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战略核武器已成为衡量他的国防力量的重要砝码，而我国正是为数不多的拥有者之一。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我国物理学家邓稼先为原子弹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普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同二百多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冲破种种阻挠回到祖国，那时他才26岁。当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刚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前辈面前时，大家都为中国物理学界又注入了新鲜血液而感到高兴。
1958年秋季的一天，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位负责人找到邓稼先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邓稼先心里明白，这是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事情，他一时不免有些惶恐、胆怯。“啊，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
这天晚上邓稼先彻夜未眠他想到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属于国家高级机密，不能告诉家人，以后不可能长年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有些惆怅，有些激动，对妻子怀着深深的歉意。但他想，完成这项工作，这一生该多有意义，就是为此而死也值得！“七七事变”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的炮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一个国家没有自卫能力，必然任人宰割，老百姓没有活头。百余年来受人欺凌的祖国也要研制战略核武器了。邓稼先回忆往事，展望祖国前途，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从此，邓稼先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为了这项绝密的工作而在物理学界销声匿迹了。干这项工作，一没有名，二没有利，只能甘心当无名英雄，做出科学成果也不能发表论文。
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他的工作是从改造荒凉的土地开始的。他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服当小工，同建筑工人一起挖土，推车，和泥，盖房子，核武器设计院是真真正正在他们自己手中诞生的。
在这时的中国还没有谁造过原子弹，也就无所谓什么权威。苏联又撕毁了协议，不再援助中国，专家全部撤走，国外的资料也被严密封锁。邓稼先只能先培养人才，他一面备课，一面讲。青年人叫他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儿干吧！”有时，他备课到凌晨四点多，在办公室里睡两三个小时，天亮了继续工作。每天晚上，大学生们都聚集在办公室里看书。邓稼先虽然有妻子，有孩子，但别人学到几点，他也工作到几点。每到深夜，年轻人都愿意送他回家，这时，用铁丝网围着的宿舍的大门早已关了，常常是他先爬过铁丝网，年轻人再把自行车递过去。
又是一个深夜，别人都已进入梦乡，静静的楼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当他走进楼道时，一下愣住了——孩子居然睡在楼道里。一定是妻子上夜班，孩子放学晚没钥匙进不去门。看着孩子那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的样子，他一阵心酸，自己什么时候照顾过妻子与孩子？他打开门，把孩子抱到床上。沉重的自责使他久久不能入睡。可是第二天清晨，他又急匆匆地奔研究设计院而去，什么个人的事，家庭的事都顾不上考虑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走在路上还想着原子弹，有一次竟连人带车掉到了沟里。
……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蓦地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这振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靠自力更生，拥有了自己的核力量！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研制氢弹的任务又落到他和其他科技人员肩上。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他带领奋战在研究工作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忘我地工作，过了整整十年的单身生活。大戈壁上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最终他们成功了。
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而他自己却从不在意，以致多次在试验现场昏倒。1984年冬天，一次核试验前，他从帐篷出来往试验场去，步履艰难地在雪地上走着。忽然，他走不动了，对前面走的人说：“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气喘吁吁地趴在了别人肩上。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腹泻了好几天。又加上患有低血糖病，平时虚脱了，吃几块糖，喝口水，又接着工作，这时终于站不住了。
这就是邓稼先，一个默默地把生命献给祖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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