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消逝的年味

日渐消逝的年味

匆匆又过了一个春节，人们都在感叹：年味淡了。物质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的生活每天都类同过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年味似乎越淡。这其实是一种传统的消褪，也是一种文化的散失；当然乐观积极的人士也可以说成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或者是文化的嬗变与更新。我常常想起故乡扬州过年的习俗，说不上留恋，更多的是一种幽幽的怀念和淡淡的感伤。

一、吃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冬天就是库存，就是享用。郁达夫曾在散文中描述，冬天，北方人因为寒冷，整日窝在屋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坐吃山空。不久前新浪网报道：今年的寒冷让北京人变“懒”了，不爱出门了。我的老家也大体相似。春节就是变着法子忙着吃。杀年猪，蒸年糕，磨豆腐。然后腌肉，腌鱼，腌蛋，腌鸡、鹅、鸭，甚至腌萝卜、蒜头、咸菜……腌的肉制品需要多次晾晒，弄得家家屋檐下都是累累垂垂，鱼肉满目。这些都是春节的大餐，也是早春青黄不接时的备馔。大年三十，也是祝福祭祖的日子，家家都倾其所有，将好菜做出来摆满桌子。先烧香、敬酒、磕头、化纸，然后再将菜回锅加工，便是生人享用的美食。

老家风俗，大年三十、正月初一的饮食须由男人打理。再勤快的妇人这两天也只能打打下手。平时忙得生怨，做得生厌的主妇干脆拢起袖子晒太阳、拉家常、嗑瓜子、看电视……就是不进厨房。再懒惰的男人这两天也只好悻悻地佯作笑脸振作精神地在厨房忙乎。儿子当然可以作为助手，呼来喝去。我父亲这几年不能掌勺了，改由我们弟兄俩操持。大哥久居北京，喜食浓酽；我迁居江南，渐好甜淡。于是他负责烧菜，大锅灶归他；我负责炒菜，煤气灶归我。烧火的权利父亲紧抓不放，一坐下烧火就不肯起来，什么菜保管给你炖得烂熟。“火到猪头烂”，自称烧柴最有心得，烧的正是柴禾。冬天早就劈好了一院子的柴，高高地码在墙角。火势又猛又连贯（柴火不好停），在大锅做菜须有很好的连续性。弟兄俩在灶前，父亲在灶后，父子说笑间你还得盯紧锅盖。

菜一定要做成双数，冷盘和汤菜的数量都不能随意，因为除夕晚上吃的是“守岁酒”，最讲究吉利。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却成了除夕必须遵守的圭臬。比如猪头里的舌头，除夕晚上必须自家人吃掉，不能留下来给别人“嚼舌头”；年夜菜里不能有鸡，“过年吃了鸡，一年被人欺”……“菜谱”是父子三人每年除夕的早晨，头碰头研究好的，还郑重其事、煞有介事地写下来。有条不紊地做成后，父亲还会将“菜谱”小心翼翼地藏掖起来，以便来年参照和改进。

我们张氏家族有点特殊。现存族谱记载可以追溯到的远祖是唐朝宰相张九龄。“张公百忍得金人”，“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便是此公。因此我们的堂口名和族谱名就是“百忍堂”。每年正月里的某一天（一般是正月十二），散居各地的庞大家族都会举行一次家族会议，独立成家的家长都会接到一张“会帖”，应邀参加。家族会轮流做东，称为“接会”、“做会”。下一年的“会东”（主办方），上一年就已经定下来。有时还会竞争，就要提出申请、开会研究并表决通过，仿佛举办运动会。

“做会”的主要目的是增订族谱，新成家的列出分支，亡故的人加上黑框，新生的人添上名字。五代以内的族亲们现在分布在江苏仪征、高邮和安徽天长两省三市的交界处，父亲是现任族长，届时必盛装前往。我和哥哥春节省亲此时如果还滞留在家，也会随往。

交了份子钱（会费）后，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聚族而“吃”，中午吃到日影西斜，晚上吃到夜色沉沉，真是“家家扶得醉人归”。

