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种树郭槖驼传》札记

读《种树郭槖驼传》札记

一、体裁：三位一体

《种树郭橐驼传》题目称为“传”，体裁自然属人物传记，然此文并非一般的人物传记，而是融传记、寓言、政论为一体的一篇特殊的文章，在柳宗元的十余篇人物传记作品中也是一个特例。郭橐驼是“长安西”一位种树者，本文交待其形貌、绰号、个性、籍贯、声誉、技艺、行迹等，可以说是具备了人物传记的基本要素，但这与完全写实的《段太尉逸事状》等一类传记不同。郭橐驼不一定实有其人，郭橐驼之种树技艺，说穿了，就是人人皆知却并非人人均能做到的“其天者全而其性得”这一普通道理。金圣叹即认为“此文纯是上圣至言，而以寓言出之”（《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二），沈德潜亦认为此文“同于庄生之寓言”（《唐宋八家文》卷九）。从郭橐驼其人其事看，此篇的确具有寓言性质，但又与柳宗元嗣后创作的相当成熟的寓言《三戒》等迥然不同。文章之结尾，作者将种树之事一笔宕开，转而阐明为官为吏之道。对此，清人孙琮有一评论：“前篇写橐驼命名，写橐驼种树，写橐驼与人问答种树之法，琐琐述来，纯是涉笔成趣。读至后篇，陡然接入‘官理’一段，变成绝大议论。于是读者读其前文，竟是一篇游戏小文章；读其后文，又是一篇治人大文章。”（《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所以称此文为一篇形象地阐明“养人术”的政论，也是恰如其分的。

二、主旨：良吏官箴

柳宗元自称：“传其事，以为官戒。”《种树郭橐驼传》的写作显然是针对着烦政扰民的社会现实，主旨在诫官恤民。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为政之道只宜休养生息蕃生安性，逐步恢复元气；如果急功近利，不顾实际，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必然适得其反。不幸的是，庸官俗吏不谙此道。促耕、勖植、督获，尚可理解；煮茧、抽丝、织布，乃至抚养小孩、饲养牲畜，事无巨细，皆要督促检查，如此过度关注，就乖违民情了。至“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名为关心生产，实为骚扰百姓。村民既要迎来送往，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应付各级官吏摊派的各种差役，“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造成百姓经济负担的增加和精神痛苦的加剧。我们在理解作品主旨时应注意到，柳宗元指责的对象，是越职办事的庸官俗吏而不是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其与《捕蛇者说》中“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悍吏”有本质的不同。超越自身责权，好心办坏事，是为官者的多发病、常见病。浦起龙评述“特为良吏作官箴，诩诩讲惠政”（《古文眉诠》卷五十四），准确阐明了文章主旨。与文中那种“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所隐喻的残害百姓的官员的行为不同，柳文针对的是为官者超越自身责权好心办坏事这一现实。由此可看出柳氏体物之精取譬之当，看出本文特殊的社会意义：封建时代的官吏有时主观上也爱民、忧民、恤民，但由于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效果适得其反。

三、人物：美丑统一

郭橐驼形貌丑陋：“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本有开玩笑甚至嘲讽的意思，但郭橐驼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欣然自许，认为“甚善，名我固当”，甚至连自己的本名也舍弃不用。他一方面奇丑无比，另一方面却有独门技艺。“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可见这位普通劳动者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柳宗元塑造的这一人物形象极具个性特点，令人想到《庄子》一书中所描写的许多畸形残疾的人物，如《大宗师》中的子舆，“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子舆病得伛偻曲腰，脉管突出，身体变形，竟还摇摇晃晃走到井口像欣赏稀世奇珍一般欣赏自己的身体。《德充符》中的丑人哀骀它、《人间世》中的怪物支离疏，都有这样的特点。《庄子》寓言中的人物体现了老庄学派的名物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甚至以为被人呼牛呼马也不错。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庄子》寓言中人物的上列特点集中于郭橐驼一人之身，可见柳氏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是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庄子》中的畸人、怪人即其理想中的真人、至人，在这些人物的身上，寄寓着庄子美好的理想。同样，柳宗元对郭橐驼形象的塑造既有所本，把外表之丑和心灵之美统一于郭橐驼一人之身，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性格，也是为着表现自己的政治理念。

