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时期禁烟情况

第七节　国民党政权时期禁烟情况

国民党政权时期的禁烟情况，通过在湘西采取的政策便可以窥其全部。

1920年开始至1949年，国民政府在湘西禁了30年的烟，收获甚微。相反地愈禁愈多，禁得烟毒泛滥成灾。

一、明一套，暗一套

1920年，湖南省禁烟局派员到湘西督办禁烟事宜。次年陈渠珍即开放禁烟，对种植者实行按“窝”征税，名目“窝捐”大烟公开上市交易。省府奈何不了这位“树大根深”的“湘西王”，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1922年开始，国民党龙山县政府历任“父母官”，均把征收大烟税当作头等大事，他们强迫农民种烟，待烟苗出齐后，派保甲长实地点窝收税，然后又要种烟户具结，写上“小民无知”偷种鸦片若干株，甘愿受罚，保证今后不种。手段卑劣而又滑稽可笑。这套把戏，意在征而不在禁。

1930年，陈渠珍成立禁烟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各县亦相继成立禁烟机构。设禁烟机构，名为禁烟，实为敛财，如规定售烟者交“印花税”，吸食者纳“烟灯税”；对种植者征收“窝捐”，如此“奖勤罚懒”，对烟毒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应付上面的检查，有时也得装装门面：或安排一块禁烟示范场地，照相后上报，以示查禁彻底；或给省府、专署禁烟人员塞上几个“红包”，尔后抬上轿子沿交通要道“逍遥”一番，以示本地没有种烟。凡此种种掩耳盗铃的“闹剧”，下面有心，上面会意，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

1944年10月，龙山县县长魏逸群贴出布告：“本年全县田土不准有一株烟苗发现，如有故犯，一经察觉，无论情节轻重，株数多寡，一律处死。本县长言出法随，决不姑息。”这位“言出法随”的县长，在龙山禁了三年烟，刮了三年地皮子。卸任时，仅鸦片烟担子就有数十挑。

1947年10月，龙山县警察局局长谭子林率警赴隆头乡第六保查铲烟苗，乘机勒索钱财，吊死无辜，激起公愤，农民持枪反抗。当场一农民被警察枪杀，乡长黄兰秋和一名警士亦在混战中死于非命。之后，警察将第六保的牲畜、粮食、衣服等财物洗劫一空，一把火烧了18栋民房。同年6月，龙山县县长向阳召开县政府会议决定偷卖应上缴的鸦片，所得款项用来修建县府大楼。

明禁暗纵，寓禁于征，禁民不禁官，禁下不禁上，借禁烟之名，行搜刮之实。如此禁政，禁出了林立的烟馆，遍地的“烟鬼”，一片瘴气乌烟。

二、有心除弊，无力回天

国民政府禁烟也并非“空雷不雨”有时还确定下了点“小雨”。1928年，民国政府公布禁烟法，并在刑法中对鸦片的制造、种植、吸食作出处理规定。龙山、古丈、大庸等县相继禁烟。次年，龙山县还处决了种烟犯王朝龙和彭武智。

1935年5月，湖南省成立禁烟委员会，主管全省禁政。湘西各县遵命推行禁政，各县成立临时“勒戒所”各2所，共20所；永顺、乾城、古丈3县还各成立戒烟医院1所，强制“瘾君子”戒烟。次年，古丈县县长罗亨衢、禁烟委员会陈严明，因查铲烟苗疏忽，被省府各记大过一次。

1938年10月，省禁烟委员会主任张治中训令“古丈领照烟民626人，第七期仅换发执照24张，似此相差甚远，不知禁烟科员平日所司何事”？

1940年1月，古丈县政府向省禁烟委员会恳呈古丈烟民困窘，请求免除积欠照费，省府答复：“烟民即多贫苦，何不先期传戒？”

1935—1940年，湖南省推行六年禁政期间，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湘西10县共处理烟毒犯172人，其中处决34人，判处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54人，拘役83人。然而，湖南省宣布六年禁政完成之日，却正是湘西烟毒愈演愈烈之时。

国民党政府官员中也不乏真心戒烟、不识时务的“俊杰”。1948年，古丈县县长罗万类向省府具结保证不吸食鸦片，县府各色人员亦纷纷具结保证。同时，罗县长还微服私访深入民间调查烟毒情况劝说烟民戒烟。并令警兵将“瘾君子”拘传进“勒戒所”强制戒烟。

也有不走运的“父母官”，1944年5月，另一任古丈县长卢觉上任伊始，即带警兵下乡查铲烟苗，雷厉风行，触动了当地绅士的利益，受到诬告被省府革职。卢觉清贫无蓄，只得身背行李步行往沅陵卸任。

1948年，古丈县又一任“县太爷”王天龙，发布禁烟告示：“凡种、运烟者和抗铲者捕，制、藏和吸食烟者或者在解毒所再吸烟者捕”，并于城乡交通要道设置木牌520块，上书“种烟者死！运烟者死！买烟者死！再吸者死！”是有心还是无意，亦或是其他？个中奥妙且不去探究。事实上，种、制、贩、吸烟毒者，依然故我，且有增无减。加之政府官员层层舞弊，烟毒泛滥如故。

到1949年，鸦片烟毒已如决堤之洪水，难以遏制，墟场集市，鸦片公开交易，且充货币流通，无商不烟，无烟不富；城乡要道，十户内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客；平民百姓，口耳相传，不外“今年烟价几何”、“每年抽税若干”，耳濡目染，舍大烟外而不知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