因为历史上的某次变故，我们家族又添了一个吃的由头。据说某一代老祖宗在大年三十献上猪头正准备祭祖时，突然被穷邻居用铁叉叉去了猪头，而这一天是不能跟人家翻脸的。于是此后过年，我们家族一律提前一天，即腊月二十九（闰年二十八）就算过年，猪头也在前夜煨烂。大年三十早上，家长将一家人都吆喝起来，一家老小都围在灶台边。一大锅的肉制品（包括猪头）早已煨得烂熟，此时要放开吃肉——旧时也惟有这一天能满足要求，称为“杀馋肉”，据说这样吃一顿肉后一年都不会馋肉了。掌刀的当然是家长，慷慨地切肉，一直吃到每个人都打起饱嗝摇起头。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现在我们家还保持着这个习俗，还在吃“杀馋肉”，不过大人都是浅尝辄止，父亲也不再勉强了。我的子侄辈们依然吃得鼓满腮帮，我五岁的女儿缘缘也跟着吃得抱着肚子，欢快地笑着，跟我当年一样。

正月初一早晨照例吃的是汤圆和“子孙饼”，都是家庭主妇们早就做好的面食（早已准备好的还有花生、瓜子、糖果、点心等）。汤圆的馅各种各样。“子孙饼”我在别处鲜见，其实就是用米粉夹馅做成圆饼再烙熟，可以放置很久。正月初一早晨男主人蒸好端出，伴以糖碟，清甜可口。

淮扬菜大家都很熟悉，家家户户的年夜饭大同小异，不必赘述。但我家乡的习俗，除夕夜有一道菜必须要吃，那就是炒豌豆苗——豌豆的茎和芽头。豌豆方音念成“安豆”，取“平平安安，岁岁平安”之意，家家都炒，弄得春节前的豌豆苗卖到10块钱一斤，甚至有价无市。幸亏我母亲早有准备，自己种了一点，除夕硬是扒开雪地择了一小筐。

蜜枣、柿饼、冰糖、桃酥、酥油馃、云片糕、四喜丸子八宝粥……细细想来，许多美食都是春节期间的发明。

吃，成了过年的第一要务。

二、喝

过年一项重要的活动是拜年，拜年就要吃饭，称之为吃“年酒”。每家亲戚都要拜一遍，也都要吃一遍。拜年也是交互的，今天你是客人，明天你可能就是主人。年菜可能都快吃光了，年酒却一定是有的。我大姑妈擅说顺口溜，有一句我记忆犹新：拜年拜到七八九，咸菜梗子呷烧酒。“呷”方音被念成“搭”，“搭点小酒”，很有咂摸的意味。

以前没有什么饮料，家家户户春节备下待客和自用的是米酒和烧酒。米酒主要供给妇女和儿童。现在各种饮料增多了，但喝米酒的习俗老家还保留着。大年三十是一定要开一瓶米酒的，俗称“米甜酒”，其实是“咪甜酒”。超市里的米酒卖到几乎要断货。土法酿制的米酒呈琥珀色，尚有稻米的清香，糯糯的，浓浓的，甜甜的，余味悠长，是我儿时的最爱。

男人们喝的当然是烧酒，是高度的粮食酒（早先似乎也没有曲酒和低度酒）。洋河、双沟、高沟、汤沟等白酒在我老家广受欢迎。

喝年酒是亲戚们难得的大聚会，亲戚的亲戚——转弯亲，也可能同桌喝酒。这时礼节是很重要的，就有一些讲究。

先说座次。都是八仙桌（即四方桌）——旧时没有圆桌也不兴圆桌。坐北朝南的是上席，上席又以左为尊（东侧）；其次是东向座；再次是西向座；最次是北向座——小辈多坐于此。吃年酒切不可乱了座次，否则不仅主人不怿，尊者也可能拂袖而去。

再说喝法。所谓“主不劝，客不饮”，“客随主便”。主人开席时一般会先划出道道，大致交个底——今天准备喝多少，怎么喝。然后倒酒。补充一点：妇女小孩在我们老家轻易是不让上桌的，须得让男人们先喝足酒。这样席间常常都是男人——当然能喝酒的女眷可以破例参加。第一杯酒很重要，如果你接受了，就意味着你参加主人的酒戏，你将按规矩喝到底。如果你实在不能喝（身体不舒服），确实不会喝（天生就不喝），那么请将杯子反扣在桌子上。只喝一点酒，糊弄一桌人，那是不行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开始敬酒了，当然是先为尊者寿。敬酒者必须干杯，被敬者则看其酒量和兴致，以及你的劝酒词是否婉转、得体和有力。这时各种礼节、尊称和谦称都可能派上用场了，亲戚关系，故旧关系也都发挥到极致，桌子上洋溢着浓浓的亲情。老人们会点上一支烟，打开话匣子，吞云吐雾地说一些小辈们不知道的故事，这就是知识了。

