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内涵及历史演变

一　“和”的内涵及历史演变

1“和”的字源与原初理解

出现在青铜铭文中的汉字“和”由一颗植物与一张口组成。较之更早的古汉语中，“和”（龢）字由“禾”与“龠”构成，“禾”指示龢的发音，“龠”表征龢的含义。其中，作为象形文字的“龠”在甲骨文中，指示一种有着几个管孔的具有早期短笛形制的吹奏乐器。《说文解字》中记载：“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即“龠”是一种有着三个孔的竹子做成的乐器，能够与其他乐声相协调。由此，“龢”（和）也直接被用来指示一种古乐器名，即《尔雅·释乐》所言：“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巢”是形制稍大的笙；“和”是比它小一点的笙。

通过对“和”字起源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和”与音乐密切相关，如《庄子·杂篇》所言：“《乐》以道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音乐不是一个声音的简单重复，必然是不同声调、音频的有机结合。如此，人们对“和”的理解也就由单纯的乐器拓展开来，意味着一种不同元素的协调、结合过程。同时，在古代，音乐是宗教与社会仪式的一部分。所谓礼乐，音乐与礼仪是紧密结合的，两者共同确立了“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论篇》）“乐”与“礼”分别确定了“天地之序”与“天地之和”，进而共同构造了和谐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论语》强调了“礼”与“和”的关联：“礼之用，和为贵。”

2“和”的传统理解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对“和”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和”的思想广泛涉及人性、政治、道德等多个方面。总体而言，“和”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涵：

第一，从人性品质的角度看，“和”是人们经过内外兼修之后达成的一种内在均衡的状态。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表达，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恰当地表达这些情感，只有那些内心平和、行为处事遵循中道的人，才能恰当地表达自身的情感，达到“和”的状态。《中庸》第一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喜悦、愤怒、哀伤、快乐等情感没有展露，心灵未受外物侵扰，就是所谓的“中”，如果这些情感恰如其分、有所节制地表达出来，就是所谓的“和”。当然，要实现这种内心情感的和谐有序，必须修养身心，提高自身道德素养。

第二，从崇高美德的角度看，“和”有别于“同”，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美德。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儒家学者有意识地将“和”与“同”区分开来，认为“同”是对一个事物的简单复制；“和”是不同事物间的协调及新事物的创造。在个人德行上，君子具有“和”的美德，不去追求与他人的完全一致，能够与不同的人和谐相处；小人与之相反，不具有“和”的美德。在更高的天地层面，“和”是“生”“化”“大”，是天地万物的化生创造、生生不息。如董仲舒所言：“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是故“夫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和”不仅是君子的个人美德，更是天地之间最高、最大的一种德行。

第三，从行政统治的角度看，“和”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更是一种事关国家兴亡的政治德行。在儒家学者看来，作为最高美德的“和”，不仅事关个人的德行修养，还将在扩充、延展之后，影响整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安宁与进步。《尚书·多方》就明确提出，领导者对“和”的背弃，会造成外在世界的无序，带来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紊乱：“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同时，贤明的君主必须以“和”的方式来治理天下，这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德行，如周成王在临去世前就特别训示说：“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尚书·顾命》）统治者应该采取“和”的统治方式，追求天下“和”的状态。

第四，从道德教化的角度看，“和”是国家实施道德教化、个人进行道德修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主要目的。古代学者们常常将道德教化视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和”视为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如《周礼》记载，周王“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礼·地官司徒》）。作为最高理想的“和”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息息相关，进行“和”的政治教化，不仅有益于个人克明本性、体觉和谐、重塑自身，更有益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如此，“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德行修养的内涵，亦有国家治理、政治教化的意义。

第五，从精神动力的角度看，“和”不仅是一种均衡的状态或最高的德行，其本身还是推动道德实践的精神动力。以儒家为例，“早期大儒们宣扬的和的学说在后期新儒家那里获得了发展。新儒家学者不仅将和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还将它视为一种激发儒家学术的精神，一种策动儒家实践的活力。”儒家学者们相信，“和是所有关系的根本性法则；是一切德行得以完全实现的动因”，正如张载所言，“义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动静合一存乎神，阴阳合一存乎道，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

3“和”的当代寓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中共中央将和谐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之中，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和”的内涵和思想在当代有了新的提升和扩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当代的和谐理念具备现实性。“和”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理念，和谐状态是数千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以前，和谐还仅仅是中国人的一个美好理想，和谐社会的构建还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才具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当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提供了现实条件，使得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理念在实践中具备了现实性与可能性。

第二，当代的和谐理念具备辩证性。中国人很早就阐明了和谐与斗争的关系，指出了“和”所内在的辩证性。当前，和谐理念坚持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和谐也是一种矛盾运动，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斗争，但是斗争只是我们达成和谐的手段，和谐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为了稳定而否认斗争，纯粹为斗争而斗争的做法都不符合“和”的本质和要求，都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可以说，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立足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理解和谐的产生和达成，理解和谐与斗争的辩证关系，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保障。

第三，当代的和谐理念具备全球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等各类关系，其范围也遍及“天下”，有着“燮和天下”的诉求。但总体而言，这种“天下”的范围还是有限的，与今天全球化浪潮激荡之下的“地球村”有着天壤之别。当前，我们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倡导“和平崛起”的路径，其立足点是全世界各国普遍联系、各方利益普遍相关的现实，其关键是全球性的合作、宽容与和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当代的和谐理念具备鲜明的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特征。

第四，当代的和谐理念具备以人为本的目的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他们同时强调，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历史演变的主人，他们的解放、进步和发展是社会变迁的目的。当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将之确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使得以人为本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如此，当代的和谐理念就有了明确的目标指向，即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和”的状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和发展，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