四、思想：顺乎自然

柳宗元创作此篇，不仅在郭橐驼形象的塑造上继承了庄子的观点，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也秉承了庄子的思想。西汉初年，经楚汉战争后的社会经济十分凋敝，庐舍为墟，民不聊生，人民渴望安定的政治局面以恢复社会经济。汉文帝采用黄老之术，“贵清静而民自定”（《汉书·曹参传》），实行清静无为政治，重建封建秩序，形成文景之治。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之世，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与西汉初年类似，柳宗元主张实行清静无为政治，恢复社会生机。作者的这种政治理想是通过郭橐驼对种树之道的叙述表现出来的。郭橐驼之种树，“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要之，顺乎自然之性；郭橐驼之管理，“勿动勿虑，去不复顾”，“莳也若子”，“置也若弃”，要之，实行无为之治。作者以“问者”之口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极有分寸，对天下百姓，不仅要“治”，而且须“养”。柳宗元认为，藩镇割据祸乱不断之世，应当让人民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养人”如同种树，也要“顺天致性”，不能违逆其道；要想“顺天致性”，必先掌握使树木“硕茂以蕃”之理，亦即掌握发展社会生产的规律，实行无为之治，这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柳子这一思想源于庄子的“自然”之道，而与庄子思想又有明显区别。庄子主张消极的无为而治，柳子主张入世，关注国计民生，所以，柳子的“养人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被贬后的柳宗元笃信佛教，很少有这样受庄子思想影响的作品，这也可以视为《种树郭橐驼传》的一个特点。

五、笔法：朴老简峭

清人朱宗洛《古文一隅》称此文“题意自达，不犯纠缠敷衍之病矣。处处朴老简峭，在柳集中应推为第一”。“推为第一”不免有过誉之嫌，但此篇迥出，质朴、老练、简洁、峭拔，为柳集中代表作品，历来为选家看重。“朴老简峭”四字，的确道出了此篇妙处。处处质朴，不夸饰渲染；处处简洁，不衍生一字；处处自然，不横生枝节；处处得体，不造势哗众。大家之文，多以意胜。作者达意之法主要有三：其一，借彼证此要言不繁。“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不善植树者、不善养人者，其实一也。善植树者之作为言之既详，则善养人者之“官戒”不言而自明矣。其二，巧作对比多生变化。郭橐驼种树之精心和管理之松懈、郭橐驼之善植与“他植者”之不善植、“养树”者之得法和“养人”者之不得法，全文这三重对比在同一层面展开，行文错落有致富于变化，说理深刻隽永脉络分明。其三，深刻哲理形象出之。作者所论为“养人”、“官戒”，为官之道本来极其复杂，非两语三言可以说清，作者借助郭橐驼这一形象，将其浓缩为“蕃吾生而安吾性”一语，提要钩玄，要言不烦。文章三次强调郭橐驼并无特殊方法：“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吾又何能为哉！”强调这些话语正是为着说明为官者顺乎人情使民蕃生安性并非难事。所言道理既浅，令人行之亦易，正是柳宗元文章的“朴老简峭”处。

六、宾主：独出机杼

《种树郭橐驼传》前叙种树者之事，后议为官者之理，脉络分明。此种结果，古人已有定评，称为“前虚后实，前宾后主，前提后应”（朱宗洛《古文一隅》）。然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主张“此篇削去其三之一”，近代林纾以为此文“无伸缩吐茹之功”。的确，顺木之性，其义甚广，不独为官之理，为学、养生、育人，义均可通。柳宗元的议论完全针对“养人术”而发，删去议论文字，确有引而不发、意味深长之佳趣。从文章学角度看，将文章后部的政论文字删去，本文就是一篇意蕴丰赡的寓言。但是仅从文章体裁角度审视此文，似乎未能深察柳子文心。作此文之时柳宗元正当英年，处于“永贞革新”的前夕，“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作为政坛新锐，柳宗元以卓荦的人格、敏锐的识见、凌厉的风格，指点江山，横生议论，写出这一篇针砭时弊的《种树郭橐驼传》，以议论为主，以叙事为宾，也正是柳氏有高度自信心和政治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写作《种树郭橐驼传》时的柳宗元与被贬永州、柳州时的柳宗元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藉此文以观照柳宗元的政治抱负和改革理想，也应当是学习的目的之一。

（原载《中学语文园地》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