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国制与教育

二　罗马国制与教育

提出家教安国的主张。罗马的教育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安定，对孩子的人的形成，是何等重要。特别是罗马前期的共和制时代，反映社会和家庭状况案例的标志是:在持续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离婚情况。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当时作为家庭支柱的父母都明确地认识到，家庭对于陶冶孩子的性格及指导孩子的成长，有家兴国安的重要意义。以大加图和西塞洛为首的帝国大臣们，无论公务多忙，也不忘教育孩子，亲自为孩子编课本，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机会，努力保持与孩子密切接触，履行家庭成员的责任。大加图说，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对家庭的陶冶功能的重视，不亚于国家大事。罗马的父亲们带头教孩子读书写字，教学习游泳，做席地游戏，抒发父亲的情怀。

与此相对应的是，罗马的母亲认为幼儿的培育是母亲神圣的义务、上帝的恩赐。母亲是神的化身，人人都要尊重。重视并实践对幼儿的培育，从把他们抱在膝上的时候就开始了。她们对社会和家庭都有深刻的见解，因而赢得社会的极大尊敬。在当时，年轻人在路上遇见母亲时，主动让路和目送走过，以表示深深敬意。在罗马议会或其他公共场合，设有正式的夫人席，使她们得以参与国事，发表意见，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行使母性的表决权。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父母，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家庭教育才有了不可动摇的安定和极高的水准。但是，随着罗马国力的迅速增长，许多父亲被派驻国外，从而动摇了作为孩子成长基础的家庭安定，并导致了道德沦丧。正当家庭教育与学园教育声望日益降低的时候，昆体良那样卓越的教师起来拯救这个危机，特别是昆体良的言行，不仅成为古代罗马的指导之光，而且对于近代以来新教育体系的方法论，也起了主导的作用，对此，应该大书特书。

家庭教育与学园教育

父亲教育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父亲所起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特别在罗马，已经树立了教育意识甚高的父亲形象。一般家庭教育中，父亲的教育位置因国家体制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在罗马，父亲教育的作用，在国家宪法的十二铜表法中，明确规定父亲是孩子生命的根本，从出生之日起，有生杀予夺之权。这种权力包括教育、鞭挞、监禁、强制劳动乃至贩卖等非常手段，终孩子一生不变。在家庭中，父亲所起的作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其影响力非常彻底。孩子幼小时自不必说，就是长大、甚至荣膺显职之时，也仍具有其权。在宪法第四表中还指出，父亲的这种权力，并不是从罗马法这种无与伦比之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对作为绝对权威的神信仰纯化的结果，是他们作为虔诚地敬神的一家之长身体力行的结果。这种对神的信仰的家庭，日常工作生活里明摆着一个重要事实是，父亲作为家长在敬神时总是率先垂范。孩子从幼小的时候起，经常耳濡目染父亲的作为，充分感受到父亲的监护人作用。因此，与其说父亲的权威是权利和义务的意识所产生，还不如说是由凌驾其上的成长的爱所造成。

模范父亲大加图。上述那样的父亲，政治界元老大加图就是典型代表。他作为善良的丈夫，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作为公共的政治界的元老，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并从事出色的工作。他认为，他的工作给他带来声誉，但除了公务之外，增加与孩子的接触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义务。他对幼儿们寄予了深切的关怀，因为幼儿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在家里，当夫人给孩子洗澡时，他便在更衣室里替孩子擦身和穿衣服，设法保持与幼儿的接触，在罗马，父亲们在带领孩子去领地的农田时，总是率先干活，做出一个靠劳动谋生的模范，他们还像教孩子读书写字那样，教孩子游泳，并且亲自横渡提伯利斯河，让孩子领略游泳的乐趣。为了孩子，他们还不忘撰写祖国罗马的历史等等，构筑为祖国共同体献身的精神。这些情况表明，在政治经济大国担负要职的父亲，如果对作为国家未来的幼儿寄予深切关怀的话，就能发挥教育的作用，并充分取得教育的成果。

