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9年初，可汗学院的运行步入正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利用可汗学院进行学习，而我也将所有的业余时间投入其中。实际上，即便是在做对冲基金分析师的工作时，我也惦记着可汗学院。白天工作时，我尽量做到专注，但我心里想的全是可汗学院未来的发展。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做出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抉择。一天，我收到了一位名叫杰里迈亚·亨尼西（杰里）的先生的邮件。他是BJ餐馆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说，自己也是可汗学院的受益人，正在借助可汗学院的视频课程帮助儿子学习化学。他在邮件中说，想与我谈谈可汗学院。
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企业家联系过我，试图说服我将可汗学院转换为营利性的企业。我本以为杰里跟我约谈的目的也在于此，然而他想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他认为我做对冲基金分析师是在浪费时间，我应该将所有精力投入可汗学院这个非营利但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项目中。他当时的态度甚至比我还坚定。对于他的这份信任，我感到受宠若惊，不过我当时可没有心思考虑辞职的事。那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妻子又在接受临床培训，光是想想辞职这件事都会让我感到自己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人。
杰里理解我的苦衷，并没有给我增添过多压力，但他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随着可汗学院的不断发展，我与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2009年夏季，我开始认真考虑辞职的事情。
当时，成千上万的学生会定期收看可汗学院的教学视频。得益于良好的口碑，我编写的软件也受到了学生们的热情追捧，甚至每个月都会花费我50美元的服务器也因此瘫痪，我不得不暂停注册系统，以保证老学员能够继续使用。坦白讲，一想到可汗学院的未来充满了种种可能，我就不禁感到无比兴奋，甚至无法专心将白天的本职工作做好。
于是，我与妻子乌玛伊玛商量，想辞去对冲基金分析师的工作，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可汗学院的运营中。我们攒的钱足以在硅谷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但除此以外并没有多少剩余。作为一名仍在接受培训的风湿病医生，我的妻子每个月还会有一些固定收入，即便如此，放弃固定工作仍让我们感到害怕。乌玛伊玛和我一样，从小在单亲家庭中长大，以前家里的收入即便在好的时候也只刚刚过了贫困线。我和乌玛伊玛都不想再像小时候那样过清贫的日子，所以对于放弃工作这件事，我仍然犹豫不决。
8月，在一周内发生的两件重要的事促使我下定决心，作出了决定：第一件就是可汗学院获得了圣何塞技术创新博物馆颁发的一项大奖的提名，第二件就是一名学生通过YouTube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
在这封邮件中，这名学生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出身，他这样写道：“学校并不欢迎黑人学生。”他声称自己小时候被强迫服用一种药物，因此无法说话，但当别人叫他说话他又说不出时就会遭到责骂。在邮件中，他流露出的不是愤怒，而是悲伤，他说：“老师并没有给予我任何积极的帮助。”他的家人为了让他接受优质教育，花尽积蓄搬到了一个种族偏见没有那么严重的社区，但仍没有使他摆脱困境，他这样写道：“因为基础数学没有学好，我进步缓慢。”
这个年轻男孩当时已经步入大学校园，但一开始仍有些跟不上进度。他在邮件中这样对我说：“我今年夏天一直在看你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我只是想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上周，我参加了一次数学分班考试，被分到了快班。毫无疑问，是你为我和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这封信让我感到震撼，毕竟，做对冲基金分析师可不会经常收到这样的信件。这封信以及博物馆颁发的潜力奖，还有杰里的鼓动以及妻子的鼓励，让我下定决心冒险尝试。我知道，我有能力说服他人，向人们证明可汗学院值得大众的支持。我还满怀信心地告诉妻子，如果一年内可汗学院没有任何起色，我就重新找一份固定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实在是太天真了。尽管当时在YouTube上，可汗学院的视频点击量已经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开放课件联盟以及斯坦福大学教学视频的点击量，但可汗学院背后的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人，它的“办公室”只不过是一个衣帽间。此外，在经营一家非营利性企业以及如何为其募集资金方面，我没有任何经验。最令人气馁的是，与我洽谈的几家基金会都不愿承担风险，不愿为我们捐款。他们只是说：“这个项目听起来很有意思，但为什么其他基金会不为你提供资金支持呢？”这样的话我听了太多遍。
就这样，在我辞去工作的第4个月，我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家里的日常开销每月要花费5 000美元的存款，孩子也正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这对我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过，希望也随之而来，2010年1月，我受邀与谷歌的几名工作人员会面。显然，谷歌的很多高级工程师和主管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已经在使用可汗学院的教学视频了，他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可汗学院的事情。
第一场会面大约有10人参加。我准备了一些幻灯片（我把它们称为展板），向他们展示了视频截图、用户反馈以及“半岛桥”项目的相关数据。我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为全世界的学生创建一所免费的虚拟学校，在这所学校中，有人指导学生学习，学生则可以在这里得到实践的机会并获得反馈。我们还谈到了如何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对可汗学院加以改进。在场者都很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但至于可汗学院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完全没有头绪。
