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改良梦折

第二节　封建王朝改良梦折

洋务派的自强梦

近代中国遭受到西方列强的掠夺、压迫、奴役，当时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真诚的梦想：就是在应对西方的冲击和挑战中，寻求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道路，寻求恢复中华民族历史光荣的伟大梦想。太平天国力图从体制外对清王朝发起冲击，这是对清王朝统治的一次极大震撼，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清王朝内部的调整和政治格局的变化。

在寻求民族自强的道路上，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没有放弃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一批主张“务实”的士大夫开始呼吁向西方学习。

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西方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主持编撰《四洲志》，并翻译引进一些来自澳门的外文书籍。魏源作为林则徐的好友，也秉持经世济用的理念，将林则徐的成果进一步发扬光大，编撰《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另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书，也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情况，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理念。他们正是从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接受西方开始，去寻找使中国走向强盛发达的道路。学习西方，是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路程的第一步。林则徐、魏源等人是中国最早迈开这第一步的先行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终于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加上当时太平天国正在南方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清朝政府开始将林则徐、魏源等人的部分主张付诸实践。

主导这次“自强”运动的中央代表人物是素来有“鬼子六”之称的恭亲王奕。在慈禧太后上台以后，奕瞬间变成了红人，成为清廷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班大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置是清政府买办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机构不但是清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管理机构，也是清政府“办理洋务”的管理机构。以这个机构的设立为契机，清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引进西方技术的举措。而“搞洋务”的主力军则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起来的一批汉族官僚，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

洋务运动前期主要以“求强”为主要目标。从曾国藩于1861年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开始，洋务派开始创建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其中以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最为庞大，几年之内，便发展为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另外，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的金陵制造局等也具有一定的实力。

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

建于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不仅仅在于枪炮武器，而且还在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上当时军事工业开支负担沉重，所以洋务派又开始创办民用工业，以“求富”为目的。这些企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其中以李鸿章设立的轮船招商局最为著名。另外，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也小有名气。

在此基础上，洋务派还创立新式陆海军，李鸿章的淮军就大量装备洋枪洋炮，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同时，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建成，特别是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立以后，一度成为亚洲第一的海军力量，成为洋务运动中最耀眼的一项成果。

然而，洋务运动的成果就如昙花一现。首先是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给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当头一棒，李鸿章精心经营的亚洲第一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维新派的立宪梦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对日本来说，几千年来日本都把中国当作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中国为师。甲午战争是日本第一次战胜中国，显示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果。而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对手，原本近在咫尺的小岛国突然崛起强大到能够击败自己，这种冲击和震撼比之前败给任何一个欧美国家更大。

康有为

因此，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光是在器物上进行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在近代中国形成了一股维新变法的新思潮。

梁启超

甲午战争结束后，一批被战败深深刺激神经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站出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发出了改革制度的呼吁。康有为在19世纪90年代初写就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本著作，借批驳汉学、托古改制来宣传他的维新思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适逢会试之期，在京应考的士子义愤填膺，纷纷上书反对。康有为正是在此时成为变法的核心人物。他发动士子上书，要求拒绝对日赔款，实施变法。这场“公车上书”运动为维新变法运动准备了舆论条件。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光绪皇帝，阐述变法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同时，维新派通过成立“强学会”、“广学会”等团体，发行《万国公报》《时务报》《强学报》等新闻报刊，翻译撰述《天演论》《法意》《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籍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同时还培养发掘了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维新变法人才。康有为还与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开议院兴民权、改革科举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变法主张。

1898年，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下，康有为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正式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从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变法进行了103天，亦称“百日维新”。在这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鼓励实业，设立铁路、矿务、邮政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训练海陆军，裁汰冗员、整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等一系列变法举措，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戊戌六君子

但是，新法在地方上的推行却不尽如人意，除了湖南巡抚等少数官员以外，大部分地方督抚都采取观望甚至抵制态度。6月1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变法被扼杀于摇篮中。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血腥镇压“戊戌变法”的两年后，在国内外压力之下，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清政府再一次推行“新政”，将戊戌变法的主张翻版重新推出，试图以此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但后来的“皇族内阁”让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成为一场闹剧，所谓“立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清朝皇族和贵族仍然不会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民权”、“君民共主”成为他们口头的承诺，这使部分立宪派的梦想完全破灭。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强烈刺激下，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运动，这种在封建社会内部谋求社会发达、经济进步，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最终结果必然使中国人走向国家富强、民族兴盛的努力又一次遭受到挫折，中国人寻求的民族富强之梦又一次破灭了。但是，这次的努力和以往的一切努力一样，是在寻梦道路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