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世界观

前人类世时期热带地区聚集在一起的果蝠。

艾尔弗雷德·埃蒙德·布雷姆，1883—1884。

并不是每个自称环境保护专家的人，都认为生物多样性应该得到完好无缺的保护。目前有一小部分，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类已经将生命世界改变到了无法补救的状态。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必须适应在一个被损毁的星球上求生存。一些持修正主义观点的人则在敦促人们接受一种极端的“人类世”世界观，即人类已经完全占领地球，幸存的野生物种和生态系统要根据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获得评判和保护。

在这样的地球生命愿景中，野生状态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就连最偏远、最与世隔绝的角落，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掺入了人为因素。在人类到来之前进化而成的大自然中的生命已经死亡或正在走向死亡。秉承这种观念的极端人士认为，也许这样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地球的命运就是被人类全部占领、全部统治，从南极到北极。地球的存在由我们决定，为我们控制。归根结底，人类才是唯一有意义的物种。

这种观点存在一丝真理。人类对地球施加的破坏强度，是其他任何单一物种都无法企及的。这场袭击过程中火力全开的阶段，用人类世的惯用说法，即“经济发展”，始于工业革命之初。最开始受到“袭击”灭绝的是体重超过10千克的哺乳动物，这些物种被统称为“大型动物群”，从旧石器时代渔猎先民的捕猎行为开始受到攻击，随后在技术创新的作用下逐步加剧。

生物多样性的退化与其说像电灯开关般由明亮变得漆黑，不如说像灯光渐暗更为贴切。随着人口逐渐增多，逐渐向世界各个地方蔓延，几乎每个地方的当地资源都会被人类消耗到极限。人类就像空降到这个星球上的怀有敌意的外星人一样，数量成倍增长，且依然在翻倍。

整个过程完全是达尔文式的，遵从无限发展和不断繁殖的路线。虽然从人类的标准来看，这一过程产生了新的美学形式，但从任何其他角度和标准来看都毫无美感可言，也许只有细菌、真菌和秃鹫会乐在其中。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在1877年写下的那样：

几代人踩踏、踟蹰、停驻；

生灵，

在贸易的烈焰下焦糊，

在辛劳的跋涉下虚无；

泥土，

带着人类的腥臭与玷污，

如今已荒芜，

穿着鞋的双足，

再无法感受大地的抚触。

生物多样性退行的进程是平行发展的。人类大斧一挥，大锅一煮，数万个物种随即陨落。我们已了解到，至少有占据世界总量10%的1000种鸟类，在波利尼西亚殖民者乘坐独木舟扫荡太平洋，在汤加的小艇抵达夏威夷、皮特克恩岛和新西兰等与世隔绝的群岛时，就渐渐消失了。来到北美地区的早期欧洲探险家发现，此地曾经非常富饶的大型动物群已经被古印第安人的弓箭和陷阱杀戮得所剩无几。这些消失的物种包括猛犸象、柱牙象、剑齿虎、巨型冰原狼、巨大的冲天鸟、体型魁梧的河狸和地栖树懒。

然而，在最为贫困的地区，绝大多数植物和小型动物，包括一向种类丰富的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都没有受到太多影响。我相信，如果可以乘坐时光机回到15000年前，给我一个网兜和一把铲子，我就能找到并认出许多种类的蝴蝶和蚂蚁。但那时的动物种群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自然保护运动虽然开展得不够及时，但幸运的是，依然拯救了动植物种群中剩下的部分。

1872年，在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缪尔（John Muir）和其他自然保护主义者和活动家的作品感召下，黄石国家公园成立了，并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形成了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政府建设的自然公园组成的巨大网络。与此同时，社会力量也在为此添砖加瓦。由大自然保护协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建立起私有保护区。自然是原始的、古老的、纯粹的，除非是为了阻断人类干预行为的侵蚀效应，否则我们不应该对大自然进行管理。诗人瓦格纳曾于1983年说过，美国的国家公园是“我们想到的最好的点子”。