重视母亲教育的地位。在罗马的家庭，除了要求有出色的父亲，还要求有出色的母亲。特别对幼儿教育来说，尤其要求有这样出色的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坚实基础。在孩子的幼儿期，充分的母爱对他们的成长尤为重要。在国家宪法的十四铜表法中规定:母亲是幼儿看护人，从孩子出生之日起就在母亲膝上受教育，这种教育如说话、走路、玩耍、吃饭、更衣等，母亲教育对幼儿情绪稳定、性格形成十分重要，乃至影响一生。如西塞洛等人曾经说的那样，要使孩子在母亲的膝上受到教育，那样，幼儿就能由此走向情绪安定、圆满的性格形成之路。如果母亲眼光狭窄，整日在家枯坐，那就很难期望孩子会有宽阔的胸怀。但罗马的夫人们都不是如此，她们视野宽广，见解中正，表现出色，赢得社会上男性的尊敬，被他们称之为值得尊敬的女性。如果在路上相遇，他们会主动打招呼并让路。幼儿们有这样受人敬爱的夫人做母亲，从小受到她们无尽的爱和睿智的熏陶，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在罗马，家庭的发展如此坚实，一方面是由于罗马人的宗教心情深深地扎根于家庭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以农耕为基础的劳动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成长的作用。

植根虔诚风气之土的教育。幼儿灵魂的形成，与他们从小就在家中看到大人们并且自己也参加的敬神活动，应该说也有重要的关系。家中敬神时，父亲带领全家向神叩拜祈祷，培养了丰富的宗教情操。此外，由于农业是国民生活的基础，在罗马，不分上下所有的家庭都是全家从事农耕，学会了力所能及的劳动技能。这种全家出动的劳动，除了以上的作用外，还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家属之间的连带感与和睦感，使家庭教育的内容更为充实。

苛酷的学园教育。在这样家庭教育高度重视的地方，专门的教育部门对幼儿反倒不大关心。在雅典与共和制的罗马，这种情况尤其明显。那些幼儿教师方法拙劣。孩子一不如意，马上就是鞭子抽过去，以至于早上穿着白色套头衣的孩子，晚上回去时许多人衣服上已是血迹斑斑。虽然在要不要体罚这一点上，后来的西塞洛与昆体良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然而，罗马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教师，与他们的教育见解毫不相干。这些教师不是去反省自己力量的不足，而是想通过责怪孩子来弥补。

西塞洛与昆体良

西塞洛(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生于骑士家庭，受过多种教育并受过军事训练，曾在雅典哲学学校讲学3年。擅长雄辩术教育，著有《论演说家》《演说术原理》等。

昆体良(Ouintilianus，35—100年)是古罗马教育家和演说家。西班牙人。早年受教于方法学家帕拉蒙，后从事修辞教学。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培养演说家。演说家要具有善良道德性格，坚实艺术知识和良好语言表达思维的能力。注重早期教育。父母自己要有学问，同时要为孩子选择说话、能力和品德都好的乳母或教师。推崇学校教育。主张交叉学习各种学科。反对体罚，主张教师应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强调游戏和奖励刺激在教学中的作用。教师的教学应简明易懂。对孩子要态度和蔼而不放任，严肃而不冷酷，工作要有耐心。认为教学在于培养学生的记忆和模仿能力。

孩子灵魂的陶冶与个性发现。在罗马那无数平凡的教师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师，一个是西塞洛;另一个是昆体良。他们都提出了人的形成理论，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着后世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

西塞洛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陶冶。面对罗马的实用主义倾向，提倡进行广泛的情操培养和意志的教育。主张将体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他认为，每个孩子的灵魂，原本是美善的，应该向着广阔的社会联系乃至连带。他通过向孩子讲述历史故事让他们学到生动的经验。

昆体良把对罗马一般教师们状况的严厉批判埋在心底，追求理想的教师状况并努力亲自去体现它。教师应该对受托于自己的幼儿们的个性有深刻的洞察，将它们分为不同的、活生生的类型，然后用适合于各人的不同方法去进行指导。他还指出，人从幼小时候起，接触的就是身边的母亲和奶妈，接受的是以母亲为首的亲人们的哲学，因此，对孩子应该说正确的话。进而提出人格形成论的各种优秀方案。他的人格形成理论后来成为近代幼儿教育的重要标志。

西塞洛

重视诗和音乐美感教育。无论人类教育如何变革，总能创造出顺应那个时代发展的优秀教师，共和制的罗马也不例外。大加图和西塞洛就是那个时代产生的卓越思想家和人类教师。西塞洛为了孩子的教育，付出了心血。他的一生对孩子进行无微不至的指导和身心关怀。实践和探索人格形成论的主张。这种主张始终回响着希腊拜地亚的和声“我们应该结束罗马道德，把教养应该从希腊尽快请来”。这些话集中体现了西塞洛教育方向的大局的态度。在希腊的拜地亚和声中，西塞洛是一个优秀的协奏者。他说，罗马人不在诗和音乐上浪费时间，对数学的引进也只局限于计算和测量的实际工作。关心孩子的人格形成，首先应该让幼儿的灵魂完全沉浸在诗和音乐的美感之中。引进歌唱指导和韵律操等希腊的训练，使幼儿将来可以摆脱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的人，成为具有丰满人性的人。