何时散席呢？主人殷勤捧玉钟，当年枉却醉颜红。大约都要喝到七八分醉意——也许有人中途就已经不胜酒力了，趴着桌子睡觉的，瞪着眼睛傻笑的，搂成一团笑闹的，实在迷糊的早被主人扶进里间歇息去了——这样才算尽兴。“酒后道真言”，亲戚们平时感情好的变得更好了；平时有点小龃龉、小隔阂的也一并作了抖漏和了结。

总之，欢欢喜喜过大年。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

喝酒，成了感情的试金石。

喝，成了春节期间人们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

三、玩

春节最放松最闲散的一种玩法大约算是拜年。拜年基本上就是说说笑笑，吃吃喝喝。老家的方言说：“到我家玩玩”，“到你家玩玩”，跟上海话“白相白相”意思一样。给亲戚拜年有时是兵分几路，有时是结伴相访；有时是单兵出击，有时是倾家而出。正月的乡路与官道上总是人流如织，络绎不绝。拜年也有次序。“正月初一上人年，正月初二丈人年，正月初三舅舅年”。正月初一哪儿也不去，第一要紧的是给家中的上人（长辈）请安、拜年，从辈分最高的长辈拜起，一直拜到父母（父母本身就是拜年最好的榜样）。小孩子可以得到不少的压岁钱，最小的的孩子得到的压岁钱往往最多，所谓“幺儿子千般好，幺女儿是个宝”。清人有一首诗《压岁钱》写得好：“钟打五更又一年，儿孙长高开笑颜。分食枣糕与橘荔，更喜遍赐压岁钱。”正月初二则是给丈人拜年，对女儿来说，是回娘家，当然欢天喜地。尤其是新婚一二年的小媳妇回娘家，真像歌词里唱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不过手中的鸡鸭换成了拜年的烟酒等礼品。正月初三必须给舅舅拜年。扬州话里有“舅舅理”一说——舅舅没理也有理。老娘舅最狠了，常常是一跺脚，外甥跪成一片。母子反目，兄弟分家，甚至妯娌龃龉，妇姑勃谿，首先是找娘舅来裁决，过年怎敢不去拜年？只要娘舅在世一天，不管外甥年龄多大了（有些外甥本来就比舅舅年龄还大），正月初三一定毕恭毕敬地去给娘舅拜年。其实拜年时的气氛最宽松祥和了，彼此打躬作揖，大家都说着吉利话。小孩子更欢了，花生、蜜枣、芝麻糖……各种零食揣满衣兜，弄得跑路时都要紧捂着衣袋。

孩子们还有一种开心的玩法是玩花灯。春节玩花灯的习俗可能最早起源于宋代。宋人有一首《儿童卖痴呆》诗：“除夕悦民夜禁开，儿童结队提灯来。沿街穿巷呼贱价，赚取翁媪买痴呆。”南宋范成大《卖痴呆词》也写道：“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招人买。……”老家玩花灯的习俗是从正月十三玩到正月十七。“上灯圆子落灯面”，正月十三的晚上必定要吃汤圆，是大汤圆，迥异于正月初一早上吃的那种小汤圆。糯米面粉里包着鼓鼓的馅儿：咸肉、青菜、虾米、豆腐干……味道好极了。小孩子在这一天玩花灯时彼此吹嘘和夸耀的一件事常常是吃了多少多少只汤圆。正月十七落灯时一定要吃面条，是那种用擀面杖手擀的自制面条，很有筋道。我只记得我爷爷擀面时，别着烟袋，捋起衣袖，脸上和手臂青筋暴起，他擀的面条也成了一绝。玩花灯当然侧重在玩，也有赛灯的成分。常常是一个孩子提着花灯在村头吆喝一声：玩灯哟哟。全村的孩子立即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各种花灯闪亮登场。

