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及明代幼教思想

二　宋代及明代幼教思想

张　载

蒙以养正的幼教思想。张载(公元1020—1077年)北宋人。他的教育思想继承儒家本色，为学宗旨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并以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理窟篇》为教育立下不朽的名言)。为达到变化气质的教育目标，张载认为幼儿应从小学习洒扫应对的生活礼义，并重视蒙养之道。他在《正蒙·中正篇》指出: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尽其道，其唯圣人乎!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钟虽未扣，而有声之理自在;圣人虽未问，而至知之理甚微)。有如时雨化者，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而后教之也。蒙即指童蒙而言。至于蒙养之道，张载认为必须从小学习生活礼节。他在《正蒙·中正篇》进一步指出:教人者，必知至学的难易，知人的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将后倦此。若洒扫应对，乃幼而逊弟之事，长后教之，人必倦弊。惟圣人于大德，有始有卒，故事无大小，莫不处极。今始学之人，未必能继，妄以大道教之，是诬也。知至学的难易，知德也;知其美恶，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问同而答异，以此。张载赞同孔子因材施教和循序而进的教材教法观点，并认为幼童学习须先从生活礼仪做起，从生活教育着手。具体策略应由父母从小陶冶幼儿气质，培养善良习性。他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在课程内容方面，应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本传》)。其间他特别重礼、义，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双管齐下，以便博文约礼、下学上达。所谓下学上达，是指从学习具体的资料开始，渐进而达到至高的理念，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程　颐

尊母教、蒙以养正及保传教育幼教思想。程頣(1033—1107年)宋仁宗、哲宗时期人。思想渊源于周敦頣。他在《伊川易传》中指出:“未发之谓蒙，以纯一未发之蒙而养其正，乃作圣之功也。发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程颐所谓的蒙，一是指不明事理的幼童。我国教育史上有蒙养、发蒙、训蒙、启蒙、蒙学等论说，皆源于程颐对《易》的蒙卦彖辞的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训释。二是指事情未发的状态。程颐认为教养须自童蒙时期开始，必须坚持禁于未发的原则，将不良习惯和品质消灭在未发生之前。蒙养之法要自幼培养。他说:“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生，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主张从小即教以圣贤道理，重视德育。至于初学内容，则为大学、论语和孟子三科。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语孟。

程颐还在《上谷郡家传》中说:“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这句话大意是指母教的重要性。此外，程頣还主张保传教育。在《论经筵第一箚子》中说:臣伏观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辅养。昔者周公传成王，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世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与之居处，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司马光

家教之法。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人。他所著《家范》一书中说:“曾子曰: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遵之以道而勿强言;心虽爱之，不形于外，常以庄严淮之，不以辞色悦之也。……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司马光主张严谨的家庭教育，认为父母须有威严，不可溺爱子女而不加教化约束，否则子女一旦作奸犯科，则错在父母。他并指出当时一般父母的管教错误，只知为子孙累积财富而养成其骄奢之气，却不知以礼义教导子女，殊为可悲。

朱　熹

保传教育、蒙养教育及孝、弟、慈的家庭教育思想。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字无晦，又字促晦，号晦痷。生于福建，后人称其学派为闽学。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代集理学大成者。朱熹整个教育思想有两个基本概念:理和气。所著《小学》《童蒙须知》等。揭示幼教思想的概要，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朱子主张教育应分级而进，由小学而大学。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变化气质、学做圣人。关于小学之道，在名著《小学》一书序上有言:“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谓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他强调在幼年时代必须学习日常生活礼节及伦理道德。朱子还将小学教育比喻为打坯模的阶段，在《语类》卷七中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已自是圣贤坯璞了。为达成小学教育目标，北宋程頣提出创作洒扫、应对、事长之节的通俗诗歌，让儿童朝夕歌之，并伴以舞蹈，以激发其兴趣，使之乐于接受。杨亿提出采用日记故事形式进行教育;朱熹吸取他们两人的思想，辑圣贤传及三代以来的嘉言懿行，创作了《小学》一书，是一部儿童道德教育用书;另一本专为蒙童编写的是《童蒙须知》，书中就儿童在封建社会中的日常行为，如衣服完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流、读书识字以及亲细事宜等项，每项都做了细致规定，内容比《小学》更加仔细，成为儿童学习生活准则。综上所述，可见朱熹的蒙养教育，重点在于生活教育和道德伦理教育的基本知识。同时，他也强调德、智、体、群四育均衡发展。他在《语类》中说:“古者教法，礼、乐、射、御、书、数，缺一不可。”

朱熹在《巳酉拟上封事》指出:臣闻贾谊作《保传传》，其言有曰: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万世不可易之定论也。至论所以教论之方，则必以孝仁体义为本，而其条目之详，则至于容貌词气之微，衣服器用之细，织悉曲折，皆有法度……其选左右之法则，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亲，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胜其任;下之，犹必取于孝弟博闻，有道述者……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长，至于累数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由此可见朱子赞同保传教育的理念和做法。

朱熹还重视家庭教育。他在《大学章句·释齐家治国》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而教成于下也。”朱熹《近思录》卷六《家庭篇》亦专论齐家之道，其要义在于阐释将克己之功进而施之于家之理。这里朱熹强调治国必先治家，修身而教于家，孝、弟、慈养成在于家庭教育。