尊重自主性形成发展。他指出，我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接触幼儿的灵魂呢?简单地说，应该抱一种信赖的态度。这种信赖是建立在对幼儿灵魂发展作深刻洞察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人的本性起初不可思议地被隐藏着，难以觉察，不被知晓，但伴随人的成长，就会慢慢显露出来。幼儿一旦懂事，就会有目的地追求成长。当然，刚出生下来的幼儿追求不是精神之类的东西，而是物质方面的东西。当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手足能够活动了，精神和知觉也开始了活动。对周围的一切都产生兴趣，动动这，摸摸那，表现出强烈的认知欲望。到五六岁时，经常为自己在与朋友的竞争中获胜而高兴;如果输了，也不灰心。就这样，幼儿们很自然地迈出了人性形成的第一步。

到四岁以后，孩子的游戏不但充分表现出孩子的人性甚至个性，而且表现出孩子强烈的自尊心。所以，幼儿教育的任务就是信赖和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哪怕是淘气的孩子，也不要叱责和体罚，应该尽量照顾他们的自尊心，让孩子自己慢慢改正。即使在某些必须对孩子进行指责的场合，也应该体现出是一种不含侮辱的严格要求，是一种慈爱的惩戒。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疑问地应该禁止发怒，保持始终如一的公平态度，总之，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十分重要的。

重视教师素质培养。他提出，教师应该是真正优秀的人物。所谓优秀的人物，应该从诗、音乐和数学等基本学问和艺术入手，完整地学习并掌握文学、修辞学、历史、法学和哲学五门课程。从语言的正确含义来说，善的人应该以通晓一切学问作为理想，应该懂得人生重要问题的全部真谛。同时，他还要求教师要懂得伦理学、心理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学。这样的目的要求就在于让教师充分具备教育实践的指导能力。所以，作为真正具有实践指导能力的典型而言，西塞洛比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来，更接近于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伯里克利(Pericles，或译培里克里斯)等雄辩家的行列。

他指出，现实的教师中许多人也教雄辩术，为什么结果却没有达到希腊雄辩家的思想深度呢?他认为，这是因为教师选择错了的人的结果。因此，他主张如果说要选择谁更好的话，那就宁愿选择贤明而稳重慎言的人，而不要选那些粗野而好说谎言的人。就教师而言，一般教养是哲学陶冶的前提，只有具有哲学素养的人才能真正培养出善的罗马人;只有被陶冶过的知性和成熟的理性教师人的德，只有保持内心德的人才有幸福，才能蒙受真正的爱;只有善的人才能指导这种社会共同体。西塞洛的根据就是理性与语言。理性与雄辩——作为古代民主主义人的形成的指标，就是西塞洛告诉我们的两大支柱。

重视品德培养。他还指出，幼儿一眼就能认出养育自己的人，而且他们还希望与同年龄的伙伴一起嬉戏，作为愉快的伙伴，专心致志于游戏以及听故事。有时还会将多余的东西分给小朋友等，并关心家中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些天真行为表现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因为在孩子身上有一种品德的力量在悄悄地生长着。品德这颗种子就在孩子的心中，不待教育，它会自然地萌芽生长。可以说，孩子天生具有活动、爱、慷慨、感谢等等天性，具有认知、观察、判断、思考、动手、勇敢等能力。而对于此相反的东西则具有一种嫌恶的倾向。这样，在幼儿的灵魂里，由品德火花点燃的理性之火就能照亮孩子，使其走向真正的爱知之路。

他还认为，幼儿的灵魂在保护和培养品德的火花的家庭、学园和社会共同体中受到指导，就能得到充满亲爱的人的形成的结果。真正的亲爱，其基础就是品德的火花。因为，这种亲爱所希望的不只是为朋友、亲戚和市民，说到底可以说是为一切人，其中也为了自己。受到亚里士多德强烈影响的西塞洛认为，真正的教育就是要向着幼儿人的形成的方向点燃品德的火花，陶冶其人格，尊重并帮助其自主品德的形成。