我众多的堂伯父中，有一位堂伯父身世凄苦，不知什么原因，弄到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与因受婚姻打击而疯傻了的女儿相依为命。但他扎得一手好花灯。每年的春节期间，我们如果得到了祖父的一撮烟丝（旱烟），或者是父亲的半截烟头，就会迅速地跑到堂伯父那里“孝敬”他——他最喜欢抽烟却无钱买烟。当然还要防备捷足先登者，因为春节时，堂伯父的“生意”出奇地好。鲁迅在散文中称，他年少时，常常粗暴地踏坏弟弟们悄悄扎成的风筝。我的哥哥和堂兄们那时也以欺负我们这些小一点的从弟为乐，还是不要碰上他们为妙。堂伯父每每吸完烟，便会大声地打两个响亮的喷嚏，然后欣然地摸出篾刀，从后园里砍来两棵竹子，真是现场办公，立等可取。我们蹲在旁边，一边说着恭维和赞叹的话，一边目不转睛地带着敬意观看。他娴熟地剖开竹子，削去竹黄，留下篾青，做成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竹片，然后扎成灯架，再糊上红纸，便做成一只漂亮的花灯。这时烟丝的质地，香烟的多少（当然也收其他礼品），嘴巴的甜蜜，态度的谦恭等等起了决定作用。最孬的是给你扎个“五角星”，稍好一点的是给你扎个“西瓜灯”或者“莲花灯”，最好的是给你扎个“兔子灯”——那可是花灯中的极品。因为前两种灯必须用手一直提着，而“兔子灯”是装了轮子的，可以用手拖着。提着的灯常有蜡烛倾斜，烧个窟窿的危险；而“兔子灯”则可以随意转侧，绝无自焚之虞。“群灯空中摇，一兔傍地走”，何等潇洒。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每个村庄的夜晚成了花灯的星空。可以说，一个村庄有多少个孩子就有多少只花灯。此时的村庄，花灯连片，有时是星状分布，有时是圆圈组合，有时是一字长蛇，伴奏着此起彼伏的童声：玩灯哟哟，玩灯哟哟……蔚为壮观。

过年还有一个好玩的去处是逛庙会。逛庙会与拜神及烧香的庙宇有关系，从正月初一到元宵节时间不定，各人都有自己信奉的菩萨，各个庙宇的烧香日也不统一，逛庙会成了一个有趣的节目。老人们逛庙会的主要目的是烧香拜佛，年轻人则带有点相亲或走秀的意味，小孩子们则纯粹是玩。庙会上各种小吃应有尽有，各种玩具琳琅满目。孩提时有限的压岁钱几乎在庙会上挥霍净尽。半大小子们更是乐于在人缝之间穿梭，哪里好玩哪里小孩最多。庙会上最有吸引力的当算是“香火戏”，这是一种流传于淮扬地区的古老剧种——我疑心扬剧即脱胎于此，扬州评话可能与此也有渊源。就像鲁迅笔下的浙东目连戏或余秋雨笔下的池州儺戏，“香火戏”的表演也极其本真，没有多少道具，服饰也不讲究，专以唱词取胜，并夹以说白。在说唱之间，许多文化得以流播。从东周列国志到大明英烈传，从瓦岗寨十八条好汉到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从三国演义的五虎上将到宋人话本的七侠五义……许多野史稗闻我都是在“香火戏”中最早耳闻。沉香救母、四郎探母、岳飞抗金等故事曾强烈震撼过我那颗小小的心灵。“香火戏”更多的是唱一些凄苦的故事，如狸猫换太子、陈世美休妻、王宝钏守寒窑、孟姜女哭长城……黯淡的月色或昏黄的灯光下，善男信女们听得泪眼婆娑，却乐此不疲，这也成了逛庙会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我有一位年长我许多的堂兄叫张年山，是香火戏班的成员之一，平时还给我们额外表演一些曲目，这让童年的我受益匪浅。

现在看来春节最不健康的一种玩法便是赌博。清贫淳朴的乡民平时很少赌博——那会被看成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但是春节期间的赌博则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好像是天经地义。“过年不打牌，死了没人埋”，过年赌一点小钱的陋习在我家乡已经根深蒂固，无可救药。我们家是除夕年夜饭吃完就“开赌”。父亲喜欢在年夜饭的饭桌上分发压岁钱，这时大家手头都很“宽裕”甚至有点“阔绰”，个个都跃跃欲试，于是玩一会儿扑克牌。玩法很简单，去掉扑克牌里的大小王和花色牌，每人依次抓两张牌翻“二八杠”，俗称“放小鹅”，轮流坐庄，押注以后比大小，大小相同则庄家胜出。兄妹们长大后都说我那时最“赖皮”，非要赢一把才肯罢休，我倒是记不真切了。故乡最常见的一种赌博是搓麻将，妇孺皆知，老少咸宜。大人们搓麻将时，桌子边常常有许多双小眼睛在骨碌骨碌地观看，所以但凡比桌子高的男孩几乎没有不会搓麻将的。大人们中途休战出去吃饭时，我们便会一哄而上，乱搓一气——麻将终归是张张认识了。多年后，我师从南师大谈凤梁教授（红学家，小说史家），曾一度狂热地模仿恩师用繁体字书写文牍（这种影响波及终身，至今我电脑首页设定的还是繁体版的中华网）。许多繁体字我在书写时曾犹疑不决，心生困惑，但在写“發”、“萬”、“東”等字时却写得决绝果断，从不含糊，这与我童年所受到的“麻将熏陶”不无干系。妇女们玩的是一种纸牌——不是扑克牌，是那种窄窄长长的纸牌，只有筒、索、万三种花色和四张有红色标记的“百搭”，共112张牌。我是坐在奶奶的腿上或者是伏在奶奶的背上认识了这种牌的，只有“万”字牌上有繁体汉字可以辨认，其他两种花色的牌都是一些抽象的符号，极难辨认，而我那些目不识丁的伯母、婶娘和奶奶们却玩得不亦乐乎。还有一种赌具叫“牌九”，是玩大钱用的赌具，可以聚赌和豪赌，我极少见到，也不太清楚具体的玩法，不写也罢。

