年”因病而“戒酒”之说，断言诗人在高调止酒的同时，只要有酒可饮，端起酒杯是绝不迟疑的。这样说，丝毫不会贬损“诗圣”的形象。事实上，杜甫的诗作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可亲可近的自我，注家力图以杜甫道貌岸然的形象示人，倒是大可不必。

（原载《语文学习》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