昆体良

强调家庭教育。他指出，幼儿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正如昆体良所说的那样，在资质聪慧的众多孩子中，有许多没有能够得到预期的发展，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就是要检查对幼儿发展影响甚大的父母的教育。孩子从出生开始，大都由母亲或奶妈抚养。这个阶段所受的影响，犹如洁白羊毛能否不被污染是决定性的。考虑到孩子最初学习的语言，总是从模仿身边的人开始这种情况，因而这个时期的养育者应该使用聪明而正确的语言。在人格和知识方面都优秀的父母，是保证洁白羊毛本色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如果不能有幸地享受这样父母的教育，那就应该在学校教育中给予更多的关心，补上这一课。

强调因材施教。他指出，当指导幼儿的时候，重要的是把孩子智商和个性结合起来。高智商的孩子记忆力和模仿力特别强，理解正确而迅速，印象持久，并能使之再生与活用。不轻率、稳重而有谦虚品质的人必成大器。这些特性因各个孩子的情况而不同，还存在如果不催促就不肯学习的人，喜欢反驳、缺乏适应性的人，被规劝而改变态度的人和丧失信心的人等等。因此，教师应该根据各人的不同特质，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或者使他们继续有耐性的学习，或者使他们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结束。此外，使学习与游戏巧妙地结合起来，保持孩子的活泼也是很重要的。和柏拉图一样，他也认为，孩子的资质在游戏中会得到最好的表现。教师不能错过这种认识孩子个性的宝贵机会。

热心教育的父母和教师，对体罚的是非问题经常给予极大的关心。关于这个问题，他认为，鞭打等体罚是绝对不好的。因为体罚只适用奴隶，不适合自由的人的教育。而且，用叱责并不能改正的顽劣孩子，再加上体罚也完全无济于事。相反，只能使其性格变得更加迟钝和固执。教师的耐心如果发挥充分，应该是比鞭子更能使孩子接受。再说，随着孩子的长大，鞭子难以再用，靠鞭子的教育越来越行不通了。他认为，差劲的教师任意体罚孩子，将使被打孩子的恐怖也敏感地传给别的孩子。体罚的苦痛将剥夺孩子天真无邪的明亮，形成阴暗不安的性质。由于以上的理由，他提出应该禁止体罚。

强调学校教育重要性。他提出，一旦孩子到了应该正规的学习时，很自然地产生了是让孩子进学校学习还是请教师到家中来教孩子学习的问题。在此之前，好的家庭一般都轻视学校教育而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孩子的。因为，这些家庭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和其他家庭的孩子在一起会染上坏习惯，而且，学校里许多孩子一起教，也难以周到地考虑对孩子进行各自不同的教育。对此，昆体良强调要反省当时无秩序的家庭生活中非教育的因素。他指出，我们从摇篮时期起就把孩子们惯坏了。大人们凭自己的猜测去关心孩子，这种不利的养育方法，普遍地都把孩子培养成了身心懒散的人。一张嘴，吃的就送到手，一走路，就有跟随的人在两旁伸手保驾。还有家庭中无节制的朋友交际，宴请中谈吃谈喝的话题及唱歌等等这样的家庭教育，只会给教师教育带来困难。在学校孩子和班里许多同伴在一起，促进孩子自主性发展，由此，可以预期学校教育将获得独立的教育效果。也就是说，为了使孩子将来能够在众多的人中间活跃自如，有必要训练其不怕生。在这一点上，学校比家庭条件要优越。另外，学校适宜于友情的自然发展，在学校产生的友情，许多人毕业后也纯洁地保持着。所以，学校能够有利孩子养成最自然的社会连带意识。

重视幼儿心理教育。他在对幼儿期独特性进行深刻洞察后指出，也就是说，教育应该针对幼儿的不同年龄、不同阶段分别规定正式课程。特别要注意当孩子喜欢学习却没有进步的时候，不要让他们产生厌学情绪，应该让他们觉得学习是一件有趣的事。当孩子回答得很好时，要使他感受到被赞扬的高兴心情;当孩子回答不出教过的东西时，则要让学得很好的孩子的出色回答去激发他，使他自然地燃起学习欲望。昆体良认为，要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和兄弟、游戏伙伴共同生活，将会收到最好的效果。孩子看看伙伴，反省自己，由此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教养和知识方面的不足或长处所在。另外，由于受到长辈的表扬或收到令人高兴的奖品之类的情况，也可以促使孩子得到最好的进步。昆体良看到当时一般的富裕家庭均为孩子请家庭教师。但是，他选择教师的标准是很严格的，他要求教师应在人格与见识方面都优秀出众，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所以，他的幼儿教育论，无论是作为文明批判还是作为教育方法，都是很杰出的，从中可以看出，有许多东西是与卢梭等人的近现代教育主张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