有限的玩法却给春节带来无限的乐趣。

四、乐

春节还有一些习俗和活动并不一定好玩，但同样能给人带来乐趣。

贴春联，挂灯笼是乐事之一。“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老家的风俗是每年除夕这一天，一定要将旧的春联揭掉，贴上新的春联。旧的春联粘在门板上，要彻底清除颇不容易。我们常常呵着冻得通红的小手，奔前忙后地帮着父亲揭春联，洗门板。春联都是手写的，父亲念过私塾，又受过新式教育，是闻名乡里的“秀才”，每年除夕不仅要自家写好，还有许多送上门来的“业务”需要打理。春联的内容也有讲究。有一些是固定的，比如厨房门多半写的是“一人巧作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还有祈福的报条诸如“五谷丰登”“六业兴旺”之类也大同小异。但其他的对联就要自己撰写了，每年不能重复，每家也不能重复。那时也没有什么《对联大全》《春联集锦》之类的书籍可供参考，全凭杜撰。后来我和哥哥渐渐长大了，读了一点唐诗宋词，毛笔字写得还算过得去，于是帮着父亲给乡邻们写春联。常常是父子三人，摇头晃脑地吟定春联，然后轮番捉笔。父亲工于隶体，哥哥擅长行草，我只会写楷体。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写春联的“对纸”一般是红纸，如果这户人家遇到丧事，则要守三年孝，“对纸”的颜色也不一样。第一年的春联用白纸书写，第二年绿纸，第三年黄纸，第四年方可用正常的红纸。贴春联是大大小小，有门必贴。厕所、猪圈、灶仓门……都有相应的内容。记得有一年，我极富浪漫情怀的父亲在小小的碗柜门上撰写的对联是：“烟飨云间客，酒奉洞中仙”。春联之外，相应的门檐上还要悬空贴上大小、张数不等的“挂幅”，俗称“房门裙子”。这是一种手工刻纸，漂亮的图案之外，还有一些“福禄寿禧财”之类的吉祥字样。“挂幅”随风飘动，与春联交相辉映。大红的灯笼不是每户都挂，视家境而定。一般人家是在正门两侧挂上一对。有钱人家还会出一些灯谜，放着奖品，招人来看。清人家震涛有《打灯谜》诗云：“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

穿新衣是孩子们春节时的最大快乐。艰苦年代，衣服不是随便可以添置的，平时基本穿的都是旧衣服。老家有谚：“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拖拖挂挂给老四。”一件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然后拆开来作纳鞋底用的碎布，真是物尽其用。我兄弟姊妹恰好四人，我行三，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旧衣服的改制和重组。但过年就不一样了，那是“里外一身新”。再穷的人家过年也得变着法子每人置一身行头。新棉袄，新裤子，新鞋子，新袜子……连内衣都是新的。除夕临睡前（或者已经睡着了）妈妈会将这些新衣服悄悄地放在枕头旁，第二天醒来，崭新地全部换上，新鲜十足。新衣服里还有意外的惊喜，总会夹着一些零食和水果，称为“压岁果子”，其实应该是“压祟果子”。清顾禄《清嘉录·十二月·压岁钱压岁果子》：“长者贻小儿，以来绳缀百钱，谓之压岁钱。置橘荔诸果于枕畔，谓之压岁果子，元旦睡觉时食之，取谶于‘吉利’，为新年休徵。”