几周后，他们再次邀请了我。这一次，情况似乎有了起色。谷歌让我撰写一份200万美元的方案，不用写太多细节，两页足矣。也就是说，我写的每张纸价值100万美元，这消息可真不错。要知道，直到那时，我花在可汗学院上的经费总额也只有大约2 000美元而已。
我花了一整晚时间不断修改我的方案。在方案中，我提到将组建一个工程师团队来开发软件，还提到了可汗学院一年可以制作多少视频，以及在未来的5~10年内会吸引多少学生。我将写好的方案提交给了谷歌，然后开始等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又收到了多封确认信，信中称谷歌正在非常认真地对我的方案进行研究，但这一次，我对基金会已经不抱太多希望了。
几个月后，我开始更新我的简历。我并不想坐吃山空，至少比自己想象中不情愿得多。我甚至无法确定我能否再在金融界找到一份工作，毕竟，大部分公司不会雇用一个辞职后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整年视频的人。
4月，我收到了一封令人意外的邮件，读过邮件后，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邮件的标题是 “我是你的狂热粉丝”，看到这个标题，我立刻点了进去。这封邮件来自一位女士，我当时并没有一下子认出她的名字。她在信中询问我的地址，称想为可汗学院捐款。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收到捐款邮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很多人通过PayPal向可汗学院捐来5~10美元，甚至有人捐来了100美元，但这一次，捐款的数额达到了10 000美元。发件人名叫安·杜尔。我在网络上进行了搜索，才发现原来她是著名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的妻子。我回邮件感谢她的慷慨支持，她在回复中提出要和我一起吃午饭。
我们约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五月饭店见面，安骑着一辆蓝绿相间的自行车赴约。我们一起谈论了可汗学院未来的发展。当安问到我如何养家糊口时，我答道：“我没有做到养家糊口，家里现在花的是存款。”当时，我只希望我的声音听起来不要充满绝望。听到这个回答，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
20分钟后，我将车停入自家车库时收到了一条来自安的短信：你得自谋生计，我现在立刻寄给你一张100 000美元的支票。
收到这条短信之后，一系列超乎我想象的事情接连发生了。两个月后，我与阿拉贡再次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夏令营。一天下午，我正带领20名学生动手开展我们疯狂的小项目时，收到了安的短信。事实上，我连续收到了她发来的几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在参加阿斯彭思想节，这里有好几百名观众。
比尔·盖茨在台上，谈到你了。
他说：幸好你妻子同意你辞职了 。
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发错了？还是一场恶作剧？我立刻让坐在离我最近的电脑前的学生把座位让给我，开始上网确认这一消息是否属实。
没错，人们正在利用博客和twitter转发有关阿斯彭思想节（Aspen ldeas Festival）的消息。比尔·盖茨在讲台上表达了他对可汗学院的喜爱，他也借助可汗学院进行自我学习并帮助孩子学习。当时，我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我为弟弟妹妹制作的粗糙视频，视频中，我的儿子在背景里大声叫嚷，而我则抓紧时间，力求赶在妻子下班回来之前完成视频的录制。比尔·盖茨真的看了这些视频吗？
接下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料到。我终于找到了阿斯彭思想节的视频片段，确信了这些都是真的，但我接下来该做什么？给比尔·盖茨打电话？不过我怎么可能有比尔·盖茨的电话号码呢？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随后接到了微软公司的一名主管打来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有时间，比尔·盖茨想邀请我飞到西雅图与他会面，看看他能为可汗学院提供怎样的支持。这名主管询问我的时间安排时，我正在看我的日程表。下个月一整月都是空白的。我坐在衣帽间里，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镇定：“当然，我想我还是能挤出时间的。”
最后，我和比尔·盖茨于8月22日在他位于华盛顿州柯克兰的办公室见面了。办公室傍水而设，比我的衣帽间漂亮多了。我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一起在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着，手里握着用过太多次的展示板。我想我的紧张一定太明显了，于是工作人员鼓励我说：“比尔·盖茨跟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的，他人真的很好。”这句话让我略微放松了一些，我开始侃侃而谈。几分钟后，房间里每个人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与30秒之前完全不同。原来，比尔·盖茨已经走了进来，就站在我身后。没错，他跟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我颤巍巍地站起身和他握手，说：“唔……很高兴见到你。”他坐下后，会议室陷入一片寂静，所有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我意识到现在该看我的了。于是，在接下来的15分钟内，我谈了谈对可汗学院的憧憬以及规划。在整个过程中，比尔一直在礼貌地点头。坦白讲，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只用了20%的大脑进行演讲，而剩下的80%则一直在想：“你知道你正在跟比尔·盖茨对话吗？坐在一旁的可是比尔·盖茨！看，是比尔·盖茨！你最好别把这次会面搞糟！千万别讲你那些傻乎乎的笑话！”
之后，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很不错！”
两天后，《财富》上刊登了一篇有关可汗学院的文章，题目为《比尔·盖茨最喜欢的老师》。在刊登文章的几周前，我的确与这篇文章的作者戴维·卡普兰交谈过，而作者也的确采访过比尔·盖茨，但看到这个标题，我依然觉得不敢相信。我母亲曾经因为我放弃攻读医学院而耿耿于怀，但看过这篇文章之后她热泪盈眶，这也许是她第一次为我做出的决定感到欣慰吧。
到了9月，事情变得越发明朗。盖茨基金会将为可汗学院提供150万美元的资助，这笔钱将用来租用办公室并招聘5名员工。之后，盖茨基金会又投资了400万美元，以支持我们开展其他项目。与此同时，谷歌也表示，他们将提供200万美元帮助我们建立习题库，并将我们的教学内容翻译成世界上最常用的10种语言。这得益于谷歌的“创想10的100次方”项目（Project 10^100），谷歌一共收到了150 000个方案，从中选出了有可能改变世界的5个，并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看样子，我的确该走出衣帽间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