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教育的产生及其思想渊源

1　闲暇教育的产生及其思想渊源

闲暇教育的出现，是以闲暇时间的日益增多为前提的。自20世纪世纪4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连续自动工作机的出现，电子计算机和遥控技术的使用，促使社会生产率迅猛增长，导致劳动者的闲暇时间成倍增加。据统计，近一百年来，闲暇时间的总量增加了2～3倍。大量闲暇时间，一方面为劳动者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使闲暇时间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目前，由于相当一部分人的闲暇时间还处在自流性和盲目性状态，他们的闲暇时间没能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一些青少年，由于平时缺少闲暇教育，头脑中没有正确的闲暇价值观念，闲暇时间不仅没能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反而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东西，甚至影响了社会的治安。正是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闲暇时间和闲暇教育的研究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闲暇教育产生的另一社会背景，是来自于对人自身的再认识。我们知道，物质丰富，精神空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因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虽然当代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正是这种对人类自我危机的认识的普遍紧迫感，促使现代很多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相继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到人自身这个宏大工程上，从而导致了教育观的一场根本性革命。即人们在注重教育的社会职能的同时，也开始注重研究教育对人自身的发展作用。例如，法国著名教育家保尔·朗格朗在《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中指出：“如果教育要起一种帮助人生活的作用，那么它自己就必须是富有生命力的。许多人都被劝说不要走教育的道路，这不只是它需要努力、劳动和刻苦，而且还因为除了极少例外，它一直没能从活的源泉中吸取营养，没有能满足生活的需要。”他还说：“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成人不愿意做这类事情，为什么只有为需要或义务，一般是经济上的或职业上的需要或义务所驱使的人才会做这种意义上的学生。”闲暇时间的增加，日益暴露了传统教育在这方面的弊端。闲暇教育的出现，就是为了弥补传统教育的这种片面性，寻求把教育“既与工作联系起来，也与闲暇时间联系起来”的途径所作的尝试。

闲暇教育的产生除了其社会原因外，还有教育自身的思想渊源。从教育史上看，闲暇教育的思想并非新鲜。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对闲暇时间和闲暇教育作了研究。他认为音乐和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出于“功利”，而主要“是在闲暇时供理智的享受”。在他看来，只有为闲暇而进行的教育才是崇高的。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为中世纪的骑士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及其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卢梭是把这种思想发扬光大的伟大学者之一。他提出了自然教育理论，强调尊重儿童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儿童充分自由活动的可能和条件，主张把儿童培养成自由的人。他在论述15岁至20岁年龄的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时指出：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性意识开始萌动，稍不留意，很容易走上邪道。如果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整天生活在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环境中，或者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接触，将会严重地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了不至于使青少年在闲暇时感到空虚，无事可做，他主张用强体力活动、打猎等方式来充实、丰富青少年的生活。凭借非常紧张、新颖的活动去占领儿童世界。

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闲暇时间和闲暇教育的思想，更值得我们重视。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莫尔、康帕内拉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注意到闲暇时间和闲暇教育问题。1516年，莫尔在他的代表作《乌托邦》中论述了岛上男女公民的休息和工作问题。他说，岛上男女公民每天一律只劳动六小时，剩余的时间除休息外，全部用于进行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并说这是保证“乌托邦”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见解。他说，“太阳城”里的人，每天只需要完成四小时的劳动任务，其余时间用来研究学问、读书和进行各种艺术和体育活动。到了19世纪，欧文在新拉纳克试行的改革实验中，采取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禁止使用10岁以下儿童做童工、兴办夜校等方法来充实工人的闲暇时间。就是通过这些实践活动，欧文把14～16世纪的空想付诸到生动的现实中。

马克思是历史上第一位对闲暇时间作出真正科学解释的伟大学者。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武器，对闲暇时间作了深刻剖析，得出了许多规律性的结论。这些结论是：第一，闲暇时间和生产力成正比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个人和社会的闲暇时间就越多。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闲暇时间表现为替资本家创造生产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则表现为个性得以充分自由发展的时间。第三，闲暇时间的多少乃是衡量社会财富的标尺。马克思关于生活方式和闲暇时间的思想，是我们研究闲暇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