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禁毒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的禁毒

清末民初，由于戊戌变法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政治改革，鼓吹民主共和，开启民智，对整饬社会风气，革除烟毒积弊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后，倡导新政，革除旧习，严禁烟毒。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伊始，就亲自主持颁布了《严禁鸦片通令》，“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这时期，原来势如洪水猛兽的烟害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

但为时不长，辛亥革命胜利成果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袁在掌权之初也曾于1912年3月10日颁布了《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在该律第二十一章中沿用清末《清新刑律》关于鸦片烟罪的规定。可实际上由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纷乱局面，鸦片又在全国再次泛滥。各地军阀为筹措军资，中饱私囊，采取所谓“寓禁于征”的办法，名禁实纵。规定对鸦片实行抽税公卖，按规定完税后，鸦片的运销吸食便成为合法。更有甚者，为广搜烟税，军阀还强迫农民按一定比例的土地种植罂粟，“违者严惩”，以致形成了二三十年代我国鸦片再次泛滥时，由进口变为国内自种为主的明显特征。

北洋军阀统治结束，国民党掌握政权以后，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3月10日公布《中华民国刑法》，专章规定了鸦片罪，同年还制定了《国府禁烟法》和《禁烟施行细则》等单行法规，为国民党政府厉行禁毒提供了较好的法律武器。但由于国民党政权执政后，地方势力仍然分据割治，政令不畅，吏治不清，以致法不能行，实际上仍然落入“寓禁于征”的旧套。后又变“寓禁于征”为“统运统销”，将烟税大权集中于中央。1935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对1928年旧刑法修改，颁布了新的《中华民国刑法》，所列烟罪罪种及处罚较之旧刑法和其他法规更为全面严厉，同年，国民党政府发布了《三年禁种，六年禁烟章程》。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兼任全国禁烟总监。到1940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已完成了禁烟计划。从理论上讲，禁烟计划已经完成，凡鸦片之贩运、种植、吸食皆为非法，烟税自然取消。但鸦片转入“地下”后却更加兴旺。主要原因有：1935年以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地方军阀势力依然割据称雄，互相火并吞食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各种势力时刻窥视中央大权；各级官吏又乘风作浪，舞权弄法，巧取豪夺，借禁烟敛财，有的不惜弃高官就低职，千方百计谋取缉烟职务，以致形成法令不畅，名禁暗纵。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毒化政策也是造成旧中国烟毒泛滥的重要原因。日本早年就已加入世界列强对华鸦片走私行列，据记载，1931年对华鸦片走私的外国人中，以日本为最，占23.97%。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成立伪满洲国，公开强制种植和销售鸦片。1933年，日伪当局成立鸦片专卖公署，设了32处专卖署和分署，以及奉天鸦片烟膏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专事鸦片制造和买卖。1937年以后，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由日本人控制的毒品也蔓延到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20世纪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以钱养战”的侵略政策，买卖鸦片毒品便成为实现这一政策的经济手段。到1943年春，日本政府召开专门的鸦片会议，决定以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作为生产鸦片的基地，负责整个亚洲的毒品需要。

综观旧中国烟毒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代统治政府虽颁布了禁令谕敕、法律法令，但整个禁烟斗争基于前述各种原因，实际是名存实亡，未能根本遏止毒品的蔓延泛滥势头，中华民族亿万同胞仍然饱受烟毒流害，致使国敝民凋，民众苦痛日甚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