刘清之

家教之道。宋人刘清之(1139—1195年)重视家庭教育。他在《戒子通录·虞集序》中指出:夫亲之于其子也，盖无不爱焉。欲其善良，欲其贤智，欲其福泽长久;不欲其凶恶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断折，其心无有异者……是故，爱之至则虑之深，知之明则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过，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启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进……凡为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载书传者，以为《戒子通录》。意其所以谓之《通录》，岂不以天下之为人父者，各以其爱子之心而为戒;天下之为人子者，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闻其父之命亲在，求诸容色辞气之接而不能尽也。刘清之撰述《戒子通录》一书的目的，在于阐释并弘扬父道，作为天下父子教。其中要点在理性开导、因材施教、因事制宜、抑恶扬善等方法的运用。

吕本中

教子法度。吕本中(1084—1145年)重视幼童的生活教育，认为自少每事有法。他在《童蒙训卷上》(王云五主编《童蒙训》一书)说:“正献公教子既有法，而申国鲁夫人，简肃公讳宗道之女，闺门之内举动皆有法则……命之坐则坐……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又说:“荥阳公张夫人待制讳忌之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居常至微细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饮食之类，饭羹许更益鱼肉不更进也。”意思是说小儿辈不得私作饮食以坏家法。此外，他也很重视儒家礼教的熏陶。他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矣!”他重视生活教育，认为从幼年就施以家规教育，生活举止要有法则。

袁采

教子之道。袁采(生年不详，卒于1195年)宋代信安人，字君载，进士。所著《袁氏世范》，后人推为《颜氏家训》之业。他在书中主张父母不可妄憎爱，并认为爱憎之私，多先于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则徇其母氏之说，牢不可解。为父者须详察此，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他并进一步指出:教之当在细。认为少或犯长，而长或陵少，初不训责，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贤者或见恶，而不肖者或见爱，初不允当，何以保其他日不为恶?他主张父母爱子贵均，认为人有数子，饮食衣服之爱，不可不均一、人之兄弟不和，而至于破家者，或由于父母憎爱之偏。这段描述表明，他注重家庭子女教育，从子幼开始，要待之以严，平心说服、爱憎分明，晓之于理。强调教子不当造成的危害。

陈自明

外象内感胎教之道。陈自明(1190—1207年)宋代医学家。他在《妇人良方·总论》提到《巢氏病源论》中有关胎教之道。他说:妊娠一月名胚胎，足厥阴脉养之。二月名始膏，足少阳脉养之。三月名始胎，手心主脉养之。当此之时，血不流行。形象始化，未有定仪，因感而变。欲子端正庄严，常口谈正言，身行正事。欲生男，宜佩弦，执弓矢。欲生女，宜佩韦(皮带)。欲子美好，宜佩白玉。欲子贤能，宜看诗书。是谓外象而内感者也。可见陈自明重视怀孕初期的胎教之道。

王阳明

顺导性情的蒙养教育思想。明代中期的理学家及社会改造者王守仁(1472—1528年)，浙江人，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他一生十分重视幼儿教育，兴办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蒙教思想蔚然成风。他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幼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故而教育应自幼儿时期开始。认为当时学校教育中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现象十分的严重，教育方法很机械，教育手段也很粗暴，只知教导读书背诵。指出:“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唯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后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他批判当时儿童教育方法偏误，只强调记诵辞章，且疏于礼教，以致学无长进。王守仁针对当时儿童教育的弊病，提出自己的儿童教育观点。他认为教学必须配合儿童天性，使其趋向鼓舞(动机)和中心喜悦(兴趣)。指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这段话揭示了儿童教育主张顺乎天性和认知规律，强调儿童的学习动机，顺应儿童的性向发展，施以启示和鼓励，引导儿童的性向发展善心善性，以达到蒙以养正的教育目的。

调理意志的教育原则。他在《传习录·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指出:今教童子，唯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

幼儿教育重在生活与伦理道德的学习。教材内容则为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德智并重。接着他还指出: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见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之教之微意也。这段话进一步描述了他蒙以养正为教育目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教育原则;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为教材内容的教育思想。

顺导发展的教育方法。除了前述的顺导性情、趋向鼓舞之外，他还提出四则教条: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立志犹如树之下土，如能专一，删去繁枝密叶，根干必然壮大。所谓立志，在于为圣贤、为善事;勤学在于收从容涵脉的不忘之功，非为死记;改过则重在内省自反，方能迁善;责善则为师生间德业之相互增进。他主张教学必须循序渐进，从儿童现有基础出发，逐渐加深，遵循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顺序发展。他将儿童发展的阶段性，比喻为种树，须栽培得宜，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儿童的接受能力达到何种程度，便依这种程度进行教学，不可躐等。既不宜要求过高过急，也不可停滞不前。易言之，揠苗助长与错失良机均非正确的儿童教育方式。至于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他认为人的资质不同，施教须随人分限所及，因人而异。人的才能也各异，使其益精其能，是学校教育的要务。他指出，由于人的资质不同，智能低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须慢慢启发诱导。他还以医生治病做比喻，看病必须因病施治，各调药方，解释因人施教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