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课”的启示

我上十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不仅改变了我自己的学习状态，还为我的教育哲学打下了基础。在路易斯安那州举办的一次数学竞赛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尚塔努·辛哈——他后来成了可汗学院的校长。他是大家公认的数学迷，在一次数学竞赛的决赛中战胜了我，但那次失利帮助我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除了实力之外，他身上的一些其他特质也让我印象深刻。在比赛的间隙，他告诉我，虽然他还在上十年级，但已经开始学习初级微积分的课程了，而我还在学习代数Ⅱ，代数Ⅱ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挑战性，但当时我认为自己必须学习代数Ⅱ，因为那才是一个十年级的学生应该学的，这一点没有任何可商讨的余地。可是尚塔努告诉我，因为他通过了代数测试，学校允许他提前学习难度更高的知识。

这一做法让我觉得很新鲜。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一种方式，尽管只要想一想就会发现，这样做非常合乎情理。如果学生能够证明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某一部分的知识，他或她为什么不能继续学习难度更高的知识呢？

回到学校后，满腔热情、充满希望的我找到学校的负责人，想跟他们谈谈我进阶数学课程的问题，但我的提议立刻遭到了否决。就像应对其他事情一样，校方给出了令人沮丧的理由：如果我们给你破例，那就得允许所有人都这么做。

当时我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个性十足、以自我为中心，我可不在乎别的孩子会做些什么或者做不了什么，我在乎的只有自己被学校拒绝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件事之后，我变得闷闷不乐，行为叛逆（后来，因为成了一支重金属乐队的主唱，我心里的怨气逐渐减轻）。不过，时间久了，一个范围更大且极具颠覆性的问题开始让我感到困惑，最终形成了我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之一：如果一个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进度超前学习，如果采用这样的学习方式能让他在获得更多快乐的同时学习更有效率，那么为什么不将这样的方式推广到每位学生身上呢？

这样做有什么危害吗？如果允许孩子顺应自己的天性并承担起新的挑战，他们不是会学到更多东西吗？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不是会得到更好的培养吗？如果学生能够提前毕业，他们岂不是可以给学校腾出宝贵的就学名额，让别的有需要的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吗？没错，这样的方式的确需要更大的灵活性，还需要学校在每位学生身上花费更多精力。没错，为了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我们还有很多技术和流程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还有一些长期养成的坏习惯需要慢慢改变，但教育的最终服务对象是谁？教育的目标是让校区董事会和校长们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工作，还是为了帮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呢？

回想过去，我认为那句既愚蠢又令人恼怒的拒绝“如果我们给你破例，那就得允许所有人都这么做”是一个古怪的开始，正是它坚定了我对自主学习的追求，并促使我最终踏上了一条帮助所有人实现自主学习理想的漫漫长路。

最终，我还是上了我梦寐以求的高等数学课，不过我需要往返于好几个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做法就像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发起了公然挑衅。我利用暑期时间到当地的一所大学听课，我所在的高中也终于“允许”我去上“基础微积分”这门课（这是学校开设的唯一一门涉及微积分的课程），但这门课根本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我只能拿着进阶课本自学。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奥尔良大学里旁听数学。

我很幸运，我的家庭和我所生活的社区都高度重视孩子的教育，我的母亲不仅支持我，还帮助我合理地安排学业上的事情。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没有那么关心，或者父母害怕遇到麻烦，或者不知道如何为孩子提供帮助的话，孩子又该怎么办呢？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限制，孩子的潜力和求知欲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如果说高中的学习时光让我深刻意识到了独立学习和自主学习的重要性，那么大学的学习经历则让我意识到了大班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效率低下、内容离题，甚至不够人性化。

坦白讲，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我被身边众多才华横溢的同学深深地震撼了。与我一起入学的新生中，有些人曾代表美国或俄罗斯参加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我的第一堂物理实验课的指导老师也大有来头，他用实验证明了夸克（一种理论上比原子更小的基本粒子）的存在，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周围的所有人看起来都比我聪明。除此以外，这里的天气异常寒冷，在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前，我从没见过皑皑白雪，站在查尔斯河畔，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彻骨寒意。幸运的是，校园中有不少学生与我一样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其中的一人就是尚塔努，我们从高中时候的相识逐渐发展成了好友，最后成了大学室友。