“姑娘爱花，小子爱炮”。春节男孩子还有一大乐趣是可以尽情地放鞭炮。那时焰火（烟花）还是一种奢侈品，并不普及。但“二踢脚”、“天地响”、“小炮”、“掼炮”等却很普遍。“二踢脚”、“天地响”威力巨大，燃放时用手拈着上端，点燃后“嗖”的一声，蹿向空中，在空中爆炸后落地前还有一响，大人们是不允许小孩子燃放的。有一年春节我死活闹着要放，心里又有一点害怕，我的父亲便给我想了一个法子：用一颗长铁钉，钉穿一块木板后倒置过来，再将大爆竹稳稳地插在铁钉上，我点燃后远远地跑开，算是过了一把瘾。“小炮”是一种点燃后迅速扔出去爆炸的爆竹，也很响。每年正月初一早晨，父亲“开财门”时总要吓我们一跳，因为他要接二连三地往每个房间扔“小炮”。“掼炮”则是小孩子的专利，这种爆竹没有引信，不用点燃，只要按住一端准确地向地面或墙壁用力掼去，便会“嘭”地爆炸。不会掼的小孩是可怜的，须求人一遍一遍地教，常常要花去不少零食甚至一些压岁钱。农村的孩子最懂得节俭，很会将废物利用。成串的鞭炮在鸣放之后，总有几粒“瞎火”，孩子们会争相捡起来装上引信再放。找不到引信就将鞭炮从中间拗开，在火药处夹上细碎的磁片，然后用砖块敲击，一样能爆炸。实在找不到磁片，就直接用火柴点燃，即便手指被火药熏得焦黄也在所不惜。技巧、胆量、竞争意识、冒险精神……男孩子就这样伴随着鞭炮成长。女孩子则有自己的乐趣，便是戴花。那时的女孩以长发居多，大多扎着长长短短的辫子，很适宜插花。过年时，女孩子总会买上几朵绢花，五颜六色交替着戴，颤颤微微的，“云鬓花颜金步摇”，的确很美。

看湖船是乡民们春节时的一大乐事。这是扬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游戏，类同杂耍。“湖船”是纸扎的，真船大小，没有船底，一男一女两个人站在船中，一头一尾，手提着船上下左右地摇摆晃动，仿佛在浪中穿行。这种游戏最初的用意大约是为了颂扬水中乡民的劳作，庆祝渔民的丰收。源于劳动，用于庆典，最终发展为一种娱乐活动，如同东北秧歌、广东舞龙、河南梆子戏等等。玩湖船的演员穿着五颜六色的服饰，有时还画着小丑嘴脸。唱的是扬州地方小调杨柳青，“咿咿呀呀”哼着优美动听的唱词。因为动作夸张而滑稽，又有一些插科打诨的噱头和笑话，常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玩湖船的人是逐村游走，依次表演。有闲的大人小孩便一路跟着看，一路的笑声不断。

要债甚至也成了春节时一件有趣的事。“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欠债的人平时不怕，就怕年关，因为年底是还债的日子。“千年不赖，万年不还”，债主最怕的也是“刺儿头”，平时要债，对方总是打着哈哈：过年再说，过年再说，年底还，年底还。于是过年成了约定俗成的要债、还债日子。从腊月初一直到除夕，债主们开始忙乎起来。爽快的欠债人会主动还债，“好债不隔年”嘛；不爽快的人，债主只好登门要债。双方心照不宣。一个软磨硬泡，一个推三阻四；一个婉言要债，一个故意作难；一个大谈急用，一个备述艰辛……喝茶，抽烟，不急不恼，大过年的，双方都陪着笑脸。债主再急，也不能发作。现代版的杨白劳比黄世仁横多了。他只要唱一句“人家的女儿有花戴，我家的喜儿没花戴”，你还真不好整。时间磨得差不多了，要债的曲尽了诚意，欠债的表足了无奈，债务方能结清。我的姐姐为了索要久欠不还的2　000块钱工程款，大年除夕硬是在债户家耗了四个小时，方告成功。要债、赖债都成了一项技术甚至艺术，也成了乡民们春节时斗智斗勇的一件乐事。

春节，是物质的挥霍，是心灵的放纵，是精神的小憩，也是文化的大餐。人们和众神一起歆享着尘世的醴酪和天国的香烟。吃，喝，玩，乐……那些渐行渐远、若隐若现的春节习俗，总是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回味。

2009－3－21　沙高怀幽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