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义和团灭侵略者梦
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是源自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他们无统一组织,用练拳习武等方式团聚群众,曾被称为“义和拳”。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其他劳动群众以及无业游民。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分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因此,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匪”加以查禁和镇压,使它难以发展。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等无理要求。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反应,乘机出兵占据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俄军进驻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河南清邑义和团旗帜
外国的进占,进一步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加剧。1898年10月,义和拳首领赵三多在山东冠县率众起义,攻打教堂。之后,山东各地拳会及大刀会纷纷展开反教会侵略的斗争。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安抚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声势。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1899年下半年,义和团运动逐步扩展到华北、东北各省。
义和团团民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1900年5月27日,直隶义和团进占涿州城,开始由乡村向城市发展。北京、天津迅速成为运动中心。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形成高潮。
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
清政府官员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意见。这两派意见交互影响清政府,使它举棋不定,对义和团的镇压忽松忽紧。
1900年1月11日,即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半个月,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表明清政府采纳了主“抚”派的意见。
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颁布谕旨,命令直隶、山东督抚出告示严禁义和团。
清政府态度反复,同当时国内局势有关。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绪帝,主持、拥护变法的官员或死或逃,或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虚弱。当义和团开展反侵略斗争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不能不有所顾忌。
清政府在义和团问题上犹豫摇摆,各国公使决定用武力胁迫清朝统治者就范,遂调集军队进京。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亦准备进入北京城。清政府这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作出抉择。义和团声势浩大,反抗斗争得到北京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部分北京驻军也倾向义和团,加之“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使清政府感到义和团无意与它为难,大可利用;而列强军队气势汹汹,来意不明,增加了清政府的疑惧。6月13日,清政府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准许他们进入北京内城。
西方列强以清政府镇压不力为由,直接出兵干涉,于1900年6月间组成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使用大刀、长矛、抬枪等落后武器奋勇抗击,先后在廊坊和天津紫竹林、老龙头火车站等地同侵略军激战,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6月16日晚,英、俄、日、德等海军组织突击队,在炮舰掩护下向大沽口炮台发起猛攻。守军英勇抵抗失利,炮台陷落,天津的门户被打开。大沽口炮台失守消息传到北京,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义和团及清军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清廷还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开,逃到西安。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在国内外反动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终告失败。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
被八国联军抢劫后放火烧掉的部分北京城
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往西安。出逃前,已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
1901年9月7日,由德、奥、比、西、法、英、意、美、日、荷、俄等国公使组成的外交团,于11时在西班牙使馆与中国全权大臣奕劻和李鸿章举行会谈,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又称《北京议定书》,通称《辛丑条约》。仪式于11时30分结束。
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西方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辛丑条约》,列强勒索了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租界),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开始凌驾于清政府之上,对政府发号施令;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加强了列强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权利;严厉“惩凶”以及为德公使建立牌坊等,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企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也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抱有的幻想,以“驱除鞑虏”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其失败是必然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为期不过三个月,最终在清政府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陷于失败,但是,它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和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最初,义和团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口号。这在当时是适应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农民认识水平的,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当时列强的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助于联合清政府的爱国官兵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军。当然,这个口号也有局限性,它使拳民丧失对清政府背叛义和团运动的警惕,因而在腹背受敌的形势下遭到绞杀。
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他指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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