当我和尚塔努逐渐适应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作息时间后，我们共同得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却越来越显而易见的结论：大班上课浪费了大量时间。300个人挤在一间阶梯教室中，听一名教授讲解他已经烂熟于心且讲过几百遍的内容，90分钟的课程令人备受煎熬。这种授课方式的意义何在？这到底是在教书育人，还是在将学生召集起来进行忍耐力的比赛？学生们能从这样的课程中学到东西吗？学生坐在课堂里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尚塔努和我得出了两个基本的推论，其一是父母为孩子上学投入了大量金钱，其二是授课教师往往都在学术上颇有建树，所以，这样的教学方法掺杂着炫耀和表演的因素。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注意到，那些上课最认真积极的学生往往也是考前最紧张、最急于临时抱佛脚的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是，他们在进入死记硬背的阶段之前一直都在被动地接受知识，就好像在完成自己的义务一样坐在教室里，任凭知识向他们涌来。他们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慢慢地掌握知识，然而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学到。在这里，我必须阐明的一点是，我并不是在责备我的同学，他们勤奋积极，相信一直以来沿用的学习方法的确有用。不幸的是，这种学习方式无法真正地展现学生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前文讨论注意力的持续时间以及主动和被动学习时就已经明确了。

不久，尚塔努和我就成了麻省理工学院内引人注目的小群体中的成员，我们开始逃课。我并不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只不过逃课对于我们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逃课很容易就会成为混日子的借口，甚至成为游手好闲的症状之一，不过对我们来说，逃课意味着我们能更加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时间并对其负责。与被动地在课堂中静坐一个半小时相比，我们能否通过主动学习课本或者观看网络教程、使用互动评估系统而学到更多东西呢？比起听教授讲课，我们自主探寻方程式的含义并编写软件能否让我们的知识更加丰富呢？作为新生，我们发现逃课的方式很奏效，我们无须在期末时死记硬背，也不用害怕在考试中解题，因为这正是我们平时一直在做的事情。

后来，我们认识了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他们一学期要修八九门课。（麻省理工学院普通学生的课程已经安排得很紧了，而他们的课程量大约为普通学生的两倍。）这些学生向我们发起挑战，鼓励我们也参加额外课程的学习。毫无疑问，这些学生非常聪明，但不是那种举止怪异的天才。他们认为，如果学生们能够离开教室，按照自己的方式学习，那么所有学生，不管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还是任何一所高中或者大学的学生，都有能力修完相当于现在的课程两倍的内容。在通往学术圣殿的路途中没有捷径，更没有秘诀，学习需要我们严于律己，同时付出努力，需要做到的关键是高效、主动和独立地进行学习。

我想先停下来仔细考虑这个激进的想法，因为它与我个人的理念完全吻合，并最终形成了我现在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人们是否能真正学到超出期望值一倍的内容？这个目标看起来似乎过于远大，但转念想想，人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当今教育体系的源头——普鲁士教育法时，就已经明白教育的原始目标并不是培养出聪明的学生，而是将人们教育成顺从且合乎标准的民众或工人，这些人只要懂得一定的知识就可以了。如果教育以此为目标，那么其关注的焦点就不是学生的学习潜力，而是必须学会的那些基础知识。

我并不想向当今的教育工作者详细阐述普鲁士教育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动机，我只想说，在我们自18世纪延续至今的教学习惯和前提中，有些因素如今仍然掌控并限制着学生的学习内容。传统的课程不仅会限制学生学什么，还会规定学生在何处停止学习，结束一节节课，学完一门门科目，为什么老师不鼓励学生学得更多、更深入——比如将课业负担翻倍呢？也许究其原因，是我们设定的标准太低，我们只要求学生能够答对考试中70%的题目。由于设定了最低标准，我们将注意力聚焦于“失败”这个概念上，我们厌恶失败，因失败而感到难为情，却在这个过程中削弱并贬低了“成功”的意义。我们降低了对学生的期望，这在无形中也让学生降低了对自己能力的信任。

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尚塔努和我的确做了类似使课业负担加倍的事情，而我们两个人都以较高的平均绩点（GPA）毕业，并获得了多个学位。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同龄人聪明或者更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大量时间花在课堂上被动听课。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抨击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方法，在我看来，麻省理工学院为具有创造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充满魔力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此外，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理念具有前瞻性，允许学生自愿选择所修课程。我所批判的并不是学校，而是被动学习这个早该淘汰的旧习。

如果我们能用主动学习代替被动学习，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超越他人对我们现有的期望。通过自行掌控学习进度并借助老师辅导和亲身实践，我们可以学得更加深入和高效。如果我们能够自主地设定目标，那就能成就更远大、更卓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