保护自然的思想凭借其本身的重大意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到了21世纪初，全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绝大部分，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公园或受政府管制的自然保护区。由此可见，这一思想是成功的，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功仅是针对保护区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极度濒危的湿地孕育的物种数量是美国和欧洲自然保护区的10倍。如今，位于美洲热带地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达加斯加和非洲赤道地区的湿地已岌岌可危。根据脊椎动物数据推算，世界范围内所有这些栖息地的物种灭绝速度已经到达人类出现前的1000倍，而且还在加快。

自然保护运动的缺点在于对新型人类世意识形态的关注。支持者认为，从本质上讲，拯救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传统方法已经失败。未经开发的自然环境已不复存在，真正的荒野只存在于想象力的虚构之中。倡导人类世言论的人们所秉承的世界观与传统自然保护主义者完全不同。其中的极端主义者认为，自然界中现存的一切都应被当作商品来看待，并以这样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幸存的生物多样性最好以其对人类的利用价值为标准来进行估值，就让历史沿着那些看起来预先设定的路线继续发展下去。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地球的终极命运就是被人类化。对于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人类世本身是件好事。自然界中遗留的事物当然不是坏事，但要遵循的底线是：就连野生动物都要像其他人那样，去争取自己活下去的权利。

这样的意识形态被其支持者称为“新型保护主义”。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实操性很强的建议。首先，自然公园和保护区需要接受管理，以便令其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这里所谓的人们并非所有人，而是暗指我们这些活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的人。我们这些人用自己的当代美学眼光和个人价值观决定着一切，也决定着遥远的未来。遵从人类世指导原则的领导人，会将大自然带到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境地，而不管未来无数世代的人们能否接受。幸存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会与人类形成新型和睦关系，继续生存下去。在过去，人们是以访客的身份进入自然生态系统的，而如今，生存在被改造过的生态系统碎片之中的物种要和人类共同存在、共同生活。

人类世支持者似乎并不在乎他们的信仰如果成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恐惧，也不关注事实。其中，社会观察家兼环保主义者艾琳·克里斯特（Eileen Crist）曾这样写道：

经济增长和消费文化将继续保持其首要社会模型的地位（许多人类世倡导者都认为这一点很有必要，但还有几位态度模糊）。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被驯化了的星球上，野生状态已永远离去。那就不如将生态厄运的消极言辞按下不表，为了我们在这颗人类化星球上的未来，去接纳一种更加积极的观点。技术，包括那些风险很高的、中央化的工业规模系统，都应被视作我们的天命，甚至是我们的救世主。

马里兰大学的环境科学家厄尔·埃利斯（Erle Ellis），曾发起过势头猛烈的呼吁，旨在帮助环保主义者迎接新秩序的到来：

别再想着拯救地球了，大自然已不复存在。你生活在一个被使用过的星球上。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那就想办法自己克服一下。我们生活在人类世，这是个地球大气、岩石圈和生物圈都由人类力量所打造的地质时代。

究竟是什么样的热情在驱动着这些人类主宰者？答案就在日常生活的寻常经历中，在平日里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习语中。克里斯特的分析文章继续写道：

在生物清扫和资源剥夺的作用下，人类逐渐占领或称同化了地球：人们用尽土地，为土地注入毒素；想尽办法杀死各种生物；还将人类对上帝的恐惧注入到动物内心，让它们一看到人类，便会瑟缩、逃跑。人们还将鱼类称作“渔业”，将动物称作“牲畜”，将树木称作“木材”，将河流称作“淡水”，将山顶称作“积土”，将海岸称作“海滨”，并用这样的方式变更土地使用途径、将其他生物赶尽杀绝和商品化的投机行为视作合理合法的举动。

人类世思想的倡导者对新秩序下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个问题并非完全一无所知。英国约克大学保护生物学家克里斯·托马斯（Chris D.Thomas），从众多公开发表的彼此矛盾的文献和数据中找出证据，声称持续发展的本土物种灭绝现象会通过目前由人类在世界范围内散播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得到平衡。这位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补充将为那些生物多样性较低或被人为破坏的自然环境填补空缺。外来物种和残余本地物种之间的杂交，会令生物的外形特征和物种数量进一步增加。

