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启航
现代化总目标的确立
十年“文化大革命”肆意践踏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问题日趋严重。1976年10月,党中央果断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告了十年内乱的结束。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原来比中国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却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把中国甩到了后面。这令人痛心和震惊的差距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愿望。中国若再把现代化只作为口号而拖延下去,中华民族不仅永远无法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而且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一个春天来临了。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作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的总目标与总任务。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
岁月流逝,沧桑巨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历久弥深。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从这次全会开始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形成和发展的。中国人民从此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他多次强调,进行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一切围绕这件事,“扭着不放,毫不动摇”。
拉开改革开放序幕
在十年“文革”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开始于贫困落后的农村,发源地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年九荒的安徽省凤阳县。
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至今还保存着凤阳县小岗村20户人家1978年开始搞承包到户时立下的字据。
在当年,“包产到户”是中国农业的“禁区”。然而,邓小平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了支持,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办法。到1981年6月底,全国已有8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迅速扭转了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使农业生产连年丰收。
1983年,随着全国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部分农民初具投资能力,农民创办企业的积极性高涨。当时农村流行一句口号: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1986—1988年农民净增收入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成了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
农村改革的突破和成功,使农民成为农村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更加坚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开始的。1978年10月,国务院在四川省选择了6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揭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81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企业增加了活力,取得了显著的效益,诞生了许多如今已经非常成功的企业:中国PC巨头的“联想”,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万科公司,由校办企业发展成的娃哈哈集团……
1980年8月,中央宣布:“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批城市个体户在街头诞生。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1984年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在这以后,中央进一步对国企实行两权分离,国企独步天下的时代渐渐远去。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开始迈出重大步伐。
35年前的深圳,是南国边陲上的一个小渔村,它与香港虽只有一河之隔,但经济发展却有天壤之别。1978年,深圳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香港新界的农民纯收入为13000多港元。巨大的经济差距引发了当地老百姓“用脚投票”,纷纷偷渡到香港。广东省委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用手投票”,想办法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王开国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时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广东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和支持,他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特区的主张。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经济特区成为了开放的基地,正如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经济特区后所指出的:“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谋划现代化发展的战略
“文革”后,邓小平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中国人一切工作和思考的出发点;他提出了一个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理论,重新设计了中国人寻梦的理想。他被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而在此后的30多年中,他所设计的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地成为这片国土上的新现实。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正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小康”目标的新概念,从此中国人民对于自己向往的生活,有了一个更为亲切的和直观的目标。也是在这次会见上,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构想。根据邓小平的构想,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深圳街头的邓小平画像
从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的描绘,到制定完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表明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雄心壮志。邓小平这位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代表了全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世代梦想,提出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带领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去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与此同时,在邓小平那里,现代化建设不再仅仅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历史进程,因而他站在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土地上,重新规划了中国未来的宏伟蓝图,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蓝图和发展战略的设计,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并且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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