托马斯提醒称，我们要记住，在上一个地质时期出现大规模物种灭绝现象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新物种的大爆发。当然，整个过程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在托马斯看来，生物多样性的进化恢复期需要500万年或更长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足够进化出好几代现代人类物种。子孙后代因此而面临的烦恼并不值得一提。而且，在托马斯看来，大量外来物种转变成为入侵物种引发的重大问题，每年在全球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无关紧要。

如果对地球上的生命遗产进行保护就是单纯将这些遗产安全的保留在原处，又会有怎样的不同意见呢？其中，呼吁力度最大的不同意见来自“新保护主义”哲学的领导人物彼得·卡瑞瓦（Peter M.Kareiva）。他曾在2014年担任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首席科学官，站在了颇具影响力的讲坛之上。他在诸多公开演讲、学术论文和科普作品中，一直充当着那些对野生物种和环境进行攻击的人们的领袖。在他看来，地球上已经不存在处于原始状态的地方。因此，那些在很久之前曾经被荒野占据的区域应该向人类开放，以便对其进行更加理性的管理，并从中获利。卡瑞瓦不支持野生状态，他向往的是“有效景观”，这个说法可能是针对“闲置景观”而提出的。由此，也令土地在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眼中更具吸引力。

但是，这种对荒野状态的攻击存在一个语源学上的错误。《美国荒野法案》（U.S.Wilderness Act）中根本找不到“原始”“未开发”之类的词。诚然，卡瑞瓦和那些与他想法一致的人也会意识到，“荒野”一词指的是尚未与人类意志相结合的无人居住地域。用自然保护学的术语来讲，“荒野”是指那些没有人类蓄意干涉，由大自然自由发展出来的大片区域，其中的生命均保持着“自我意愿”。荒野之中经常会包括零星的人类群体，尤其是那些在自然环境下生存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的土著居民。大自然与土著居民共生，并不会因此失掉其本质特征。我随后也会讲到，荒野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实体，我们不能否认其存在。

还有一些人类世乐观主义者怀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希望：他们认为，对于许多灭绝物种，只要我们能获得足够的遗留肉体组织，对其遗传代码进行构建并克隆出整个有机体，就能为它们重新注入生命。灭绝物种复活（de-extinction）的典型有旅鸽、猛犸象、澳洲袋狼。在人们的构想中，这些灭绝生物存活所需的生态系统是完好无缺的，或是可以得到重建的。每个物种都能找到与其原栖息地无异的环境。

印度巴布内斯瓦尔的一位生物技术教授苏布拉特·库玛（Subrat Kumar）曾为《自然》杂志撰写文章。他不仅笃信“灭绝物种复活”的想法，而且正在努力促成一个新的大型项目，以准备迎接诺亚时代规模的物种复苏。有些人担心，那些已经灭绝的物种会成功繁衍并扩散，像僵尸一样席卷自然界，将其他物种清扫一空。针对这样的担心，库玛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以表安慰：“我们带回来的任何物种都会接受生物工程的处理。一旦造成问题，便可轻而易举地将其铲除。”

与此同时，在流行文学领域，记者兼作家埃玛·马里斯（Emma Marris）为人们创作出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在一颗全新的智能星球上，各处花园中四散安置着半野生物种供人类利用。在她看来，我们应立即放弃“不受制约的荒野”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在美国生根发芽的想法如同“邪教”，“潜伏在自然保护组织使命宣言的背后”，而且很不幸地“充斥在自然文学作品和自然纪录片之中”。马里斯警告称，这样的荒谬思想必须得到控制。我们作为这颗星球统治者的真正角色，就是要将其生物多样性转化成为“由我们人类照料的，全球化的半野生花园”。

在我的印象中，对野生环境和神奇壮观的生物多样性熟视无睹、态度冷漠的人，常常就是那些对大自然没有多少个人体验的人。在此引用伟大的探险家兼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亨伯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颇为贴切的一种说法：“最危险的世界观，就是那些还未观察过世界之人的世界观。”这句话在他的时代是真理，在我们这个时代亦是真理。